《站台》是贾璋柯的电影，名称来自于一首歌，一首生在七十年代，长在八十年代的人一定会知道的歌。
我一直对“70后”这个概念怀有疑惑：在“文革结束”这个分水岭两边，70年代出生的人群是如此不同——76年以前就有记忆的孩子，会唱“叛徒林彪孔老二”，知道“你办事，我放心”，他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说上山下乡的事；而76年后出生的孩子，他们是与改
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他们不知道在南巡的邓爷爷之前还有个华主席——就特征上说，他们更接近80年代出生的人。这两个群体各自向前后靠拢，中间的断裂使他们不像一个年代的产物，以至于当72年出生的我在面对78年的孩子时，常常感到难于进行成长回忆的对话。
当人们谈到70后的时候，我更多的会想到76年以前出生的这一批，的确，他们才是特殊的，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没有哪一代人像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在成长期经历了那么根本的社会变动，环境的巨大改观，这对于一个人的幼年——少年时代，是如许凝重的一笔财富？抑或是负担？
在本文中，我将70后这个概念，专门定义于76年前出生乃至有记忆的群体。
贾璋柯属于这个群体，从他的作品里面，我们能看到强烈的诉说成长历程的欲望，这一代的历程由于社会生活面貌的改变频繁和幅度大而显出极高的浓度，这一特征正是它冲击贾璋柯们的情感和贾璋柯们希望用以冲击观众情感的东西：在一出电影里完成这样一种景观的呈现，想法是极为诱人的——我立刻会想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但是《霸王别姬》和《站台》的区别是：前者是用个体遭遇来投影出时代，蕴含对历史的反思；而后者更专注于表现时代作用在个体身上的影响——所有成长中的生活环境造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显然，贾璋柯在诉说过程中，全神关注的是个体的内心世界。
诉说的欲望饱含激情，然而激情有时候会导致创作的失衡：《站台》里面，一个接一个的长镜头，静止，单调，试图呈现生活朴实的原生态；而符号——那些代表性极强的歌曲、声音、政治语言，以一种和画面极不相称的跳跃，通过极高的密度给人灌输“时代”的概念。但是这些素材除了制造特定氛围，没有更深的进入情节，只不过是“噱头”，游离于人物的个性和故事之外，分散人的注意，使本就单薄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的推进变得更加轻飘。而且，就素材本身来说，以它们的精彩，本应该可以铺陈出更多的情感因素，而它们总是虚晃一枪匆匆溜过，来不及展开，草草的令人哄笑一阵而已。
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归结为想说的话太多：在贾璋柯们的回忆里，满载着太多的变迁，这些回忆穿越文革、改革初期一直到分化的现在，时代的强烈反差是最大的兴奋点，也是所有怀旧和感慨的基座，符号则是闪亮的高光——诉说的愿望根源于此。但是我觉得要在一部电影里，完整的诉说回忆并且使观看者接受某种情感，不能依赖于符号的堆砌，对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简单呈现的符号恰恰导致疏离感，如同没有“上下文”的单个句子。带领他们消除疏离、穿越陌生空间的，是普遍的情感：观众进入“假定的”角色，在想象情感的同时，才能切实的感受到属于创作者的回忆空间，这一接受过程是必需的：一出一百多分钟的电影，不能仅仅是一首抒情诗；而符号，在创作者主观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没有经历提示的观众那里，只能引发无关自身的哄笑——假如不给符号设定一层情感的指代的话。
如果说，符号的频繁使用，只是浅白的交代了一下时空，那么人物的状态，在这里也仅仅只是状态。侧重描述状态的电影有很多，但是，状态附着于故事，围绕具体事件展开，才是生动的。而《站台》的人物以及情节的建构，跟《小武》相比，相去甚远，《小武》的戏剧性冲突，情感冲突，从一开始就使故事饱含张力。而《站台》，一场接一场的戏，一个接一个的事件，人物和故事都松散，平淡。我们换个角度，即使如影片文学顾问顾铮撰文中说的它并不侧重“戏剧性”而是更为“强调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影响”，我也没有看出社会变化和人物关系进程之间的联系，在电影里，角色被动的接受着一次次的变动，仅仅作出最本能最表面的反应，描述显然是缺乏情感深度的。环境的变化和人物的状态，只是分别摆在那儿，我们知道它存在，但是，变化不构成冲击，人物的反应也不构成冲击，他们之间必然吗？有关系吗？在对此感到疑惑和索然的同时，我们还是始终找不到进入人物情感空间的理由：除了感受剧中人物沉闷的生活之外，似乎随时都可以从电影院离开。我们知道了电影想说什么，但是我们并不为之所动。
我们回头再来说说那些最体现亮点的时代的符号，就这些符号的运用来说，时空是混乱的，从第一场戏，按照顾铮文章的描述和电影的进行推算，它应该是“文工团在1979年的一次演出”，然而，我们应该知道，“火车向着韶山跑”，这首歌创作于文革中，表现的是狂热的领袖崇拜，在我的记忆中，它只可能出现在幼儿园中班即1976年前，我难以想象在1979年还有成年文工团在公开演出中表演这首歌，那一年，时代的主题已经是四个现代化和自卫反击战。如此低级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迟到》和粤语《成吉思汗》统统出现在1984年以前，符号的滥用导致时空的混乱，我看电影的时候，不时为此感到惶惑。这也许是吹毛求疵，因为在一个更年轻的人看来，这种细节不能引伸出任何记忆，但是，对于一个力求完整再现青春期回忆并为之酝酿了很久的导演来说，这样的疏漏，有点说不过去。
某些戏更让我觉得情感的不耐推敲，比如：当那群从来没见过火车的孩子看见火车时，他们挥着手欢呼追去，我认为这很荒唐，对于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的一群农村孩子来说，见到火车的第一感觉应该是震撼，外加少许自卑，而且，这列匆匆路过的火车，并不是开向他们村，而只是路过，与他们毫无关系，那种反应极快的热情似火的欢呼，动力从何而来？这场戏显然有些一厢情愿的浪漫，令人愕然。
不再停留于细节，我们回到前面的主题，70后的一批人，经历是厚厚的一本书，他们不像更老的一批那样沉重，也不像后来的人那么经历单薄，他们的经历承前启后，在最感性最单纯的年龄接触了社会的全面改变，面对这些，他们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从贾璋柯的《站台》可见一斑。
经历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是财富，人们面对自己所拥有的总是显得激动，但是，财富经不起挥霍，说故事的人，自己要先平静，才能打动别人——倾诉不是方式，创作必须从容的以想象力展开。我们从《站台》看到了了一个经历了诸多沿途风景的人，他要诉说，有点急速，有点慌不择言。我相信无论对于贾璋柯自己，还是对于他身后的这个群体，《站台》有些仓促，关于这一切的回顾和表达刚刚开始。
顾小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