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伊夫
影视圈人士纷纷创办自己的影视公司甚至学校,在几年前已成为时髦。大小明星们一哄而起,一时间以他们尊姓大名的命名的各个公司如雨后春笋。激动的新闻界也跟着认真地兴奋一番,一度以为这就是中国明星未来的大趋势。一些报刊不惜版面,对于明星下海的各类报道报喜不报忧。好象下海的只要是明星,就必然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不过,赞歌大唱之后,开张仅一年的“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却已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扬子晚报》报道:谢晋在开办明星学校并亲自出任校长的时侯,并没有料到会亏损,开学期间每位学生8000元的学费也曾招致“高价学校”的议论。明星班先后去过珠海、杭州等四个大城市,毕业演出选在文化气氛最好的北京,经费开支庞大。明星学校招收的40名学员,结算财政情况发现亏损已近80万元。
这种窘况,是谢导演当初始料不及的。这说明他在下海前,对水性的谙熟程度太低,对自己知名度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估计过高。
与此同时,杭天琪、安东这两位歌星也都因经商下海而被新闻界炒得火热。前者的“天琪艺术学校”虽是轰轰烈烈地开张,但好景不长。据94年2期《百老汇》杂志报道,那个学校远不是设想的那副模样,存在着诸多的困扰因素。虽说那篇文章发表后,据悉杭女士的合作者“很不满意”,但该学校的前途并不取决于那篇文章的褒贬,更不会因为当事人对文章的认可与否而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命运。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巨大的投入并非就能带来相应的效益。
安东在9年前在北京西四一带曾开了一个“好运俱乐部”,当时首都新闻单位进行了大量报道,其实正当在为其大唱赞歌之际,“好运”内部核心人物就开始出现了分裂。安东与丈夫闫××、小叔子及妯娌运动员李玲蔚都为该俱乐部董事,安东退出“好运”的原因众说纷纭,据安东对湖北的《电视月刊》杂志(92年3期)讲:她是受骗、在自己的财产被闫家侵吞后而被排挤出来的,但闫氏兄弟则在93年4期的《国际新闻界》杂志上反驳说:安东是因“生活问题”而无脸再在“好运”呆下去。虽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好运”并没给安东带来好运。安东失去了自己多年谋划的经济实体,当然也因此而失去过去的家庭。
舞蹈演员陈爱莲创办的“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个民办学校。最早校址选在广安门外大街的一个回民学校里,50名左右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女生占绝地优势,男生仅四名。那时排练或演出时,总出现很尴尬的局面,当四名男舞蹈演员用手托起女演员时,身高参差不齐的四名男演员无法保证女演员身体的平衡,尽管四名男生有的拼命踮脚、有的略微弯腰也无济于事。
年过半百的陈爱莲身先士卒,在排练场上不服老,大汗淋漓地从这个角落跳到另一个角落。没料想,反遭到一些媒体的嘲弄,称她不肯让贤,堵死了年轻演员发展、成长的路途。陈爱莲对此曾经很委屈向媒体抱怨,但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办学方针。
陈爱莲的先生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女儿在身边学舞,并且跳领舞。不过一时难以超越母亲的名气。学校规模扩大后,校址便迁徙到东四环路以外的城乡结合部。男女生比例悬殊现象有所缓解,经常进行一些演出,但囿于经费等因素,缺乏必要的宣传炒作。因此,容易让人产生无声无息的感觉。
自由演员方青卓自从与沈阳话剧团不欢而散后,便彻底地告别了辽宁省,专心致志在北京演戏。经济不再成为问题,但年龄成了问题。尽管方青卓演戏很好,又颇有戏缘,可惜岁月不饶人,女主角的机会很难再轮到她。于是,在94年便与与丈夫沈小萌和其他演员李丁、吕齐、冯巩及牛振华等众明星联手,在阜城门的一间简陋的办公楼挂起了“北京君合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
与单独下海的明星相比,这是一个新老相结合的“集团”力量。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与旺盛的创造力以及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成为该公司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君合公司”面临的风险还是相当大的。“君合”公司创立不久便同时拍摄两部电视连续剧,一部是20集的《换个活法儿》;另一部是15集的《父亲是变色龙》。过去多年在舞台或银幕上表演,总是被动地接受角色,如今,众明星们也要“换个活法儿”,下海办公司、用自己的钱来演自己喜爱的戏。
不过,这两部电视剧市场反应非常一般。虽然君合公司没说赔钱,但第一枪的效果远不如设想的清脆。但他们没有散摊子,而是继续操作。核心股东虽然逐步发生变化,但“北京君合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这个牌子始终没变。经过几年的市场淘汰和锤炼,“君合”不仅保持下来,并且还得以发展壮大。公司新址迁到亚运村一带的高档写字楼,陆续制作不少电视剧,包括成功地与赵本山的公司合作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一村之长》的续集——《一乡之长》和制作了一些磁带、唱片及发行一些能赚钱的电视剧。
方青卓的丈夫沈小萌目前任总经理,公司尽可能策划以中年妇女为女主角的剧本,以适应方青卓主演,一来节省了制作费用,减少片酬的流失,二来延缓方青卓的演出寿命。
刘晓庆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也在亚运村附近。这个公司不是刘晓庆第一和唯一的经济实体,尽管有些因为惹上官司和欠债而比这个公司要遐迩闻名。
刘晓庆与方青卓面临同样的难题——年龄。因此,刘晓庆在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的同时,便放弃了前台表演的机会。新近拍摄的一部古装电视连续剧,就推翻了原定于由她冲锋陷阵的计划,拱手相让给了别的女演员。
即使是刘晓庆这样有号召力的女明星,当她作为投资人的时候,也依然要面对生死存亡的市场严酷考验。于是,在拍摄过程中,便出现了被众人鄙夷的关于“私生女”的炒作风波。不论刘晓庆是否无辜还是合谋,她都处于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尴尬境地。
鉴于刘晓庆的能力、雄心及知名度,她都会继续壮大她的公司实力。此外,只要她的影视公司稍有风吹草动,依然能够构成“娱乐新闻”。这也就难怪她的发行部经理李女士总自鸣得意地对外说:“我们这儿新闻可多了。”
英达的影视公司在影视圈里,应该说是动静比较大的一个。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是建立在《我爱我家》成功基础上的。93年,英达首推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时,是在与别人的合作情况下实现的。出人意料的成功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效益,使英达加快了筹建自己影视公司的步伐。
一年后,北京东直门外一个普通办公楼里,出现了“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当时的股东名下是英若诚、英达、宋丹丹、英壮、王小京和英宁等六人。同其他演艺界人士的公司大同小异,英家这个股份制的民办公司,也基本是由家族成员组成。
以后英达拍摄的一系列情景喜剧,便都由公司运作。由于情景喜剧目前仍处于英达的专利,在缺少对手竞争的情况下,它的市场潜力较大、销路尚好。这就保证了公司高效、有序地运转,每年至少能够拍摄两部电视剧。往往是这边正在拍摄、剪辑,那边又在策划、编篡新的剧本,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保证了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效益。
然而,这种马不停蹄的生产流程,往往会造成制作上的急功近利。缺乏艺术激情而纯粹变成机械化生产的“创作”,无疑会导致艺术质量的下滑,导致作品的平庸。英达对此一清二楚,但他每天面对的不仅是自己一个导演,而是全公司的一大批摄制人员的开支。
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从东直门迁入广安门,又从广安门转移到颐和园附近的未名山庄。由最初两小间办公室,发展成今日拥有一个大摄影棚和一层楼的办公面积。这规模在民营影视公司里,该是数一数二的。
朱时茂属于比较早成立自己公司的演员,92年~93年时拍摄的《雾宅》,就是由“北京泛太平洋文化娱乐公司”运作的。以后,又陆续制作了《胡雪岩》等一批电视连续剧,其中尤以《胡雪岩》影响较大。
除了春节小品外,荧屏上很难再见到朱时茂。但他公司制作的各类影视节目却比比皆是。比如《中国电影动态》,虽然各电视台在播放时对栏目叫法有所不同,但这个栏目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朱时茂不仅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影视制作人员,而且还有以他为法人代表的其他公司。
曾经主演过不少表现青少年题材影片的演员车悦,目前也西直门一带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位儿童电影制片的年轻导演,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再继续担任青少年题材的男主角已不现实。于是,他又操起老本行——导演。他导演过一些电视短剧和专题片,有着丰富的影视制作经验。此外,他还有过发行、销售的亲身经历,这就决定了他在影视圈可以选择多种方式生存。
车悦选择的时机虽然不能同以上诸位同日而语,但他选择的切入点却弥补了时间滞后的不足。他是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部即将采取制播分离之际,相中这个新兴市场的。他有较为充足的摄制内容和合作单位,较为精干的制作队伍和较为丰富的制作经验。如果开局顺利完全可能后来居上、一鸣惊人。
纵观中国影视界人士组建的各类民营影视公司,应该说,这些家庭或弟兄组成的影视公司基本可以称之为精兵强将,他们大多数是影视圈内知名度较高的演员或颇有成就的导演,有些甚至是商业价值极高的明星。这些公司的人员都不多,但各类人材并不缺乏,导演、编剧、演员乃至发行等一应俱全。这些小而精的影视制作单位,靠其自身优势,正以强大的冲击力占领着北京的影视市场。
由于这些影视公司基本属于血缘或亲友关系,更由于经济的利益绑在一起,既避免许多内耗,又能杜绝一切冗员。因此,这些影视公司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就极强,他们的合作也愉快和默契。从艺术和经费的角度上来看,他们无疑能做到最佳优化组合和多快好省。
然而,任何事物都必有它的反面,这种以家庭或“弟兄”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影视公司也有它严重的不足。那就是,不惜牺牲剧情本身的生活逻辑、甚至违背艺术规律,因人而异让角色适合演员。另外,这种小作坊式的生产极容易导致思想封闭和保守,换句话说,家族小圈子长期在一起艺术创作,就难免不因为“近亲繁殖”而退化。
鉴于跨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一切商业行为都必然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比如,当这种违背艺术规律,因人而异地让角色适应演员的作法泛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招致观众的冷落,最终失掉观众。而没有观众反过来就会萎缩制作单位的市场,市场的手无情地纠正和调节,也许会使目前现存的这种家族作坊式的影视制作,缓慢地演变成大规模的科学化、规范化的大生产状态。
演员下海创办公司不是坏事,至少香港艺人“下海”的成功之例不胜枚举。不过,就象我们无法机械地照搬人家的“包装”一样,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学人家“下海”的样子。在许多成功者的背后,还有更多失败的事例。如方舒的“美容院”生意冷淡得门可罗雀;许多“创作室”更是鱼龙混杂,其作品无人问津。下海是一种选择,但不是中国明星们未来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