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

梁冠华

濮存昕

　　到了剧院，演员们一个个带着行李就进了化妆间，开始为第二天的正式演出准备走台。负责人艺此次南下巡演组织工作的刘洋递给濮存昕[微博]一个信封，里面是濮哥为请深圳朋友看戏而自己买的票。

　　三月初的深圳，文化市场的热度高过了它的气温，南下巡演的《茶馆》一票难求。“票全都卖光了！连新开的乐池加座都卖光了！”演出前，深圳保利剧院副总经理付俊林不停地接听电话，声调中似是抱怨实则又难掩几分得意，“我手里也一张票都没有了！”他不断重复着。

　　深圳保利剧院，从外观看上去与国家大剧院[微博]有几分相似，有人称其为“鼠标”，也有人形容它像繁华商业区中的一颗“水滴”。也许，正是为了将“文化水滴”注入这个最早被称为“文化沙漠”的移民城市，北京人艺《茶馆》此次南下巡演的首站，就定在了这里。

　　和濮存昕一样，杨立新[微博]也会抽空去看各种戏剧演出。最近看到的民间戏剧人创作的小剧场话剧《驴得水》是他认为这些年来难得的佳作，他承认：“这样的戏，人艺现在排不出来。”   演出结束，脱下秦二爷的戏装，生活中的杨立新最近老穿着一件马甲背心，很有几分导演的架势。实际上，他也正在筹备着自己转型导演的处女之作，复排人艺历史上的名剧《小井胡同》。三十年前，杨立新曾在《小井胡同》中扮演小力笨儿；如今，他要以导演身份将这部作品重新搬上舞台，何冰、濮存昕、龚丽君等人艺名角都在演员阵容当中。 

　　“我挺高兴的，大家都愿意来演我导的戏。”但身为演员队队长，杨立新最着急的还是人艺年轻演员的心劲儿和状态。“那些大腕演员能出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演员是有使命感的。年轻人老抱怨不给自己机会，但机会不是都等着别人给的！我很早就和一些年轻演员说了，我们这拨人迟早也是要退出的，他们谁要有心，就应该瞄着点《茶馆》这戏中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多上心，多琢磨，多请教。”但让杨立新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出众的后备力量。 

　　对于《茶馆》的未来，对于人艺年轻一代演员的成长，不只是杨立新一个人的思虑。作为《茶馆》领军人物的“仨老头儿”，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关心和担心。在他们看来，老《茶馆》的新“长征”之路，还很漫长，其修远兮，需要几代人上下而求索。               

　　《茶馆》的“新长征”

　　从于是之、郑榕、蓝天野，到梁冠华[微博]、濮存昕、杨立新，“仨老头儿”带领着这部中国话剧史上最经典的著作，走过了55个年头。作为代表新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第一戏”，曾经远赴欧洲、美国，征服东南亚各国的《茶馆》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过“家门”了，更是极少在内地巡演。今年三月，《茶馆》首次以原班人马在深圳、武汉、重庆三地展开内地巡演。明年，《茶馆》还计划按照该剧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艺术家到国外巡演的路线，进行国际巡演。这部演了55年仍历久弥新的经典老戏的“新长征”之路大幕已拉开。

　　“常四爷”濮存昕

　　政协会呼吁杜绝文化浪费

　　“演完深圳三场，我得先赶回北京参加政协的会，然后再赶到武汉接着演。”刚一到深圳机场，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正在开着全国两会的濮存昕就跟副院长崔宁商量起自己的行程计划。

　　傍晚六点，大家还都没吃饭，但大巴直接就奔剧院开去。这种时候，濮存昕总是习惯成自然的坐到大巴的最后。一路上，濮存昕念叨的还都是两会的事儿，还有病中的父亲苏民。但这些，为了《茶馆》巡演，他都只能暂时先放下。

　　一边说着此次《茶馆》的演出，濮存昕一边还和崔宁副院长探讨起《大将军寇流兰》今年8月要到英国爱丁堡演出的事情。这和《茶馆》南行一样，也都是为了明年《茶馆》赴欧洲演出做热身。

　　对于外出巡演，人艺的经验并不算多，2009年《茶馆》美国巡演时，就因为被演出方在合同中做了手脚，导致很多环节出了问题。所以这次《茶馆》南行，人艺特意选择和保利剧院院线合作，也正是因为看中保利的品牌，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濮存昕说：“《茶馆》要出去走，但不能随便走，一年出去一两次，要有好的合作机制和平台，要在巡演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品牌。”

　　到了剧院的化妆间，负责人艺此次巡演组织工作的刘洋递给濮存昕一个信封，里面是濮哥为请深圳朋友看戏而自己买的票。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盒，从里面十来支各种各样的笔中挑出平时用来签字的软笔，工工整整在信封上留言。本以为其中那支红色的水笔是他作为人艺副院长批阅文件时所用，他却说：“这是改剧本用的。”

　　坐在化妆间里候场时，他观察了下保利的设施环境，便很自然地谈起人艺今年7月将进行的首都剧场设施改造。“现在的地板已经用了太多年了，而且是实木地板，维护起来很麻烦。我建议舞台地板就用排练场用的那种复合地板，既便宜又好用，而且演员排练时踩惯了，上台脚感好。真正好的剧场不用豪华，但要做到专业化、实用化、现代化。”接着，濮存昕又从剧院领导自然过渡到了政协委员的身份：“这次两会，我就说到要杜绝文化的浪费。首先传统文化的流失就是最大的浪费！还有那么多的大晚会、大演出、大剧场，也都是浪费。”

　　如今游刃有余于演员、副院长、政协委员等身份的濮存昕，并不讳言谈及当年的“辞职风波”。他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纠结，眉头永远是皱着，戏也不会演了，直到把一封封复印好的辞职报告挨门缝塞进剧院各领导的办公室里，“才一下子开心了，才能演好戏。”虽然辞职没被批准，但他坚决表示以后不参加各种会了。后来在他的提议下，张和平就任北京人艺院长，濮存昕的状态也就更从容了。

　　“什么叫禅？就是回到原本，返璞归真。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对我而言，就是演戏。从刚开始想演，到后来演不了，那是忘了自己最初要干吗了。说到底，当演员、演戏，是让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我就把它干到底。演戏也能抵消我在其他方面的纠结和烦恼。”如今越来越得表演之道的濮存昕，坦言：“当初好多人都认为我成不了，宋丹丹[微博]就说过：‘那时侯一点不看好你。’我自己也承认，虽然那时候我因为年龄、形象比较合适，机会老有，但我知道我不行，我这个人自省精神还是可以的。我父亲一直就教育我们，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能骄傲自满。我也演过王贵导演那种实验戏，但后来反过头来演写实的戏，突然间就开窍了。我演《哈姆雷特》、《三姐妹等待戈多》时，修宗迪就说我：‘小濮能到这份上了！’”

　　这些年，濮存昕虽然年年在话剧舞台上演出百场以上，但却并不经常处于头号男主角的位置上。《鸟人》、《窝头会馆》还有小剧场戏，托着何冰坐上如今人艺第一把“交椅”；《蔡文姬》、《天之骄子》，托着一群80后年轻演员冉冉升起；《甲子园》里甘愿给老艺术家当B制，排了半天首轮一场也没演……何冰称赞濮存昕的为人风范堪称“人艺的长子”，濮存昕自己却只肯说自己“愿当孝子”。说话间，一身常四爷旗人装扮的他端起茶缸喝水，上面赫然印着的是雷锋头像和“为人民服务”。

　　今年7月31日，濮存昕就要六十岁了。那个时候正赶上首都剧场改造，人艺没有演出，但他却有点想约几个同道好友来一场诗歌朗诵会以作纪念。“聊诗歌，聊作家，聊我们的人生受到诗歌的影响。”濮存昕说：“我喜欢古典诗词，也喜欢食指的现代诗，黑大春的《圆明园的酒鬼》、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濮存昕说自己和那些朗诵者不同，因为他是演员，演过李白，更能用诗人的心境去表达诗中的意境。

　　说到自己晚年的心境，濮存昕一边为第三幕老年常四爷的造型化装，用褐色的笔往自己的脸上、手上画着老年斑，一边说起自己“文革”以后看父亲苏民演戏前化装，“原来一笔就能画下来的眼线，如今得用四笔。人老了，眼皮松了，有褶了，不好画了。”濮存昕说，“如今我也如此了。” 

　　这几年，一向以英俊潇洒外形出众著称的濮存昕迷上了给自己剧中角色做造型，而且都是怎么丑怎么来，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窝头会馆》中自费定做龅牙牙套和谢顶头套；《天之骄子》中给老年曹操设计大眼袋大腮帮子……去年为纪念小剧场三十年，濮存昕首次在人艺小剧场演戏，在契诃夫的《天鹅之歌》中扮演一个臃肿滑稽落寞的老年小丑。“有一场我爸和我姐坐在第一排，演到我单膝跪倒时，我爸一眼看见了平时他看不到的我头顶。老爷子耳背，用特大声音对我姐说：‘他谢顶了！’”

　　濮存昕把此事当笑话随意讲给别人听，因为他介意的不在于此。“《茶馆》里有句台词特别有意思，‘花生仁有了，牙口没了’，很多事儿都是这样，什么都有了，最重要的没了。你看赵本山[微博]，我其实是很敬佩他的，但他把事情弄得太大了，现在身体不好，像个小老头，花生仁有了，牙口没了。我就在想，北京人艺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能没的‘牙口’是什么？”濮存昕说：“当年美国大作家阿瑟米勒到人艺排《推销员之死》，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来看看这个中国很有名的剧院，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剧院还是剧情剧院，他讲的是心灵、是精神内质。能不能在你的作品里透出你对人的心灵的一种交往，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文学剧院，保持对文学的理解力和揭示力，保持功夫在诗外，我们要去想最原本的东西是什么。”

　　“都说文化产业，如果文化体制改革只把文化产业当做最终目的，那就本末倒置了。艺术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文艺是什么？它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拿钱生钱。像《茶馆》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永远有感染力？因为我们在舞台上演好了，所表现出的是民族的、社会的、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气质。我们在国外演出时所表现出的对自己生活、自己民族的认知和审美，是让外国人都敬佩的。因为剧中即便演的是三教九流甚至丑陋的人物，表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市井民情，但都是有品格有审美的，是直指心灵的。好的表演不是炫技，而是传递，我们要把最原本的、兄弟姐妹一般的情感传递，让台上台下，心灵相通。”

　　濮存昕说，《茶馆》演到今天，这一代演员承担着讲述历史、继承传统的责任。“我们今天比我们十年前演《茶馆》时进步了不少，是因为我们慢慢把自己的个体生命融入到了角色当中，这和自己的修行有关。最开始时我们还是在寻找、模仿，但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把自己的真诚感受注入进去、把自己敬天爱人的人生位置摆准，就是一种创新。”

　　说到此时，已经很难分清一身常四爷装扮的濮存昕，到底是一个剧院的领导，一个国家文艺工作者的代表，还是只是一个演员。但也许，对他而言，只要不忘根本，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在他眼中，那《茶馆》舞台墙壁上一直悬挂着的“太白醉仙”，“画的不就是于是之吗？”                  

　　四年前，人艺的《天下第一楼》也曾来这里演过，但票房远远比不上《茶馆》的火爆。“名气大，明星多，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付经理说：“《茶馆》在深圳的首场演出是周四，不是周末，我们原本担心票不好卖，结果安排了一场企业包场。但现在看来，有点多虑了，原本定的目标是200万票房，最后情况大大超过了预期。”

　　除了演出，北京人艺还在剧院前厅里举办了“《茶馆》的足迹——纪念《茶馆》公演55周年”特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这个展览是为此次巡演特意准备，毕竟其他城市不像北京拥有深厚的话剧土壤，通过《茶馆》普及戏剧的历史和文化，也是此次人艺南行的一大目的。

　　深圳保利剧院每晚开演时间是8点，和北京各剧院相比错后半小时。但即便这样，每场演出还会有不少观众迟到。和首都剧场一模一样的三遍开幕钟声响过之后，大傻杨已经站在台上数来宝了，甚至第一幕拉开，台上“茶馆”已经一片热闹了，台下观众席还有不少人在找座位。北京人艺艺术处处长吴文霞每天都会在剧场里掐着表观察，看看到底多长时间观众席能真正安静下来。“台上热闹台下乱，每天总得有个十来分钟。”

　　好在时间不长，观众渐渐随着剧情渐入佳境，会心的笑声也不断响起。最后一幕，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仨老头儿”掏着心窝子，台下的安静也传递着共鸣。

　　谢幕时，满场观众激动得起立鼓掌欢呼，演员们私下都说，“简直比北京演出还热烈！”

　　“茶馆掌柜”梁冠华

　　登台前紧闭化妆间

　　深圳保利剧院的后台，比首都剧场更宽敞气派，化妆间数量也多了不少。但一如惯例，《茶馆》剧组，只有三个“老头儿”有单独的化妆间。 

　　常四爷和秦二爷的，总是大敞着门，有事没事都有人走进去聊上几句。只有王掌柜的那间，门紧闭着，而且原本贴在门口的那张写着“梁冠华”的名签，也被撤去了，摆明了不愿被人随意打扰。 

　　其实，《茶馆》第一幕，梁冠华的造型最简单，几乎不用化装，戴上头套帽子、穿上服装就上台了。但每次演出，他都会遵循着多年前刚到人艺时接受的老先生们的教诲，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到后台。虽然肠胃不好，但他依然坚持演出前不吃饭，关起门来，慢慢让自己从外面那个喧闹的世界进入王掌柜的内心。 

　　“只要是晚上有演出，我就哪儿也不去了。哪怕是在外地外国，也不敢到处逛去。其实戏早就烂熟于心了，但就怕万一遇上点儿事，影响了演出，不是让自己后悔嘛！比如随便吃东西，肚子拉稀怎么办？”梁冠华一边摆弄整理着自己戏中的假胡子和几件衣服，一边笑道：“你知道我当年在美国纽约演出的事儿吗？” 

　　“第一幕的时候我肚子就不行了，使劲憋着，满脸的大汗珠子！但没办法啊！一直憋到第二幕，终于有两分钟的空儿，我实在忍不住了，撒腿就往后台跑，冲进最近的女化妆间的卫生间，幸好没人，一下解决了，立刻奔回台上，愣没耽误戏。旁边人都惊呆了：‘我的天，这是我见过上大号最快的！’” 

　　没办法，《茶馆》两个半小时的戏，梁冠华几乎全在台上，就连中场休息的15分钟，他还得赶紧为下一场戏化装。深圳第一场演出，演到二幕换三幕，梁冠华那条全靠裤腰带系着的大缅裆裤松得快掉了，他都没时间提一下，只能偷偷跟扮演秦二爷的杨立新说：“你晚三秒钟上来，让我到旁边提一下裤子。” 

　　如今梁冠华版王利发也已演了二百八十场了。“老艺术家当年演了374场，我们还差着一百来场呢！”剧组里，除了梁冠华，没有谁能一下子准确说出《茶馆》演到第多少场了。只有他，每一场都默默记着。 

　　在老版《茶馆》中，梁冠华曾经跑过黄胖子的龙套；还曾是英若诚扮演的刘麻子的C制，只是从来没机会上台。但《茶馆》中所有的角色，梁冠华都烂熟于心，“当年我就说，除了女的和王利发，《茶馆》中任何角色我都能演。”而让现在人艺年轻人特别津津乐道的，就是有一次《茶馆》排练时，有些演员没到，梁冠华一个人就游刃有余、活灵活现地把第一幕中所有人物都演了一遍，比正式演出还让人看得过瘾。 

　　“当年一个黄胖子上台，老先生们就给我排了七八次。”梁冠华回忆起当年《茶馆》剧组的严格要求，不免觉得如今年轻人进《茶馆》剧组有些太容易了。“那时候我们谁要能进《茶馆》剧组，心情就跟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样！要是自己不认真不努力，那简直就是自绝于人民，自掘坟墓！” 

　　这些年，以“狄大人”名号风靡全国的他唯一还登台演出的话剧，就是这部《茶馆》了。但每年就演这一部戏，便足以让人艺人私下举着大拇指称“No.1”。就连一向眼光挑心气高的何冰，私下也赞叹：“梁冠华，是真好。我就够好的了，他比我还好。”

　　《茶馆》今年在北京演出时，陈道明带全家来看戏，看完后接连给梁冠华打了几个电话，认为他演到今天已经可以把王掌柜这个角色更“梁氏”一点，发挥出个人的特色来，变成“梁利发”；并且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他“在舞台上切磋”。 

　　更让梁冠华感恩的，是粉丝们的热爱。《茶馆》剧组中虽然众星云集，大腕众多，但梁冠华的粉丝绝对是最狂热的。《茶馆》这次现下演出，每天后台门口准有一大批穿着印有梁冠华漫画像和“天赐梁缘”字样T恤的粉丝们，举着签名本守候。有意思的是，梁冠华的粉丝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男性，而且基本上都是因为梁冠华而爱上的话剧。“我的粉丝中有不少胖子，估计是认为我为胖子争了气了！”梁冠华笑道：“他们可能觉得我挺励志的吧。” 

　　对于巡演，梁冠华的态度是“该去”，经典应该让大家都看到。虽然他有点担心剧中有些北京特色语言外地观众不明白，“比如‘到姥姥家温书去’，是不是该改成‘外婆家’？但最后一想还是不能改，这毕竟是老舍先生原著的东西。”

　　2005年梁冠华曾作为新版《茶馆》主演到美国巡演， “当年大家为什么都想进《茶馆》剧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只有《茶馆》有出国机会。”人艺人都知道，当年老版《茶馆》剧组还曾因有人争出国名额而闹过不小的风波。如今，各种演出出去的机会多了，没人争了，梁冠华说自己唯一听大家议论的就是“这戏是不是便宜卖了？”而且不管人艺包给各地演出方的价格如何，不管演出在外地票房如何火爆，剧作所有演员包括明星大腕在内，演出费都和在北京演出一样，住宿也都是统一标准，只不过因为伙食自理，大家每天多了100元的饭补。 

　　临开演前四十分钟，梁冠华开始做演出前最后的准备工作。虽然还不着急完全穿戴好服装，但此时的他已然是王利发附身。他从化妆间独自踱步到此时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在幽暗的灯光下，摆弄摆弄柜台上的茶壶、杯子、抹布，检查检查一会儿戏里要用的道具钱放没放好……这暗红色大幕背后的一方天地，是他的地盘儿，所有的一切，都要在他这个掌柜的控制中才成。过不了多久，大幕拉开，台上台下，都要宾客盈门。  

　　“秦二爷”杨立新

　　年轻演员用心还不够

　　“不成，我还得给他们说说。”开演前四十分钟，一身秦二爷装扮的演员队队长杨立新，把《茶馆》最后结尾时扮演学生的年轻演员们叫进了自己的化妆间，又给他们说起了戏。 

　　“你们知道这戏里说的反饥饿反内战是哪年哪月吗？”看着年轻人没一个能答得上来，杨立新有点起急：“我告诉你们，1947年5月，遍及全国很多城市，北京有16所大学、中学都参加了！那时情况非常紧急，形势非常严峻！你们上台了，得真着急、害怕起来！你们不当真，观众能当真吗？你们不害怕，观众能害怕吗？！”杨立新感叹道，“这点戏不多，但也得认真！”在杨立新看来，和自己当年在《茶馆》中跑龙套演卖耳挖勺老头、唱京剧演员时下的功夫相比，现在的年轻演员用心不够。 

　　两幕之间换装时，化装化了一半、穿着贴身白色水衣的杨立新，又忍不住溜达到濮存昕的化妆间，念叨起来。“我们演《茶馆》其实赶上的是最不好的时机！从1958年到1992年，老《茶馆》演了三十多年，老一代艺术家演不动了，第一代《茶馆》的演员们退出历史舞台了，人们情感上很难接受。我们这一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接下的《茶馆》，当时社会上很多人不认可，说还重排什么《茶馆》啊，就保留我们心目中的美好吧！所以我们这一代真是太倒霉了！”如今，演了十多年，新一代《茶馆》基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在杨立新看来，传承依然是问题。“剧院不是博物馆，不是弄个青花瓷摆在那里就行了。剧院的镇院之宝是要能不停演下去的经典作品。” 

　　此次《茶馆》南行，杨立新身体不太舒服，手使不上劲儿，连拧开矿泉水瓶喝水吃药都费劲，但他却主动提议，演出之余多给大家提供一些调研学习机会。“比如到了深圳，我就想能不能去看看什么改革开放展览，能不能多和各界人士聊聊，这都是体验生活。不是为了现学现用，但保不齐哪天就用得上！” 

　　杨立新的好学上进有目共睹，他把儿子送到美国名校杜克大学戏剧系深造后，经常打听儿子都学到了什么。他会用从儿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反思自己受到的戏剧教育：“美国戏剧系，上来先研究大剧作家的剧作，从文学出发。而中戏则一上来就让学生搞小品练习，学生们哪有什么体验，只能模仿，根本不会还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