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影片《万家灯火》，吴茵（左）与上官云珠。

　　孙渝烽

　　这是1990年夏天的事情。要不是南昌电影研究所张刚导演的一再要求，我肯定不会去惊动81岁高龄的吴茵老师，请她出山参加拍摄张刚的第12部阿满喜剧《面目全非》。

　　张刚为什么非盯着我去说服吴茵老师呢？因为我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则小故事：

　　“文革”期间红卫兵可以免费大串联，北京有一帮中学生造反派来到上海，结伙冲到好多上海名人家里去敲打砸抢。当时我们海燕电影制片厂的红卫兵组织为了保护老演员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几个住在演员剧团的年轻演员负责保护周边几位演员。如遇到有红卫兵到他们家中去搞批斗、打砸抢，我们就出面进行保护。只要一接到电话，我们几个就骑车过去了。我们先后去过好几家：复兴路的秦怡家，延庆路的高博家，武康大楼的孙道临家。有一天晚上我们接到吴茵老师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有北京红卫兵冲到吴茵老师家里了。我们几个赶快骑上自行车来到武康大楼。十几个北京的红卫兵小家伙已把吴茵老师家翻得乱七八糟，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抢一个毛主席像章，吴茵老师哀求道：“请你们把这块像章留下，这是我参加文代会发的纪念品。”一个小家伙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老右派，你也配戴毛主席金质像章？”当时我们去了四个人，演员李兰发大吼一声：“住手！”并且一把抢过像章。“你们干什么，抢东西，什么造反派！”十几个小家伙被震住了，回头一看，四个佩有红袖标的彪形大汉：李兰发，徐俊杰，达式彪和我。趁小家伙发蒙之际，我把跪在地上的吴茵老师和她的丈夫孟君谋扶了起来。

　　小家伙又来那一套，手插着腰：“报出身！”

　　李兰发大声说道：“我们是上海电影厂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们都是三代工人阶级出身。你们太不守法了，私闯民宅，有什么事情到厂里来解决，快走，快走！”

　　就这样我们把这帮小家伙哄走了，又帮着把吴茵老师家的柜子、橱、大箱子复原，整理干净才离开。这个事情让我们和吴茵老师结下一段情谊。后来我从演员剧团调到译制厂去工作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好几次开会，吴茵老师见到我总让我去她家玩，又告诉我新家的地址。我怕打扰她，一直也没有好意思去拜访她。

　　张刚知道我和吴茵老师有这一段故事，所以非让我帮着说服吴茵老师出山参加他这部新片，演他的母亲。我提前把剧本送去了。那天我带着张刚去拜访吴茵老师。

　　我向吴茵老师介绍了张刚：南昌电影研究所所长、独立制片人，不属于任何电影厂。自编、自导、自演，已经拍摄了11部阿满系列喜剧影片。这次筹拍《啼笑皆非》，他主演阿满，想请她演阿满的妈妈，是个亮眼瞎老太。

　　吴茵老师是个倔脾气，也很率直：“独立制版，个体户。我不和‘皮包公司’合作。我年老体弱，两腿病残，拍戏有困难，何况去南昌更不行。小孙，请张导另外找合适的人选吧！”

　　张刚急着说：“您放心，不用您出上海，我把摄制组拉到上海来拍，在郊区找个合适的农舍。您精神很好，不像八十高龄的老人，肯定行。”

　　“你拍的是阿满喜剧，我不会演喜剧，没有喜剧细胞。”

　　“那您的《乌鸦与麻雀》是怎么演的？”这句话把她问住了。

　　张刚接着说：“我从小失去母爱，十一二岁就成了流浪儿，总想得到母爱。这部影片里我主演阿满，我认准了您就是最合适的妈妈，希望您别抛弃我这个儿子吧。”

　　张刚很动情，吴茵老师也被感动了，可她还是说：“我实在没有信心演好这个瞎眼妈妈。这样吧，我给你推荐几位比我强的喜剧演员……”

　　张刚打断了吴茵老师的话：“我就认定您这个妈妈。答应了吧，我真的很忙，明天得赶回南昌参加劳模大会。”

　　“劳模！”吴茵老师对这个其貌不扬，不修边幅，说话神情有些像自己二儿子的张刚多看了几眼。

　　我赶快解释：“他是省劳模，是党员，在南昌市话剧团时就被评为一级导演。他不是投机商，是个痴迷电影的导演。阿满系列喜剧是他的创造，为老百姓拍些小人物，真、善、美的小人物。”我顺便把一本《寻找阿满》的刊物递给吴茵老师。

　　吴茵老师被说动了，劳模、党员使她感到亲切。1957年她因为提意见要坚持“双百方针”被打成右派，十年动乱中吃尽苦头，两腿也因为不断地被批斗和高强度的劳动而残疾。1978年“右派”被平反，1985年她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那以后我成了吴茵老师和张刚的联系人，吴茵老师认真地看剧本，提出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连原来的片名《啼笑皆非》也改成《面目全非》。

　　张刚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把摄制组从南昌拉到上海来拍摄。为了保证吴茵老师的健康，我提出组里派一辆专车接送，并配备一位医生。拍摄那几天，我每天负责接送。这期间吴茵老师常打电话来和我商议创作事宜。我的两个孩子对她的声音都很熟悉了，会亲切地叫道：“老奶奶来电话了。”

　　吴茵老师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常常直抒己见，说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摄制组都感到很惊奇。由于每日的接送，我知道她虽八十高龄，但学习很勤奋，书桌上堆满书报杂志。有一天早上我去接她，她正在剪报，把大抽斗装得满满的。她告诉我，年纪大了，行动又不方便，只好在家里看报纸了解社会动态，把有趣味的故事都剪下来、留起来，这是她的知识库。我看了一下，有小品文，小笑话，讽刺漫画，还有动情的社会新闻……

　　拍戏那几天让全组都为之动容。大热天，小农舍里只有两个小电风扇。吴茵老师腿不好，大部分戏都坐着拍，但最后有一场阿满别母进城的戏，吴茵老师坚持要站在门口送儿子、孙女进城。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让阿满走得放心，也会让观众相信瞎眼老奶奶的身体好着呢！”她忍着疼，扶着门框，凭着感觉“遥望”远去的儿子和孙女。不仅是戏里的儿孙，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感动了。

　　影片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配音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我希望吴茵老师能自己配，在银幕上留下她的声音，可她说：“我耳背眼花，口型找不准，你们得陪我耗时间。”我说：“不怕，我坐在你身边帮你找口型。”就这样，我们把她接到录音棚，她坐在那里认真地一遍一遍放开声音试，我对她说：“试可以小声一些，免得太累。”“那不行，感情不对会走样的。”吴茵老师说。

　　有一段戏因镜头组接的关系，口型跳进跳出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准了，配好了，可她一看不满意：“我只顾找口型了，笑得很不自然。”一定坚持重配，直到她认为满意为止。

　　吴茵老师演戏认真、敬业是大家公认的。几十年来在创作上她永不满足，总是注重从生活出发。她在塑造人物时常常考虑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人物个性特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希望在人间》、《我们夫妻之间》、《宋景诗》等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农妇、母亲、女佣、婆婆，形象鲜明，各有各的个性，不愧是中国的“东方第一老太”。

　　张刚在完成《面目全非》后，在南昌举办了《阿满喜剧》研讨会，我也应邀参加。吴茵老师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要代表她说一句祝贺，说一句感谢：祝贺她的“儿子”阿满的“喜剧研讨会”圆满成功；感谢各路专家、同行聚会南昌，这是对阿满系列喜剧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我在会上说出了吴茵老师的祝贺和感谢词，迎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为82岁高龄的老艺术家支持阿满喜剧而鼓掌，这掌声也是向“东方第一老太”表示敬意。

　　会议期间，张刚特意安排我和李天济老爷子住在一起，一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抽烟，二是让我多照顾些老爷子。登庐山时，我跟老爷子谈及吴茵老师，他们一起拍过戏，互相有些了解。老爷子对吴茵老师十分钦佩，认为她演戏认真、敬业，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出点绝活儿，这跟她十分关注生活有关。老爷子告诉我，吴茵是个倔脾气，“认死理”，这是她可贵之处，也让她吃尽苦头。“反右斗争”时，她认为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繁荣创作的好政策，可她对不少干部不认真执行“双百方针”提出尖锐的批评，最后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她又为此挨了不少批斗。在批斗会上，她从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在正常的会议上向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很正常。”造反派说她不老实，老顽固，并拳打脚踢。李天济说看她这样实在不忍心，有一次他悄悄劝她：“老大姐，现在我们是专政对象，你改改倔脾气可少受点苦。”她白了我一眼。后来批斗会她沉默，不说话，还是吃了不少苦。

　　李天济十分感慨地说：“中国搞艺术的多一点像吴茵、张瑞芳、赵丹这样的艺术家就好了，搞艺术创作要有主见，要认死理，不能人云亦云，和稀泥那是搞不出好东西来的。”

　　和老一辈艺术家在一起总会受到教益，得到启示。今天我们怀念他们，就要把他们的艺德、人品传承下去，只有这样加上我们的创新才会迎来中国电影的大繁荣、大发展。在天国的老艺术家们正在热切地期盼着我们呢！

　　(作者系上海译制片厂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