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话剧《臭虫》的上演，都是岁末年初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说它重要，是指这出戏的上演不仅是该剧导演孟京辉作为实验戏剧代表人物面临的艺术抉择和市场抉择，同时，话剧市场、话剧观众同样面临一个艺术和市场的两难选择。而说《臭虫》是一个文化事件，则是指这个戏上演后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这种争论从对戏剧本身的探讨，到对观众娱乐审美趣味的判断，以及引发相关话剧市场的种种观点和争论，已经超出了话剧的范畴。这次大规模的论辩，将有可能对2001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剧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怎样看待 —出戏剧的艺术性和市场性，如何判定大众审美趣味与艺术美学的关系，这些看似与普通观众相去甚远的话题，通过这出话剧摆在人们的面前，用最通俗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场争辩，那就是——我们要看什么样的话剧？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绝对发言权，但在一片喧嚣之中，只有这个事件中的真正主角孟京辉一直沉默着，在一片批评、质疑和争辩声中，在《臭虫》演出行将结束之际……

　　孟京辉举手发言

　　下面是记者从媒体评论以及演后座谈、网上聊天中提炼的几个对孟京辉的质疑，请孟京辉本人亲自回答。

　　质疑之一：“孟京辉话剧在此原地踏步”“……导演才思枯竭的时候，随手拿来的小品、相声、哑剧等都是他的救兵：轻松、省劲、讨巧。”(摘自《北京青年报》评论)

　　孟京辉：关于风格化，也就是原地踏步的议论已经听到很多了。你不能要求一个导演总是变化，这是不可能的，你说的风格实际上就是影响扩大了，有力量了，是好事。那些表面的东西我不想改变，就像你不可能让崔健玩电子乐一样，我要坚持这样一个文化姿态，为此，我很骄傲。

　　质疑之二：“搞笑成了孟京辉向世俗低头的重要标志。追求商业票房已经影响到他的艺术追求。”(摘自新浪网上论坛)

　　孟京辉：笑是观众的权力，我就是想让他们笑，让他们喜欢，让他们接受。难道笑就低俗吗？笑就不实验了吗？难道我搞一个谁都看不懂的东西就实验了吗？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剧场，不把实验戏剧搞成小众文化。从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可能搞一个不笑的话剧，即使是悲剧，我也希望观众笑着流泪。《臭虫》不是喜剧而是一个大悲剧。

　　《臭虫》不是商业戏剧，要搞商业戏剧我就不排马雅可夫斯基的戏了，也许排一个爱情戏更商业化，而排爱情戏我特拿手。商业剧完全是以赢得观众票房为第一目的，我们不是。我们是以表达为主，加一套商业操作机制，是为了让我们的艺术追求影响更多的人，从这个角度讲我要保持实验姿态，强调视听冲击力，强调影响、交流和冲击。

　　质疑之三：“《臭虫》……又是一堆形式。”(摘自《晨报》评论)

　　孟京辉：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戏在美学方面的追求，即使是形式上的变化大家也没注意，比如这个戏用了大量的群戏，实际上整个戏都是由这些场面推动的，这在我以前的戏中是从来没有的，也是当今中国戏剧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从美学意义上来讲，这个戏带来的对人、对社会更深刻的思考与我以前的戏也大不相同。

　　质疑之四：“我觉得《臭虫》没有你以前的戏有冲击力了，有一些遗憾的地方。”(摘自演后座谈)

　　孟京辉：排《臭虫》还是有遗憾。第一，在剧场性方面走得不够，第一场戏卖东西应该走到观众中去卖，而最后也应让“臭虫”进入到观众中去；第二，乐队可以玩一把狠的，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全都谱上曲，马的诗在当时就是“摇滚乐”；第三，普利绥波金运用肢体的表现我还没触摸到。另外，前两天在演后座谈时一位观众说：在后现代主义横行之际，《臭虫》解构的东西多了，建设的东西少了，还有人说，后半部分太过强调概念，他们都说得挺对的。(本报记者 杭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