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获得了刚刚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正在广州上映但票房惨淡的《马背上的法庭》获得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影片大奖。然而，我们却在这个众多人喜悦的时刻，写下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标题。写下这样的标题其实是非常无奈的。我们自己的电影，为什么是靠一个外国电影节来保护？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出入只在于我们不仅需要威尼斯电影节的保护，我们还需要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的保护，除了这些国际A级的电影节，甚至连西班牙、瑞士、加拿大的非国际A级电影节，都能成为“
中国电影”的救命草。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的所说的“中国电影”。中国当下的电影类型，大可归为三类，一类是直接奔着观众口袋里的钱去的“大片”，一类是冲着金鸡百花和华表奖去的“形象片”，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表中国电影国际形象和艺术水准，投资不大，在国内“注定”没有市场的(由制度、发行投入以及影院经营者的市场触觉注定)，而艺术成就颇高的“小电影”。大片和形象片都有自己的门道，前者什么都大，大就可以吸引人，所以一边被大骂一边挣大钱；后者是有成绩就好，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钱赚。要数这些“小电影”处境最难，目前只能靠外国电影节的保护生存。
只有在这些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参赛、获奖，这些电影才有可能卖出海外的版权，为投资人收入成本(据了解，在拿到金狮奖后《三峡好人》已经迅速签下法国、日本、巴西、比利时、荷兰的海外版权)，投资人才会有可能继续投资这样的电影，这些电影人才不至于自生自灭；这样的电影如果不在国际上得奖，在中国内地连上映的机会都难以获得。而即便是上映了，也不敢奢望会有很多票房回报。正如贾樟柯在《三峡好人》威尼斯获奖后接受本报采访时(详见今日B03版)，表现出的对中国内地市场的清醒认识：“希望比《世界》多一点观众来看吧，我不会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是希望在国内能有一个多元的电影市场环境，给艺术电影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
不参赛、得奖，不借助这些国际大奖实现电影的商业目的，基本上就等于断送了这些导演的拍片机会。虽然最近几年中国每年都出一两部亿元大片，实现着中国电影账面及人面上的风光，但毕竟那样的大导演和大制作仍属少数，更多的是贾樟柯这样的“小导演”，拍着他们理想的“小电影”。在大导演纷纷改拍大怕之后，如果没有了这些“小导演”的“小电影”参加国际评奖，没有国外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垂青，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以及中国电影自身的创造力，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也就是说，这些海外的电影节，无形中成了“中国电影”的一股动力。
关于国际性电影界对中国电影的保护，贾樟柯获奖后接受采访的一些阐述应该更能说明问题，“这个鼓励不仅是对我个人，也是对每一个年轻导演的。”威尼斯电影节对我们的每一个年轻导演都有鼓励，而我们自己对年轻导演又有什么鼓励呢？我们只有不成文的规则在中国电影月里保护大导演们的大片，但却没有制度保护我们的小导演的小电影。“第三次提名金狮，在这十年里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自己的方法和道路，我认为这个奖项会让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电影理想。”威尼斯电影节，这个意大利的电影节坚定了我们的电影人的电影理想，我们自己呢？只听说有人放弃了电影理想，有人被扼杀了电影理想，我们有什么能坚定这些人的电影理想吗？“这真的是对我们中国电影一个特别大的鼓励。而且现在我们中国电影正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一鼓励更能让我们从多元化的角度思考电影。”看吧，连电影多元化这样的常识问题，都需要外国的电影节来给我们启发和鼓励了，这是我们的自豪还是悲哀？
-本报娱乐评论员 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