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随着身在柏林的陈凯歌痛斥他为“无耻”、“不道德”，并扬言要开足法律的马力来起诉他，胡戈一夕之间成为一个需要“被捍卫”的人物。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胡戈只是一个心智机巧、具有“技术幽默”的音频制作者，他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自娱且娱人，虽然无意间解构了电影《无极》的“无极世界”，也无意间解构了陈凯歌建筑起来的文化商业帝国，但是，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需要被捍卫是因为有了被围困和被压迫，使这个1974年生人成为近段时间人们热议的反权威偶像的，正是陈凯歌权威
主义的拿腔拿调。可以说，正是陈凯歌的反应，酿成了从《馒头血案》演化成惊天官司这一公共事件。
从《无极》电影上映到《馒头血案》在网络传播，再到陈凯歌冲冠一怒进而即将引发出一场官司，成为事件线索的，始终是一个不停发酵的“馒头”：《无极》中做工简单甚至穿帮“露馅”的馒头，竟然演绎了一场有关自由、命运和爱情的大探讨，也成就了一个狭隘到内心黑暗的“无欢”；《馒头血案》中作为“血案”侦探片证据的“馒头”，演绎出一场对陈凯歌所营造的“崇高”的躲避；在随后一触即发的侵权官司中，有可能在中国上海或者北京的某个法庭上，前两个“馒头”将再次无辜地被拿出来举证。“馒头”从烹制到发酵再到变馊，一个无辜的馒头为何要经过如此漫长的热闹之旅？案情扑朔迷离，公道自在人心。有人把年末岁初的这一因馒头而四处张扬的事件，归结为是从“无极”、“无聊”到“无耻”的三个演进阶段——无极世界的莫名虚空带来了观众对其“无聊”的指斥，胡戈用这个无聊的故事进行了一番重新演绎，在普罗大众大叫“有趣”的时候，陈凯歌却极为不爽地高调出来斥骂胡戈为“无耻”，结果更多的普罗大众通过互联网，又将“无耻”、“无行”的帽子回戴到陈凯歌的头上。
无辜的馒头何其不幸！本该是天真无邪聊博一笑的胡戈作品，本只是对看《无极》后甚感郁闷和失望的大众的一个小小补偿，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对当今电影“权威”的小小捉弄，却最终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
正如同馒头本来只是我们生活中的果腹之物，却无端地被引进到一个鸿蒙大荒的无极世界中一样，馒头的冤屈向谁申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馒头”本来不足以支撑起陈凯歌的“无极世界”，陈凯歌把玩一个“馒头”，应该玩不出曹雪芹把玩一块“石头”进而写出《石头记》(红楼梦)那样的高明。胡戈小兄弟把馒头重新引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那个生活就是由讨工钱的民工、城管队和警察以及骗你钱财的“谈判专家”组成的真实的生活)，还馒头以清白无辜的本来面目，然而，陈凯歌不答应，他要可怜的“馒头”呆在虚构的无极世界中，现在又要可怜的“馒头”来到这个当下中国真实的权力世界中来。夫复何言，馒头生不逢时。
与当下真实的道德世界一样，无极世界其实也是一个道德世界，是一个经过陈凯歌“精心”构筑的道德世界。在前一个世界中，自由、爱情这些本来美好的东西，被大量美仑美奂的器物、场景所掩盖，一个远离生活的无极世界，一个故作高深的叙述套路，被抬高和放大。陈凯歌明显表现出审美上的疲乏，却强制要求人们去认可，去推崇，如果你还满头雾水，那么他就可以表现出他的艺术优越感：“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穿”，你没看懂那是因为你没有站在我的高度；在后一个世界里，陈凯歌的棒子抡挥得就更娴熟了。在《无极》上映之前，陈凯歌曾被电视主持人问道“假如电影没有你预想的成功”，他竟当面表示：“你这个问题很不友好。”甚乃有报章批评《无极》，剧方竟然致电要求该报道歉。倘若一个作品只能叫好不能叫坏，倘若一个人只能对他三呼万岁，那么他将是何等人？
之所以培养出了这种道德优势感，是陈凯歌等大导演拥有与强大的权力结盟的关系。陈凯歌及张艺谋至少拥有两层权力的鼎力支持：文化权力和商业权力。在这个一切都返诸平凡的时代，他们似乎成了中国文化或文艺的阐释人，天地万物备于一身，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代表中国的发言权。在中国经济崛起试图走向世界之时，“文化输出”正成为昭示泱泱大国之鼎盛气象的有力标志。文化立国乃至文化输出确实是需要的，但奈何文化的生长并不像GDP那样可以凭借劳动密集型而获得，且也不仅仅是单纯地以奥斯卡奖为标准。在《无极》上映之前，央视《新闻联播》竟赫然预告，《无极》将“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奖评选(那时今年的奥斯卡奖评选根本还未启动)。自从李安的《卧虎藏龙》在2001年获奖，两个本土中国文化代言人竞相趋之，认为凭借《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这些“中国功夫”，再加跨语境式的包装，然后运用国际化的商业运作，就可以为中国文化和其本人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然而，无论它是否获得艺术上或商业上的成功，断然与文化输出和文化信心没有多大关系。
无需赘言，不管是自封还是从官方到民间的一味加封，张艺谋、陈凯歌俨然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文化领袖，他们的文化权力自然可以在万众仰慕中进行贩卖和兜售，文化权力与商业权力相结合，不仅可以左右通吃、畅行无阻，而且可以获得道德优势，并以此傲视他人。
必须肯定，陈凯歌在历史感方面，确实超越于他的同学张艺谋。我们敬重导演出《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因为他那时触摸到了真实的中国历史；我们尊重导演出《刺秦》的陈凯歌，因为他险些再次触及了中国文化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但是我们有权力不喜欢导演出《无极》的陈凯歌，本来我们打算尊重他，虽然他假、大、空地进行新一轮的“宏大叙事”，有恶劣的示范效果；我们本来打算理解他，因为资本的“满神”控制着他，他也不过是一个想加速奔跑可永远也无法赶上光速的昆仑奴，但是，如果他要我们去顶礼膜拜，甚至要搞到我们“道路以目”的程度，那我们就有了展现出我们好恶的权力。
《馒头血案》的制造者胡戈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中人，他作为一个电影商品的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一起，组成了陈凯歌电影的庞大买方市场。在中国行政命令式的团购买单只保留在少量主旋律电影市场的时候，正是他们这些电影观众像投票一样，充当了电影世界中“自由的选民”。他们可以用平时换馒头的钱来选择看谁或者不看谁，也可以拥有失望后暗地里“腹议”或者公开里抨击的权利。至于胡戈的“恶搞”，其是否侵权自然有待法律作为最后的裁决人，但是至少他用他的天才、睿智与创意，轻易地洞穿了陈凯歌的“鲜花盔甲”， 它证明了普罗大众不是“庸众”，那种只准别人欢呼不准别人非议的道德君主，即便在法律世界中赢得了胜诉，又何尝不会成为下一个“无欢”？文/何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