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

敬一丹主持焦点访谈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感动中国》没用，你当时表示不理解，现在认同了吗？

　　敬一丹：有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没有它会有缺失。什么叫有用，这个用是直接推动吗，能立竿见影解决吗？我还是很看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存在。《感动中国》，我最肯定价值，就是它是给我们信心，在一个我们经常感觉混乱的时候，这些很单纯的人给我们一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我觉得很危险。

　　我一直弄不清，网上吐槽的人，是认真的，还是有点故意的？当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这样吗？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谈小崔

　　小崔有病，大家特别心疼；小崔睡不着觉，所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开，让他上午睡觉，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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