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处查看全部娱乐图片
台上在唱歌的似乎不是朱哲琴(blog)本人，而是躲在她体内的某个他者。
现场朱哲琴：我只是神手中的一件乐器
从1997年第二张唱片《央金玛》之后，九年未出新作的朱哲琴，终于带着一张《七日谈》重回乐坛。7月30日，朱哲琴再次站在北京的舞台上，状态奇佳，久违的天籁之声，非但
灵性不减，甚至比《阿姐鼓》时代更加绚烂夺人。
日后追数2006年度最佳音乐现场时，在星光音乐厅举办的这场朱哲琴复出小型个唱，无疑将会忝列其中。音响效果应该是北京目前演出场地中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现场乐手分别来自加拿大几个不同乐团，“爵士二胡”高韶青、木管RON KORB等，都是北美著名的独奏音乐家。
在迷茫的开场曲《云钟》中，顶着一脑袋彩色墩布条，身上套了一袭白蚊帐的朱哲琴出场。这套行头，要是换成个偶像派肯定死的心都有了，但被朱穿出来，居然有一丝惊艳。她先是坐在一个放倒的大音箱上，隐忍地歌唱，慢慢地进入状态，然后她站起来，声音和肢体开始舞动，释放出不属于这个种族的惊人的爆发力。人们发现，以难唱著称的朱哲琴的音乐里，颇有不少像《卓玛的卓玛》、《笛威辛亢，纽威辛亢》这样节奏激越，旋律清晰，很适合现场演唱的歌曲，包括新专辑中那首有些诡异之气的《不翼而飞》。
朱的声音太自然，没有一点勉为其难，看不到技巧的痕迹。那声音里有一种力量，就算你完全听不出词，也能被搞得热泪盈眶。有好几个刹那，恍然觉得台上在发声的绝对不是朱哲琴本人，而是躲在她体内的某个他者。
中途朱哲琴换了一顶粉蚊帐再上来，鞋脱了，光着脚丫。大量随性的未经设计的舞蹈，满舞台跳房子般欢纵的身影，使人很难把她跟一个“奔四”的中国妇女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个一倏忽就离开九年的精灵，仿佛有着漠视时间的特权。
此时身后的大屏幕正放着她去克什米尔游历的画面，一个镜头是她鬓边插了朵大黄花，靠在贫民窟的破帐篷上忘情歌唱。对照舞台上的这个人，让人不禁想，只要这个身体里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眼睛里能放出这样的光彩，哪怕是60岁老妇的面孔，又有何妨？
返场的时候，还是唱了《阿姐鼓》，这么多年，朱哲琴应该学会在面对听众的时候跟《阿姐鼓》共存，就像崔健必须学会跟《一无所有》共存一样。第二次返场，朱突然有了新的主张，“我唱一首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听过的歌吧，连我自己都没听过的……我给你们即兴。”于是接下来这个长达5分钟的即兴段落，成为当晚演出的菁华。
朱哲琴整晚的表现够天才，也够自恋，当真是“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朱说九年间她自己几乎从不练声，而且从小就不爱听别人练声。至于被人美为“天籁”的声音是从何而来，朱用了印度音乐大师拉维·香卡的一句话：“不要赞美我，我只是神手中的一件乐器。”
也许她还在迷茫，但这不能妨碍她飞翔。
对话朱哲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
如果说，在中国当代乐坛有一位世界级女歌手的话，那就是朱哲琴了。1995年，朱哲琴《阿姐鼓》发行，当年大热，在以后年月里，这张唱片在全世界取得100万张的正版销量，一举将朱哲琴和中国当代音乐推向了世界。1997年，第二张唱片《央金玛》出世，MTV电视台向全球81个国家24小时不间断同步首播了其中的两首歌曲。对于始终在生存边缘浮沉的内地新生音乐，朱哲琴和《阿姐鼓》的成功路径堪称奇迹，十余年来无人复制，更无法超越。
如今，与朱同时代出道的女歌手大都早已息养幕后，朱的退隐似乎也足够顺理成章，因为作为一个歌手的她应有尽有：金钱、奖项、个唱，甚至中国流行音乐史册上的地位。然而，在这个夏天，她又携全新专辑冒险复出，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新作《七日谈》的创作大约从6年前陆续展开，8月3日，当记者面对朱哲琴的时候，发现眼前这个人正像一位孕育6年始获婴儿的产妇，虚弱、亢奋而光荣。
“我不落入任何人的期望之中。”
“来想象一个人的十年会怎样？足够让许多选择发生，许多人事来往。”如歌里唱的，朱哲琴从大众视野中隐匿掉的近十年，让人充满了猜测和浮想。
周刊：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你究竟在哪里？做些什么？
朱：我居住在加拿大。这十年里我积累，游历，觉悟，修行。我不专门练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周刊：如何解释你的觉悟和修行？
朱：每经历一个事件，一个过程，都可以是一次修行和觉悟。譬如这张《七日谈》。事实上，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录好了其中的3首小样，后来不断有曲子选进来，不满意又拿出去，唱片整体的框架是在3年前搭好的。当这张东西最终完成的时候，我又经历了一次觉悟。
周刊：只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慢？
朱：是，很慢。
周刊：不着急吗？
朱：你总要做完啊。我看见无数的人天天在晚会上唱新歌，那就唱吧。但我既不愿意参与制造垃圾，也不愿意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参加活动，而不是带来作品。
周刊：不管怎么说，9年的时间7首歌，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创造力的低落？
朱：如果你这么认为也可以啊。但我觉得这等待是值得的，总之听音乐吧。
周刊：这次还是跟何训田合作，在漫长的等待中有没有想过尝试其他的合作者？
朱：其实任何人我都可以合作，我这儿唯一的标准就是用作品说话。现在看到的似乎是我只跟何训田合作，但这是个结果，不是我们的初衷。如果有1万个何训田也能写同样适合我的歌，我也会跟他们合作。但没有人写那样的东西。
周刊：很多有才华的女歌手都会自己写歌，你觉得在何训田面前，自身的创造力是否受到压抑？
朱：不是的。我的合作人确实很强，我在创作方面也比较谨慎，但正是何训田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创作。这张《七日谈》，他写好了6首，然后逼迫我创作了最后一首。他说，这首歌必须你来写，不然就空着。
周刊：你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寻找，想找到超越西藏的东西？
朱：我根本不是想超越西藏，我现在的创作和西藏完全没关系。西藏那个东西我已经完成了，那个作品很好，永远都很好，但那只是我两三年间的状态。我是一个自由创作的自由人，我从未故意去摆脱什么，我渴望心灵的自由，而不落入任何人的期望之中。我觉得很多判断都是人们强加给我的。
周刊：换种说法，你在找新的东西？
朱：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出来我想我就可以结束了，可以退休了。
(简要描述《七日谈》是这样的：7首歌曲暗合7天创世，歌词充满东方哲思，音乐“泛亚洲”。记者从唱片的发行方创盟音乐那里知道，对这张唱片的内容和风格，他们没有介入任何的策划。他们拿到的，就是朱哲琴和何训田录好的一个成品。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的商业体系里还存在着真正自由的声音，应该就是如此了。)
“这是一部严肃的纪录片。”
事实上，创盟对朱的“包装”不是没有，但方式却很特别：送她去国外旅行，还拍了部片回来。在即将发行的这套售价120元的“文化产品”里，包括《七日谈》音乐专辑，朱哲琴去克什米尔、印度等地旅行的纪录片DVD《声音的漫游》，以及一本摄影集。
4年前，朱哲琴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及凤凰卫视的摄影机下走进过非洲，这次是她的旅行第二次被以影像的方式记录，她自任导演，另一位导演兼摄影师是曾获得过奥斯卡纪录片奖的ROSS KAUFFMAN。
周刊：你怎么邀请到KAUFFMAN？他是你私人的朋友？
朱：不是。他接受邀请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而且要去的大部分地方他没有去过。在开始拍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能记录什么。我跟他说，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发现。如果在这一程我们没有发现到任何东西，那好，这就是没有发现的一程。
周刊：你给人的感觉比较独来独往，不像是喜欢被拍照或摄像的样子。
朱：是的，原来我也挺担心的。以前我跟中央台去走进非洲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摄影机在里面，总是要求你做这做那的时候，我觉得很难。那时候我就设想我不能够再跟摄影队。没想到这次我跟KAUFFMAN从第一天开始，这种障碍就不存在。我问他你希望我怎么样，他从来都是说“Do whatever you like.”所以我很快就不太察觉他的存在。
周刊：现在片子已经剪出来了，你发现它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朱：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发现之旅，随着心和声音。但刚才剪片的导演告诉我：“这是一部严肃的纪录片。”
“原来我觉得受禁锢的感觉很强烈，现在我觉得没有。”
周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世界各地游历，对你来说，唱歌和旅行的关系是什么？
朱：唱歌使我能更远地旅行。但是即使我不唱歌，我还是会去当个旅行家。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想看这个世界。
周刊：周游世界这样的梦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但事实是，你没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就没办法做到。
朱：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如果你真的想。但就是很难迈出第一步。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知道一点都不难。
周刊：你觉得《阿姐鼓》是你的第一步吗？
朱：我觉得不是，大奖赛后离开北京是我的第一步。如果当时我没有迈开那一步，离开那些人们都说好的东西，我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1990年，朱哲琴获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亚军，成名后曾在北京经历过短暂的走穴生涯。)
我从来不在乎人们都说好，或者都说不好的东西，我永远不能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人，不，现在也能理解了，这是差别，可能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
周刊：如果没有走唱歌这条路，你如何实现你周游世界的梦想？
朱：我可能会去当教师，到世界各地讲学，或者当一个导游。
周刊：对你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肯定对受禁锢的感受强烈，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受禁锢？
朱：原来我觉得受禁锢的感觉很强烈，现在我觉得没有。
周刊：在你突破了某一个壳之后？
朱：我觉得很多禁锢是表象的，那些东西，是世界上本该有的。当你把全世界想象成你脑子里的那样，你就觉得那些是禁锢。那儿有条河，那条河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你碰到它，那好，你就游过去，或者你造一个船过去，其实那条河本身并没有妨碍你的自由。没有什么是天然的障碍，这只是构成生活的内容。
“我随时等待着这种时刻的来临。”
周刊：在你旅行过的这么多地方中，说实话有没有一处带给你的体验和感悟超过西藏？
朱：我不做比较，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很少去用这个比较那个，这不是我的思维方法。
周刊：据我所知在一些藏地的活佛录的介绍他们寺庙的声音资料里都不约而同地用了《阿姐鼓》做背景，不知道你对西藏和藏传佛教有没有特殊的感情？
朱：我有很多朋友是活佛或其他的宗教领袖，我跟他们有非常好的交情，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我关心的是所有这些头衔之后实质性的东西，这个人是不是平和，有爱念。
周刊：你的很多歌，包括这次的《七日谈》，充满了宗教意味，其中很多是和佛教有关的，你本人信佛吗？
朱：不信佛，我也不信任何具体的宗教。但是我承认每次听见颂经的声音，都会被那些信徒感动。那些像孩子一样无助，乞求爱和宽容的人们。相对于某种宗教，我对在它的框架之下活着的那些生灵，更有感情。
(在旅行中，在跟不同宗教的音乐家碰撞的过程中，朱哲琴越来越多地尝试即兴，而即兴唱出来的东西往往令自己惊讶，她说这也是她本次四国之旅的一大收获。)
周刊：你说自己是“神手中的一件乐器”，是不是时常有一种被选中的感觉？
朱：是的。
周刊：这时候是欣喜还是害怕？
朱：从来不害怕，只觉得欣喜。而且我随时等待着这种时刻的来临。
“DA-DA-WA是什么意思？”
7月30日朱哲琴演唱会上，朱返场唱《阿姐鼓》后暂回后台，乐队成员还留在台上，这时木管演奏家RON KORB开始有节奏地呼喊“DA-DA-WA”，他冲台下热切地挥手，希望观众能跟他一起喊女主角再次上台。台下的人们面面相觑，互相问“他在喊什么？”“DA-DA-WA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朱哲琴的名字。”沉默片刻后，观众席里开始有人喊“朱哲琴——”，但大部分人还是茫然，不知该喊什么，于是只有坐在那干鼓掌。
朱哲琴解释说，DADAWA(达达娃)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的，由“达娃”和“达达”两个词组成。“达娃”是藏语里月亮的意思，“达达”取自她喜爱的达达主义。她说，在国外，人们只知道DADAWA，不知道朱哲琴。
周刊：现在国内的朋友怎么称呼你？
朱：小时侯的同学叫我哲琴，现在的朋友都叫我达达娃。
周刊：你自己希望被称作DADAWA还是朱哲琴呢？
朱：无所谓，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本来就是一个人。
周刊：听说去年你只在加拿大呆了一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面旅行。现在你认为哪里是你的家？加拿大还是中国？
朱：在加拿大，有身体回家的感觉，在中国，有心回家的感觉。
周刊：身心分开的感觉不苦吗？
朱：没有呀，我觉得挺好。
周刊：有人觉得你的《七日谈》，标题和内容是两张皮，你怎么看？
朱：我觉得这是断章取义。在7天历法的模式下，我们现在全世界都生活在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框架下面，但我里面的每一首歌，每一天都渗透了东方的精神和感悟。
(《七日谈》中有两首极易在第一时间给人留下印象的歌，一首是《不翼而飞》，关于丢失，一首是《夕阳西下》，关于寻找。或许，在“宇宙性”、“泛亚洲”等关于这张唱片的吓人概念之外，它也可以是个关于“丢失和寻找”的简单寓言。
到目前为止，唱片和纪录片都只是在小范围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给人的感受都不能用轻松来形容。正如在随意的表象背后，朱哲琴其实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有着理工科思维线条的音乐家、旅行者。而她的旅行比她的音乐更严肃，甚至带着某种使命感。在亲自撰写的影片旁白中，她自问：“我该做些什么？我该唱些什么？”这是只有她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
也许她还在迷茫，但这不能妨碍她飞翔。正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 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本刊记者/曹红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