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已经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就像炒股热弥漫时每个人都在谈论股票一样。”“胡同台妹”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代班邮差阿嘉、老邮差茂伯、日本女孩友子、机车修理工人水蛙等，为了日本歌手中孝介的台湾演唱会而相聚、争吵，最后终于上演了完美而充满深情的演出的故事。其中穿插了阿嘉和友子的爱情以及一场穿越60年的爱恋——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台日籍教师随日军撤退时遗弃了相约私奔的女友，归日途中，他将爱意和悔意化为文字，但信件直到去世才被其女儿代为寄出。

　　在“胡同台妹”看来，《海角七号》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诉说了小人物闷头努力，富有乐天精神，期盼生命与生活奇迹的所有人共同的情感与梦想。“台湾这几年经济不好，政治纷扰，但人民的勤恳努力与单纯朴素从未改变。《海角七号》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胡同台妹”说。

　　尽管有人被影片中台湾普通百姓的幽默和坚持所感动，但也有人提出，贯穿《海角七号》全剧的，是七封迟到了60年的情书。这一日本元素，成为这部影片受到抨击的一个靶子。

　　导演：观众有各自的价值

　　而《海角七号》受到王丰抨击的另一点，则是其对“台湾意识”的凸显。王丰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再一次强调了他在博客中的观点：台湾最宝贵的是中国文化的遗产，所谓“台湾意识”、“台湾精神”，不过是“台独”病毒的转型。

　　虽然电影一开始的日语台词，也让“胡同台妹”有点不舒服，但她一再表示，《海角七号》与“台独”、日本遗毒毫无瓜葛，她接触的很多台湾人，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电影，包括她对日本有种“前置的仇恨”的父母。

　　“导演魏德圣在拍这部片子时，穷到要抵押房产，要借钱完成拍摄，甚至最后日军撤离的那场戏人很少，导演连群众演员都请不起，哪里还顾得上在其中植入政治隐喻？”“胡同台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而在本月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导演魏德圣被问及在设计电影时是否有“政治”构想，他说：“这是观众的延伸。我是用舒服的态度面对，观众看了电影有各自的感触与共鸣，就拥有各自的故事，这是好事，是他们所获得的价值。”

　　“批判媚日并不是仇日”

　　事实上，这场争论在台湾已经告一段落。当本报记者打通王丰的电话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可以不谈这部电影以及围绕它的一些争论，而谈谈电影之外的社会问题吗？”电话那头的他，无论是语气还是用词，都非常理智和谨慎，丝毫没有将电影斥之为“大毒草”时的激扬。

　　“事实上，我不是批判这部电影，我批判的只是台湾人媚日的情结。在读博士班时，我曾经在讨论课上问过一位老师，也问班上的同学：为什么台湾被日本高压统治了51年，许多台湾人竟然没有‘后殖民意识’，台湾人为什么不懂得恨日本人，却去恨自己的祖国？我不懂！老师也解答不出这个问题。”在说这话时，王丰才显出一丝激动。而在博客中，王丰时常流露出对祖国的热爱。

　　他并不知道，在大陆的网络上，“大毒草”之争已经引发热烈讨论。年轻人聚焦的豆瓣网“海角七号”论坛里，有位网友将王丰的博客地址贴了上去，很快就得到了近百条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