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帅又回来了。
3月18日起，《马大帅2》在央视8套黄金时段播出。VCD影碟的提前上市并没有影响收视率的高开:《马大帅2》的第一、二集高达14.73%，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说，播出一周以来，收视率“令人满意”。
收视率“令人满意”，观众却似乎不太满意。不同于《马大帅1》的一片赞扬，在报纸、网络等各种渠道，《马大帅2》惹起了种种争议。这争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赵本山在续集中对人物形象的改动。
续集难做，这是影视创作中的通病。可以看出，赵本山力图让《马大帅2》成为一部好看的续集。为此，赵本山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在解释人物和情节的剧烈变动时，他说，他想反映的是，农民进城以后该怎么办？
农民进城以后该怎么办？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根据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改编的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农民陈奂生进城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巧遇地委书记，住上了高级招待所。陈奂生问，多少钱一晚上？书记说:五块钱。陈奂生立即在沙发上跳了几下，他说，五块钱值。当年，高晓声认为，写这篇小说，是要促使大家对于“农民心态”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回家”几乎是所有进城农民无法逃避的宿命。陈奂生回家了;《人生》里的高加林也回家了;《外来妹》里的那个被机器轧断手臂的打工妹也回家了;不回家的农民呢？在所有的影视作品里，“不回家”的农民都被塑造为成功人士:他们获得了财富和地位，当然，相应的，作为代价，他们放弃了原有的价值观念。比如《外来妹》中的小云。
而马大帅是无法放弃原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马大帅》之所以不是《姐妹》或者《民工》，就在于赵本山自己是一个农民。不同于文人们对于农民进城的漫画式的描写和那些农民在城市中如何获得财富的浪漫想象;赵本山用东北方言诚实地替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农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个朴实农民为了寻找自己逃婚的女儿进入城市，他投不成亲，靠不了友，付不起账，睡不起旅馆，被骗、被关、被驱逐;为了生存，他搓过澡、要过账、跑过外卖、陪过聊、哭过丧、当过拳击靶子——而在这些寸步难行的城市历险中，赵本山以一个农民的视角传达了农民对城市扭曲生态的批判和嘲讽:霸道的警察，退休后心理落差的干部，有了钱可以找人来陪儿子练拳击的大款……
在这个意义上，《马大帅》弥补了中国影视作品中自“三毛流浪记”之后“流浪汉”形象的空白。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流浪汉”一直都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们在世间游走，以旁观者的视角和游吟诗人般的敏锐对现世进行描述、嘲讽和反思。他们的任务是揭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淘金记》、《流浪汉与卖花女》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
而这些在《马大帅2》中都不复存在。赵本山自己解释说，批判意识的减弱是因为批评难做。批评固然难做，问题的重点在于第二部中，留在了这个城市的马大帅不再是一个游吟诗人，一个旁观者，而是身在其中，他要用他农民的逻辑去解决城市里的种种问题。所以，一出场的马大帅就是扭曲的，他不再是那个初入城市的质朴的农村艺人，他装腔作势地想符合一个城市里的“教育家”的身份;他可笑、滑稽、固执、专制，成为一个没有基本卫生概念而让自己的学校发生集体中毒的校长，一个逼迫自己女儿打掉孩子的父亲，一个不给妻子分辩的机会而令她离家出走的丈夫，失去了那个幽默坚韧的马大帅的可爱。
赵本山无疑是想把进入城市的马大帅塑造成一个征服城市的英雄，为此他比任何时候都突出马大帅的“能耐”:马大帅身边的人，从玉芬到文人王彬，都在异口同声地说“马校长可有能耐了！”马大帅“能耐”地拿到了按道理拿不到的“办学许可证”、“能耐”地让剃着光头的城市知识女性宁静爱上了他;“能耐”地在失明之后还能“迅速”地办起“盲人按摩所”:一个在第一部中对改变环境无能为力只能与亲人朋友苦中作乐的喜剧平民在第二部中变成了一个将城市捏在手掌之中却对亲人朋友无能为力的悲剧英雄。赵本山自己显然无法对这个转变自圆其说。因此，在最后几集，他不得不让马大帅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地位。并不惜用最滥俗的情节剧桥段来推动剧情:小翠自杀、吴总良心发现、马大帅忽然复明……“农民进城之后该怎样？”对于自己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赵本山来说，他显然无法让自己的人物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捉襟见肘之中，我们更加怀念那个在城市中漫游流浪的马大帅。记者◎马戎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