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香港导演的流向(2)

　　杜琪峰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业内同行的认可。北京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评价说：“杜导研究过很多内地电影，包括在内地评价比较好的电影。这种研究总是隔着的，因为如果没有内地文化的积淀，你的研究我觉得都是隔靴搔痒的感觉。”很多朋友劝张昭不要做这部电影，因为它是“夹生饭”，就像徐克的《七剑》，丢失了原有风格，也没能讨到内地观众的好。张昭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要做的不是摘桃派，而是种树的人。“有人经历水土不服，仍然生存下来，就是强者，不然你走不过这段水。”在他看来，不仅杜琪峰，绝大部分香港地区的导演都不得不度过这段阵痛期，徐克、吴宇森、陈可辛、林岭东、刘镇伟……他们小马过河又壮士断腕般地决绝。徐克的《女人不坏》、《迷离》，吴宇森的《赤壁》，陈可辛的《投名状》，他们与过去告别，如果试水成功，眼前豁然开朗。失败了呢？用高军的话来说，“他们在交学费”。这个学费或许代价高昂，但他们以为值得。既然迟早要转型，为什么要和自己的未来过不去呢？张昭说：“导演的流向是现实，这是必然的。”

　　关于港片的黄金时代，他们喜欢举这个例子：郑裕玲外号“郑九组”，一天跑9个摄影棚。高强度的透支之后是加倍萎缩，这个萎缩有赤裸裸的数据证明：1992年，周星驰()的《审死官()》香港票房是4900万元，1999年他的《千王之王2000()》收入1900万元，这还没有计入通货膨胀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