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微博]在喜剧舞台上恶搞花木兰,觉得自己受到冒犯的人,可以举起遥控器,换频道或关电视,用自由选择来保护个人情感。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花木兰,个人或协会,都不能仅把自己当成正统,用对付异端学说的办法去对付他人。
无论是舆论压力,亦或是职业考虑,贾玲最终选择道歉,“花木兰是受人尊敬的巾帼英雄,显然拿她来演绎成一个喜剧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违公众审美习惯的”,并归因于“我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欢乐喜剧人》为改进节目质量,停播一期。以饰演孙悟空知名的六小龄童[微博]在微博说,“好开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俨然成功取经的“斗战胜佛”,却忘了《西游记》就是恶搞玄奘的集大成者。
若说,《木兰从军》只是电视上的喜剧,那么,围绕贾玲道歉的多方反应,促成了“今夜我们都是喜剧人”的高潮。按这个标准推论,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后妃,以及传奇话本小说戏剧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陈圆圆,携手佛教济公道教三清,都会男默女泪,然后高喊“向我道歉”。美国总统更会无语凝噎,让好莱坞那帮人“谢罪”也难解心头恨。部分民众对喜剧的容忍尺度,竟然比饱受诟病的审查机构还促狭、敏感,简直是“文化碰瓷”。如此一来,戏剧等文化艺术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程式化演出,成为新时代的样板戏。
抛开虚构与否、民族性别等问题,喜剧等文化艺术之所以被当成情感的重要载体,就在于它们将现实生活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变形,让民众感受“艺术的真实”。花木兰在文字里“将军百战死”,和在舞台上“花痴嘴馋”,前者抽象后者解构,区别只是夸张和变形的程度不同。这个协会那个代表声讨或绥靖贾玲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借机营销,扩大名声,抢夺故里,无论用什么搭台,都是为了经济唱戏。成为社会事件的喜剧,沾染了闹剧的色彩。
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记载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在1929年的遭遇:曲阜一所师范学校排练了林语堂的话剧《子见南子》,衍圣公后人控告他们侮辱孔子,令族人难堪。几番调查和文字攻讦后,校长宋还吾调走另任,被砸了锅。眼下,花木兰还没消停,陈凯歌[微博]因《道士下山》又遭遇道教界讨伐,称其丑化道教,竟让道士有淫欲,还向和尚求忏悔。如不出意外,还会有人继续上蹿下跳,要这个道歉,那个忏悔,其余谢罪,用受害者心理从人性的门缝里,将所有正常的事物都看扁了。
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悲观地描述出人们恐惧后的顺从。在这个复古的时代,有些人要掌握过去,大家打鸡血一样争相搬出腐朽的牌位,迫不及待地磕头,脚后跟踢疼了屁股却不自知。客观说,贾玲版“花木兰”并不信达雅,也容易叫人感觉俗不可耐,但这都是喜剧领域的事情,花木兰有后人都不应干涉。现如今,“道歉界”无知者无畏,用流氓式的粗鄙,挑衅民众的理性,上演出真正的喜剧,时代注脚的样板戏,终于让人笑着哭了。
文/赵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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