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做客《可凡倾听》 讲述《绿茶》梦幻感觉

　　视频：张元做客《可凡倾听》 讲述梦幻《绿茶》

　　视频：张元做客《可凡倾听》 谈与姜文赵薇合作

　　新浪娱乐讯 张元做客《可凡倾听》，讲述《绿茶》中梦幻感觉。以下是本次聊天的实录：

　　曹：张元，你好！

　　张：你好！

　　曹：曾经看过你和姜文、赵薇合作过的《绿茶》，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谈话。姜文在你这个戏里头演得很有那种梦幻般的感觉，整个戏虽然不一定马上能够理解，但是给人这种色彩感是很温暖的。这次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张：我看了。

　　曹：您的感觉怎么样？

　　张：我觉得姜文这次电影使的劲挺大的，而且他准备的时间也挺长，拍摄也很下工夫。但是我觉得有些劲使得过猛了，我觉得整个色彩的处理，还有包括里边的一些表演，也都很有意思，很好玩。

　　曹：你曾经评论过姜文的电影，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电影人，但是问题也是在电影里边能看到太多的聪明？

　　张：对。我是觉得一个好东西，不能装在一个里边装得太多，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好的艺术还是要多留一些空白。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随意，需要一些淡然，所以这样可以更把一些最有意思的东西给突出出来。所以我不希望一个，我倒有的时候不喜欢所谓很完美的艺术，我也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完美的艺术，所以我倒希望有些艺术是有点缺陷的，或者是缺少很多东西。这样我觉得劲不能使得太大。

　　曹：他在拍摄前后有没有和你交流过？

　　张：没有。我知道他在拍这个片子，我知道他做的这个东西。姜文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很会描绘他自己所拍的东西。这个片子我看了，我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劲使猛了。

　　曹：我前不久碰到也是他的好朋友崔永元，他送了一个拷贝给崔永元，崔永元说大家都说这个电影看不懂，可是我现在看懂了，我现在准备按照我的思路，把这个片子重新剪一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特别明白。是不是你觉得戏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

　　张：实际上对一部电影，用这种结构来描述故事，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怎么是一个，讲的是过去的事情，还有关于劳改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看到又不是劳改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寓言故事，可是我觉得又不能打太多的鸟，鸟打太多了。我觉得里边还是有我不喜欢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喜欢的东西。

　　曹：你说里边最不喜欢的是哪一场戏？

　　张：鸟打得太多了。

　　曹：我其实最喜欢第二个故事，就是黄秋生和陈冲的那个故事。

　　张：那个挺好。

　　曹：我觉得其实这四个故事当中，最好的是这个，我那天和王家卫导演说，他也说他喜欢第二个故事，其实第二个故事可以附言成为一个很好的片子。

　　张：那个挺好。那主要是黄秋生和陈冲表演，还是把这个故事给立住了。

　　曹：很多人都说姜文这个人比较轴，或者按照时下的媒体话说是比较霸气，也很难合作。你在和他合作《绿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也像外界经常说的，有的时候他会超越演员的角色，越俎代庖，或者对导演提出很多他的想法？

　　张：他是把他的认真劲带到我们拍摄当中去了，但是我和他是老朋友了，认识的时间太早了，差不多是我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那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演员，当时他已经演完了《末代皇后》，演完了《红高粱》，已经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而且中间一直说我们要一起拍个东西。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而且我们合作得挺好的。

　　曹：他是不是经常有时候会提出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张：他有。

　　曹：你们拍一场戏，他自己的戏，他自己找了一部自行车来表达？

　　张：他有一场戏，例如我们电影最后结束的镜头，是隔着一个玻璃，去拍两个人的人影。我们那场戏在拍他们聊天的时候，从玻璃下面拍会很好，有时候他会经常闪耀出他聪明劲的火花。

　　曹：可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笨的人，你觉得呢？

　　张：我不觉得他笨，他不笨。

　　曹：前不久冯小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一天姜文请过来拍商业片、贺岁片的话，他就会没饭吃。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如果哪一天姜文去拍商业片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张：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实际上我觉得他的片子本身实际上也是希望挺商业的，我觉得他实际上以他的聪明，什么片子都可以拍，没什么问题。

　　曹：是不是对今天的很多导演来说，讲故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最初级的阶段，其实很多导演已经不屑于把一个故事说得特别明白？

　　张：讲故事可能是一个导演首要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最早电影实际上就是要通过电影来讲故事，但是现在好像是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太清楚了，是不是太白？有的时候会用其他一些方式，会换一种角度来讲，而且有的时候除了要讲故事，还是不是要通过电影来表达出一些思维意境，或者是具有绘画的一些东西？除了说故事之外，还要通过影像、通过声音、通过音乐来做很多方面的尝试和表达。所以导演有很多种类型，有些人是专门不去拍故事。像七十年代，在西方有很多画家导演，很多画家，他们放弃用画笔来作画，最后从事到电影行业。

　　曹：就是？？？？？？

　　张：那是很早了，那是二三十年代，他们那时候最早，那个时候你说他是说故事吗？实际上他完全是通过影像的感觉，来表达一种艺术态度。

　　曹：包括安蒂沃霍拍帝国大厦？

　　张：对呀。我记得我97年在纽约的时候，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当时我因为是学者访问，他们给我提供很多当时美国的一些画家拍的电影，放映了一上午，可能睡了五六觉，那是完全没有故事的。有的一个镜头可以拍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一个人坐在那儿不动。这实际上有很多电影，是通过一个观念来表达一个作者对于事情、对于人物的一种态度，这时候实际上电影会跨越很多东西。但还有一种，你说纪录电影到底属不属于电影？也有很多的纪录电影可以把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命运拍得很清楚。还有一些电影，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东德的电影，夫妻俩拍的《河流》，他们拍了三十年，拍一个小学校的学生，从东德时期一直跨越了柏林墙的倒塌，然后到最后今天东柏林和西柏林，那个小学的学生到今天人的生活。那里边，我实际上看到每一个人成长的故事，那也是在讲故事。所以讲故事，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种方式。

　　曹：比如说这次李安的《色戒》，其实我在电影院作为一个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放弃了很多电影可以用的一些可能炫技的手段，非常老老实实地把一个故事讲完，而且是讲得非常传统。但是它注重一些细枝末节，注重演员的表演，是不是现在很多导演对现在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不是那么太在意？

　　张：我觉得实际上每一种方法，都可以把一个电影拍好。当然我觉得李安这一次这个东西说得很细腻，我挺喜欢的，也挺喜欢他这种说故事的方法，我觉得不错。

　　曹：刚才我们说到纪录电影，大家都知道你都是特别擅长拍一些纪录式电影的导演，我们说到这次的摄影展，是不是这次摄影展的照片，都是你在拍摄纪录电影时候的副产品？

　　张：因为像《广场》或者《凤凰英语》，都是我自己作为摄影师拍摄的，都是用35毫米的胶片去完成的。所以说这一次的摄影展，实际上也是这个电影当中取出的35毫米的画格，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摄影展。所以说当这些画面，成为一些固定的影像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曹：是不是那种感觉不一样？因为原来是一个活动的画面，现在被凝固成禁止的了？

　　张：对。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在活动影像的时候，是带着声音一起同时发射出来的，作为一个凝固的影像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它就像生活被截出了一个段落一样，完成了切片的感觉，凝固在墙上，我觉得让大家可以去看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曹：我们知道你拍过很多纪录电影，比如说刚刚说的《凤凰英语》，拍李阳，也拍过？？这样的一些片子，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题材，或者什么样的人物会激起创作的欲望？因为很显然这样的片子是不可能走商业市场的。

　　张：当然你要说，因为电影最初的时候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知道像《火车进站》、像《水浇园丁》这些都是很短暂的镜头。但是电影有一个本源的东西，就是纪录特质。然而纪录片有的时候往往是和所谓的电影的商业性，是有很大的矛盾的，如果注重了电影的纪录性，你就会很关心生活在流动过程当中的这些东西，会失掉一些故事的内容。像李阳的《凤凰英语》，我拍摄的《凤凰英语》，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李阳他自己找到了我，请我来，希望我能拍摄这样的纪录片。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实际上像我这样挺喜欢读书看报的，我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个人。他跟我见面以后，拿了很多他演讲时候的资料，我看了一些他演讲时候的图象或者是文字，我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奇怪，又那么有意思的人，我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我去了几次他的演讲现场，就觉得非常地滑稽，也很有趣。最后我就决定了，一定要来拍摄这个电影。所以那个电影，我是自己做导演、自己做摄影师，我们拍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北京、湖南、大庆，还有新疆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拍摄了很多地方。我记得第一次在国外首映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电影节，从电影的放映开始，观众一直在笑，一直笑到最后，我自己都有点惊讶，为什么我拍得这么严肃的东西，大家把它当作喜剧片来看？所以这个片子在国外的很多国家的电视台都播放了，像法国、德国、英国，包括加拿大、美国，都放映了这个纪录片。

　　曹：其实除了纪录电影之外，你参与了很多影像作品的创作，拍摄MTV，最早给大家留下印象的就是你和崔健合作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那个是影响非常广泛，包括你后来和周迅、和艾敬都合作一些MTV。一般的电影导演来说，好像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那样一些影像的作品。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说你是电影导演，不如改换一个名称，叫做影像导演。你觉得拍摄那些作品，兴趣点在什么地方？

　　张：因为当时没有，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我正在剪辑我拍的第一部电影《阿妈》，那时候崔健和我的关系很好，经常和我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拍一个MTV？那时候我问什么叫MTV，那是什么东西？他特别严肃地跟我讲，说MTV就是music television，然后他就拿录像带来，当时有一些英国的、美国的来给我看。那时候我就觉得影像非常地有意思，而且是国内没有人拍过当时是叫MTV，实际上后来发现MTV这个词也是叫错了，因为可能是叫music video，因为MTV是美国电视台的名字。我记得拍的第一个《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把它当作一个大的电影来拍的。当时我们用了一个飞机头，和两卡车的泡沫塑料，当飞机头一吹起来的时候，崔健基本上，他们乐队的人都要站不住了，飞机头的鼓风机。就那样拍的那个MTV，而且等拍完了以后，崔健和我，我们两人都还有一些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拍的东西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印象当时香港有一个导演，拍了《父子》的那个导演叫谭家明，和杜可风，那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到中国要来拍东西。当时有一个飞碟公司，来请他们两人拍崔健的MTV，他们当时因为台湾那时候开始，崔健的《一无所有》刚刚在台湾火起来，他们俩人来了，来的时候带了一批摄制组的人。那时候我也是刚刚认识杜可风，那是91年，离现在多，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杜可风来看了我们的样片，然后谭家明也在，杜可风说算了，我们别拍了，我们回去吧，就用他们这个得了。那时候就觉得老杜这个人特别可爱，因为他们是来做这个工作的，然后他肯定了我们的，我就觉得老杜。之后才是93年的时候，也就因为这个我们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93年，我、杜可风，还有香港的舒淇、崔健，我们一起做的《北京杂种》。

　　曹：所以这也是通过一个小小的MTV，让这么多的艺术家开始结缘？

　　张：对。

　　曹：你刚才说到你的第一部电影《妈妈》，这是一部黑白、彩色都有的片子，其实也是中国比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电影，其实从《妈妈》开始，到后来你拍的《儿子》，基本上都是把视角聚焦在一个都市的边缘人群上。而这些故事都非常地奇特，这样的一些影像世界，你是怎么去构建的？尤其是，你可以说一下《妈妈》，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拍一个智障家庭的片子是很少的，今天办了一个特奥会，对智障人士有更多的关怀，可是在那个年代，拍一个智障儿童的家庭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少的。当时怎么会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张：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电影学院那时候还没有毕业，当时有过一个，戴琴写过一个短的散文，叫《弯弯的白墙树》，最早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要拍一部电影叫《太阳树》，那时候我电影学院没毕业，邀请我去做摄影师。那个散文写的是一个弱智孩子，写的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准备了差不多几个月时间，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几个，但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决定不拍这个电影，当中对这个题材还没有很大的信心，决定不拍了。然后又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换了一个导演，又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当时的导演还带我去隔壁敦煌选过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选景。我当时分镜头的草稿都画好了，最后又没有拍成。可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几次我去过弱智学校，我自己开始，本身我对这个故事也挺感兴趣，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拍成，最后我们又和小帅，还有一些我们同学，连带几个人一起又重新修改了剧本，最后准备自己来拍。当时我记得找了一些朋友，聚集了不到两万元钱，当时我们就开机了。

　　曹：您说那部电影是一部拍给爱电影，是拍给爱电影的人看的一部电影，你为什么这么说？

　　张：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应该看这部电影的影像，因为电影拍得非常的平静，可以说，你这个节目叫做《可凡倾听》，我觉得那个电影是倾心交谈的电影，或者是用一种和别人促膝谈心的感觉去拍的一部电影。我记得当时第五代已经，在我们毕业了以后，已经成了一番气候，而且我觉得当时已经出现了像《黄土地》、像《一个八个》，或者很多那一些，已经是用，例如用不平凡的构图，或者是用大的黄土和大的文化背景层面说的。我希望拍一个家庭的生活，或者是一个普通人物，我记得那个电影就在我自己家里拍的，当时我自己住的那个家拍的，在那个小胡同里，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我经常坐的地方。我希望用那些很平静的东西，去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平凡的故事。

　　曹：所以当时你特别强调电影的那种单纯？

　　张：单纯性。画面越单纯越好，影像越单纯越好。当时使用的胶片也是国产的？？？胶片，没想到出来以后，还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效果，出现一种特别的效果。

　　曹：那部戏总共花了多少钱？就两万元钱？

　　张：二十万人民币。

　　曹：这个数字现在只够拍一个MTV？

　　张：一部MTV都不够。可是那个电影是真的，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

　　曹：我听说你那个拷贝，当年是王家卫搁在自己的旅行袋里，带到海外去的，怎么回事？

　　张：当时香港有一个，后来是成为了好朋友，现在香港的演艺学院的院长舒淇，她是通过一个朋友辗转地拿到了一个质量并不很好的录像带，她看了录像带以后，特别喜欢，她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我希望把这个电影推荐给很多其他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王家卫来中国拍《东邪西毒》还是什么，然后就让我把这个拷贝带给他，他就放在自己的行李袋里，把拷贝带给了我。然后很快地就得到了法国南特电影节的邀请，然后后来很多像英国爱丁堡，这部电影在全世界100多个电影节发布，有两三个拷贝都已经完全放烂了。

　　曹：所以要特别感谢王家卫，辛辛苦苦把这个拷贝给你递了出去？

　　张：对。

　　曹：你在那部戏里，那个小孩当年只有12岁，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影视界的新秀黄海波，在《上海滩》里头他演的丁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还记得当时拍那个戏的时候，黄海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张：黄海波特别聪明，我记得我到这个电影，临到要开机了，我还是选不准演这个小男孩的演员，看很多的演员都是，当时我甚至想过准备找一个真的智障儿童去演，但是发现不行，可能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而且我们整个的预算、周期，各个方面都不允许。有一天，我们的副导演叫郝功利，带来了一批小孩，这些小孩一个个地从我的房间进来。突然进来一个黄海波，黄海波一进来以后，他的身体整个动作都已经不协调了，整个样子好像已经有点傻了。进来以后，我说这个小孩，我就和他聊天，发现他一点，非常正常，而且很聪明。然后我就和他聊，那时候他才12岁，我就和他聊，他就是因为在车上，在大的车上听到了我们副导演说演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个智障的小朋友，所以他在进门的时候，已经开始表演了。我说算了，就定他吧，让他来演这个角色。所以在拍戏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基本上不太需要和他说戏。之后我又接到过他父亲的电话，接到过他的电话，后来听说他上了电影学院。然后我也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他的表演，那时候是一个小朋友、小孩，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非常好的演员了，我心里也挺高兴。

　　曹：很多评论家都说张元的拍摄视角，有的时候会非常地极端，所以他的电影也像是一把刀那样直面人生。比如说《儿子》，尽管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挺震撼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是真人真事，是你们楼下邻居发生的事儿，你也真把这家人拿过来拍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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