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娜

　　陈安娜资料

　　陈安娜生于1965年，师从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截至2012年，她已经翻译了20部中文小说，其中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此外，她还翻译了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等，并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

　　她在20世纪80年代嫁给了中国翻译家万之(原名陈迈平)，随夫取了中国姓氏。因为她的中文说得流畅自如，所以很多人说她是“瑞典的中国人”。

　　诺贝尔颁奖礼顺利举行后，作家莫言的瑞典领奖之行已接近尾声。当地时间13日晚间，莫言来到瑞典皇家歌剧院，与曾经多次翻译莫言作品的翻译家陈安娜进行了交流。

　　“坏人怕被写进去，而好人不怕”

　　据进入交流活动现场的媒体报道，曾经造访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现场主持人首先发问：“高密的父老乡亲担不担心你将他们写到作品里去？”莫言说：“任何作家都会大量使用故乡和青少年时期的素材。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原型，但我没问过他们同不同意让我写进去。我没写小说前，他们什么都会和我说，我开始写小说后，他们就会提防说‘别和他说啊，小心他写到小说里去’。所以，我想这个人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所以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坏人担心会被写进去，而好人不怕。”

　　随后，莫言谈到当天下午的一次经历。他说：“今天下午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聊天，发现她一个西方人，却一口高密话，一问她祖父母果然在我家乡附近待过，我的小说中瑞典传教士和这个事实是密切相关的。我的小说里有个瑞典传教士，当时中国有个别人写文批评我，说我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写了个瑞典传教士，但确实有个瑞典传教士在我的家乡传教。”

　　“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

　　陈安娜的提问则更加关注写作本身。她问莫言写作的速度往往很快，是否因为在动笔之前已经完全构思好了。莫言说：“有的小说很成熟，有的有个大概的想法。我发现，很多精彩细节是从写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天堂》属于后面这种情况，这个小说有故事原型。1987年确实在我的故乡山东发生过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报道很生气，拿起笔来就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 

　　陈安娜还谈到，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莫言的感情，而不是冷眼旁观地写作。莫言则说：“我确实是这样，喜欢把自己置身故事，早先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还好，到《生死疲劳》时，已经跳进小说里，但小说里的和现实中的我不是一个人，他既是我也不是我。小说里的莫言没什么优点，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

　　“未必所有开宝马车的都是坏人”

　　随后，现场主持人以《生死疲劳》为例，认为莫言作品中很多是写小人物对抗权威。莫言则借《秋菊打官司》进一步说：“相信现场听众很多看过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通过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小公道，该电影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唤醒了大家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我写《生死疲劳》时，没把西门闹写成秋菊，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找到。所以，我的小说人物描述既来自文学传统，又来自现实生活。”

　　“《天堂》里被撞死的农民是有人物原型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当时撞死他的是个没有驾照、替我一个当干部的远房亲戚开车的司机。我知道这事时，非常生气，想要替我叔叔讨个公道，但他们闹只是想多要点钱。这又回到当年鲁迅写作的主题上去，农民确实很穷，但他们自身确实具备了很多让人生气的地方。”莫言还说，“现在宝马车撞人的报道不少，但是其他牌子车撞人的也有，不只是宝马牌车。这涉及一种仇富心理，谁要站在开宝马车人的立场辩护，会被口水淹没死。未必所有开宝马车的都是坏人。有钱人中确实有坏人，但并非所有有钱人都是坏人，中西方都一样。发生如此撞车事情时，要具体分析，是否违反了交通规范。”

　　最后，莫言还谈到中国的年轻作家如何表现农村。莫言说：“现在有不少80、90后在写农村，他们写的与我不一样。我写的是记忆中的农村，他们的农村是现实中的农村。另外，创作主题也不一样。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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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万诺奖奖金免征个税

　　据陪同莫言瑞典之行的著名出版人、精典博维董事长陈黎明透露，莫言在瑞典最后一天的活动是非常忙的。参加完“露西亚节”，莫言便应邀来到诺贝尔基金会参观并讨论奖金发放问题。

　　据悉，此次莫言所领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50万元)的奖金支票，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可以免征个税。

　　据《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