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2009年中美影视高峰论坛(3)
商业植入在影视制作中的价值
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就是植入式广告，现在我要问问我们的观众，你们对于植入式广告怎么看呢？
观众：植入式广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模式，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营销。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你喜欢吗？
观众：非常喜欢。
主持人：David Warren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之前在百老汇导演舞台剧，现在是电视剧导演，您认为植入式广告怎样？
David Warren：我觉得还OK吧，我们在《绝望主妇》做了不少次。像我之前说的，有些收入可以帮我们环节预算的压力，我觉得还行。
主持人：我们问其他的观众，你认为呢？植入式广告怎样？
观众：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
主持人：作为观众看到一个电视剧里面有很多的植入式广告，您喜欢还是不喜欢？
观众：我不排斥。
主持人：我们回到我们的嘉宾，你们是怎么想呢？你们对于植入式广告怎么看呢？
Cyrus Voris：我和美国的这些同事比较同意盖瑞的看法，如果这不干扰我们的影视和角色，在一定数量内可以及最好这个产品尽早的进行植入式计划，有的时候你以巧妙的方式结合进去，会形成比较好的结果。曾经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的汽车公司合作，他就问我们的角色是否可以开这辆车，或者说这个角色可能有一辆很特别的车，如果这个车能有一个公司免费的提供，作为条件，我们可否同意他把这个车用到我们的影片里呢？当然，如果这样可以缓解我们的预算压力，我们会把这个车也写进我们的剧里。当然，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且不能特别的明显。你不可能说把这个东西高高举起来就为了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商标。
主持人：但是要是看不见这个商标，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呢？
Cyrus Voris：比如说中国功夫，明朝的一个片子，你做可口可乐的广告，或者是演员戴手表，那就不行，所以必须要小心。
Ethan Reiff：我记得我们曾经开过一次会，我和我的搭档也讲过这个问题。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不能有这些东西影响他的故事。所以，最好就是这些公司尽早和我们交涉，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得巧妙一些。我的搭档就说，如果我们选择做这件事的话，不能结尾的时候再告诉我们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要给观众一个感觉，这个剧是真实的。
Cyrus Voris：比如在FBI和喜欢的剧里，一个科学家帮助FBI破案，这是真正的一个科技场景，在21世纪，可能有些东西涉及到科技方面的东西，如果这个科学怪人、这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超级计算机，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底限，就是在不一样的影片里面，你要使用的工具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体现得不对，就好象打了我们一枪一样。所以，要看整个剧的情节，不可以倒过来。所以说，当他影响到了故事情节，或者在我看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被一个类似这样的植入式广告所打断，让我感觉不是那么好，让我总是看到某一个公司的广告牌，就会有些很别扭。所以我要保持讲股市的感觉。
马中骏：我们现在正要做一个戏，是叫《加油优雅》，关于女孩、关于时尚、关于都市，美国5、6年前有一个著名小说《好女孩上天堂 傻女孩走四方》，墨西哥改成连续剧叫傻女孩上不了天堂，我们后来就改成叫《加油！优雅》。
主持人：您用了很多植入性行销的手段？
马中骏：我们要做200集，今年暑期播一次，寒假一次，然后再暑假播。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两位都说了，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又可以给我们降低预算的美好前景，干嘛不干呢？当然在明朝、清朝你开大奔、喝可乐，这是无厘头的武侠剧，肯定植入不了。
主持人：从制作方的角度呢？
赵智江：植入式广告一定要巧妙，刚才几位都谈到了。比如说过去我们看007的电影，他的汽车是里面的核心道具，我们在看开车的时候在追踪、逃跑的时候，那些场面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汽车已经非常巧妙的融进去了，这对剧情来说有提升作用，也重建了制作方的成本，非常的巧妙，但是如果放到不恰当的地方，就可能影响你作品的成色了。
主持人：那怎么去做植入式广告呢？怎么做设计呢？你是怎么想的呢？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谁来做决定呢？而且从编剧的角度、从制片的角度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吗？有的时候可能编剧要把这个东西在编的时候就写到自己的故事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在整个故事写成前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四位都是在中国、美国做制片人的。Cyrus Voris说，如果在清朝、明朝的片子你不可能看到手表，如果讲到西方的电影，或者是印第安人，你肯定看不到奔驰车，到底谁做最后的决定呢？是编剧？导演还是制片人？到底是谁最后拍板的？或者在中国是怎样的情况？谁拍板说放这个广告？
马中骏：制作方，就是谁出钱投资的公司，定制这部剧的时候要和创作人员都讲好的，说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编剧？他说愿意，就写到合同里。
主持人：你会问编剧愿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呢？
马中骏：我们就换一个编剧。
主持人：不换剧本换编剧？
马中骏：你已经有这样的营销模式，你准备要推进，你肯定要排除一切的障碍，尽管他是我特别喜欢的编剧，但是没有办法。
主持人：现实？
马中骏：是的。
主持人：在美国呢？
Cyrus Voris：谁付钱当然就可以让这个产品放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当然我们有这样的希望，他们也会考虑我们整个创意的内容，当然不会强迫把口表放在明代人的手腕上。
主持人：我觉得这要和编剧有一个通过的协商，一般的编剧不会拒绝，我觉得这要对味，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作品、适合什么样的客户？因为有些企业的品牌很讲究，是什么样的人用我的产品，我剧中的主人公是白领、是公司的老总，公司老总可能应该开奥迪、开奔驰，年轻的白领可能就是开伊兰特这样的汽车，有一个品牌的对位。还有一个是要早期就做植入的安排。
Cyrus Voris：对一个编剧，说到植入式广告你具体写之前，在推销之前是不是已经考虑到这个产品了？一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我们的植入式广告，一般来说可能是早期制作的过程，当然，也是取决于你到底有多少经费过来。其实你要知道，我们需要的经费非常高昂，无论对我们的影视作品来说，我们整个的收视率就会很高，我们的资金遇到一些问题，虽然我不喜欢，但他们进来的资金非常大，他们的广告进来可以让我们的质量上去，有更多的经费，质量做得更好，那我也非常愿意。但是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聪明的方式来做，如果只考虑钱的话，只是通过广告赚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不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折衷的方法。
主持人：您觉得有一个植入式广告，您已经和他签约了，但是最终这个戏您需要提供给电视台播出，或者是卖给电视台的，这两者之间如何协调？万一电视台说不行，您的产品和我们的赞助商有冲突，怎么办？
马中骏：不会的，现在的老板可能就是这个电视台，植入式广告台里广告部都认可了，我觉得定制剧模式和美国很接近，就是平台本身的需求，我们都是“打工”的，什么制作人，我们都是假的，就是打工的！一样的，只是有的叫编剧、有的叫导演、有的是制作人，都是为台里打工。台里说这个广告要植入，我们就是要非常巧妙、不伤害剧情、不伤害人物的植入进去。关键词是什么？如果伤害了人物、伤害了情节还干不干？这是要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底限，如果伤害了不能干，虽然这一版植入了，但后面的路都断了，所以请愿不要植入。
Ethan Reiff：这是很好的制片人，美国的制片人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越早越好，我们都很现实，有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做，我们这样才有未来。为早考虑的时候，比如在剧情、人物都没有伤害，那肯定可以去做。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下一节我们的节目会有请我们其他的演讲嘉宾。
(休息)
主持人：非常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在我们是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非常感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影视剧中心和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有非常著名的嘉宾，有两位来自美国，两位来自中方。首先是David Warren，他是著名的《绝望主妇》导演。现在，您导演了多少剧集？
David Warren：前面的两季。
主持人：第二位嘉宾是郑晓龙，也是非常著名的，现在是我们北京艺术中心的艺术主任，导演，作品包括《金婚》、《我是老板》、《四世同堂》和其他的作品，也是很多的第一，第一部的长片室内剧《渴望》，幽默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也是非常著名的，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北京人在纽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郑先生出品的。还有没有再创新或者是第一的想法？
郑晓龙：再第一很难了，都让国立做了。
主持人：第三位是Deran Sarafian，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演员，也是导演、制片、编剧，作品有《豪斯医生》电视剧，超过了40多集，还有CSI的《迷失》、《迈阿密》等。最后一位嘉宾中国人都认识，就是张国立先生，张国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他不光是著名的演员，同时也是导演和制作人。每个人都说您什么事都干了。
张国立：我群众关系好，大家都拿我说事。
主持人：刚才郑老师说创新都是您干了。
张国立：没有。
主持人：您最近有新的计划吗？
张国立：刚刚在上海拍完电影《建国大业》，又拍了电视剧《相伴》，我和宋丹丹，写一对夫妻的一生。
主持人：您导？您演？您制作？还是都干了？
张国立：都干了。
主持人：各位演员、导演、制作人，一个制作人，他怎样能够既保证好的收视率又保证好的利润呢？
郑晓龙：收视率好利润就好，这不矛盾。但是收视率好利润好就是好片子，不一定得奖，这两个可能会比较矛盾。所以，首先你要想挣钱，就要保证收视率，怎样才能保证收视率？这就难到很悬的事了，也许你花了特别大的力气，一定会有收视率，但是就是运气不好，一败涂地，就根本没有。还有一种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部片子火，但它真的很火。影视剧是高风险的行业，带有一点赌博的性质，这是在全世界都如此。谁都不敢保证。但是相对的来讲，比如在中国拍电视剧，一般拍老百姓的事老百姓爱看，或者拍传奇的武侠剧，像马中骏，他拍别的就不如拍这个赚钱，所以就稳定的去拍。
张国立：一天到晚琢磨，头发都琢磨没了。
郑晓龙：对啊，有一点点规律。但是你拍老百姓的没有拍好也不赚钱，也有很多武侠剧不赚钱，当然马中骏拍的基本都赚钱了，这家伙运气好。
张国立：我觉得也有流行趋势，一段一段时间不一样。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说戏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要看这些东西，老百姓的东西，你写农民工，都是社会热点的东西，但是很难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一段时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行了，老百姓的题材受人关注了，这里面就形形色色，包括伦理、感情、民生状态的，都会受一定的关注。当然，中国太大了，能人太多了，像马中骏这样的能人不止一个，还有很多人，大家容易做成一窝蜂，所以会把一个题材很快就做得没有价值了。晓龙讲的有点赌博性质，你就又要想新的视角是什么，这时候你是冒险者，你新的东西拍出来了电视台的收视率是否真的好？收视率就牵涉到卖钱不卖钱的问题。所以制作人永远都在想，我的下一部有没有把握？永远都在想！
主持人：在美国有一些每天都放的电视片，有一个名字叫肥皂剧，肥皂剧通常都是下午播放，是固定的时间。但是，像一些大制作，就像你们所做的《绝望主妇》，《CSI》、《豪斯医生》这些应该是每周一集，而且是晚上播，我们叫它们电视剧，有什么不同呢？
David Warren：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没有想过你有能耐每天做一小时的电视剧，这是做不到的。而且每天会有不同的剧集替换着来放，我们也需要时间了解我们的观众是否喜欢这个剧。我们的观众也要有一个延续性，你看到这一星期的一集他会考虑上周发生了什么事，会保持他们的新鲜感。我们当然也希望每天放一集了，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拉长，每周一集，这个剧会更长时间的抓住观众，你才可以让他们耐住性子看一个小时。
Deran Sarafian：实际上我有朋友在写肥皂剧，我不写肥皂剧，很难说哪个赚钱更多。如果可以以肥皂剧的频率来放当然更好了。
主持人：在我们中国至少每天一集，像你们的剧可能都是这样的，而且你们的剧肯定不止播一集，可能两、三集连播，你们认为怎样？中国的电视剧和美国的电视剧播放有什么不同呢？差别在哪里？
郑晓龙：现在制作的差别越来越小，你说的肥皂剧和他们现在拍的都不是一回事。像《成长的烦恼》是美国的肥皂剧，但是《绝望主妇》在美国也是连续剧，是两种类型。现在我们国内拍电视剧是属于《绝望主妇》、《犯罪现场调查》这样的比较多。情景喜剧在棚里的，做法和这不一样，播法也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最早播出的时候也是一星期一集，当时拍《渴望》在国内播就是一星期一集后来应大家的需求，一星期两集，一星期三集，后来变成一星期七集，现在发展到一天三集，多的时候一天播六集，比如说《金婚》在重庆一天播六集，五十集的戏，不到十天播完了。这种激烈的竞争和广告，观众你喜欢看吗？看死你！看得你喘不过气，你就死盯着我的荧幕看，你别吃饭、别睡觉，我的收视率就高。我们制作的就太可笑了，要保证我们的速度。当然也和我们的制作资金有关，我们要三天拍一集，国立两天拍一集，我们的工作时间一天十六个小时，David说他要这么做就死很多次了。
David Warren：我们没有那么壮。
郑晓龙：我们也没有那么壮。
张国立：但还是要坚持十六个小时，我接着晓龙的话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关键是播出平台的方式。比如他们可以一个礼拜一集，他们七到九天拍一集，一集电视剧500万美金，我们是两天拍一集，50万人民币一集。这两种形态的人放在一起聊，我觉得没有办法聊。我们的戏，我们也有辉煌，像《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按照季来说也有七、八季了，但是播出一个是压力大，我也愿意他们一个礼拜拍一集，不用九天，我六天拍一集，我也得死，闲死了。享有我们戏的播出，如果一个戏电视台买了你的剧播出，他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到现在《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你都怕了，天天电视一打开就是你，自己都害怕，密集度太害怕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收益，如果像他们那样我很乐意，如果你请我去美国，不用给我500万美金，300万就可以，那200万给你，你挣吧，我去给你拍这个戏，6天就拍一集，还保证不断的播出，你们的体制还不断的给钱，我还让你挣钱，就是这样的状态，这两个体制放在一起谈电视剧，没法谈。
主持人：这我们就要谈谈各有利弊了。在中国这么拍可能更有效率，效率更高。在美国是不是就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觉得中国的体制怎样？中国可能二、三天完成一集，经费比你们少得多了。
Deran Sarafian：我希望可以在这边待得时间更长一些，多学一些中国的情况。我看了一些中国制片公司的情况，我看了这些公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确实让我们很惊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制片，我确实也想多看一下你们的制片到底怎么做的，我觉得这次的机会非常好，能够学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这么点钱可以拍那么多集，如果在美国，我们的摄影师的费用也很多，而且时间也就是金钱。像你们这样的电视剧，从我这边我肯定可以学很多东西。
郑晓龙：50万我们又打仗、又放炮，千军万马。他们500万拍家庭剧，为什么他们有经济危机？就是在这儿了。
张国立：你们可以带着钱过来中国拍戏，我们制片人是怎么？“快快快，快下一个镜头”我们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你们有压力吗？
David Warren：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快效的话，我的确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但并不是说我们不是一天工作12、13、14个小时，其实我们也是农民。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怎么分配？你再怎么说，时间都是不够的。如果是拍七天，我即使拍了七天我也会想，如果多给我一天我可以拍得更好，如果9天我可以拍得更好。美国的影视界也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也要考虑得非常快。
Deran Sarafian：我们有时候也要工作10多天，七年前我们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和七年前相比，美国的影视片要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看一些大片，现在也希望看很多的细节东西，现在也有这样的转变。我当时也做过摄影师，现在的制片人对自己的片子把细致、关注的程度越来越大，我现在也要招导演，招其他的人，包括现在的《绝望主妇》，不论是9集或者是10集作为一季，压力也非常大，13天当然更好，当然这些永远达不到。
主持人：不论是《绝望主妇》还是其他的，你们是一季一季的拍的，张先生和郑先生是一次全部完成的。无论是40多集还是50多集，都是一次性全部完成。怎样会有这样的差异？如果在中国，能不能像美国的做法？那是电视连续剧，是《渴望》那时候的做法，还有张导，可能每个电视剧也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推出，不是全部拍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有名的电视剧，是郑晓龙制作，张国立先生主演的《金婚》片断。
(片段)
主持人：多少集？
郑晓龙：50集，一年故事写一集。
主持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部《春草》，《春草》也是郑晓龙先生的作品。
(《春草》片断)
主持人：这个多少集？
郑晓龙：34集。
主持人：差异就在此，张老师拍一个戏是事先想好拍几集？凭什么决定这个长度？
张国立：剧本的页数，这个很专业。一个剧本可能写了50集，他说这是50集，你拿来剧本一看，18页左右一集戏，戏的节奏快一些，20页一集，他说10页一集，这怎么可以呢？我有一个申报，我要告诉管理机构我拍多少集，管理机构批准说你拍30集，我才可以秉照这个去拍，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我基本上不会多，多了我要再付钱，少了要赔钱，所以做的时候，拍得差不多我就根据我剪出来的戏来看，一页戏可以出几分钟的戏，我就基本知道了，再多的我就删了，不要拍了，拍了也是浪费。像我们拍《纪晓岚》的时候，拍着拍着剪辑师告诉我实际会差4分钟的戏，我就给编剧打电话说一定要给我写5分钟的戏，编剧写了传过来，我正在拍。本来那个戏，他说写一场下雨，我们在冬天拍，结果突然改成下雪了，我们就要拍成下雪的。你要了解你的磁带用量，你要了解这个节奏，几页纸是几分钟，你多少时间可以完成，你要预留几集精剪，多了我不做，那是很笨的办法，我做很多很多我一年可以只做一部戏，现在我们是剪辑师、编辑和我，我们同时在动，我们同时起步，我拍着，两天后你给我剪片子，你告诉我我每天拍多少，你剪了多少，我们拍的误差不会太大，除非天气或者什么出了状况，也不会30集的戏拍出50集，那对我来说没有必要，我还要付多出来的钱，对我来说也没有必要，我尽量每一个环节都要掌握、都要了解。
主持人：但是在美国，像《绝望主妇》或者是《豪斯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视剧，比如《绝望主妇》有第六季了，已经在制片的过程中了，还有我们的CSI，还可能有第九季、第十季，要开始制片了，谁来做这个决定？他的命运如何决定？
Deran Sarafian：应该是我们的制片公司，我们的制片公司有专门的运营人员，他们非常熟悉。其实有很多他们都选择好了，我们运营的过程中，我们的编剧还有我们的运营人员他们是国王，他们知道他们发展的模式，这个编剧他们自己就知道过了那么多时间，他们知道整个故事的进展会是怎样。而且整个的剧情，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配方，还有包括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演员、道员他们也在之前就很熟悉，而且是自行运营的模式，如果说他们要再拍一集，他们就可以持续下去。然后你们再回到你们的编剧，再让编剧写新的一季。先是到我们整个运营商、我们的制片商，一旦他决定，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编剧告诉他们，说了剧情可能要延续下去。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主要的方向怎样，我们也下来会要怎样走，我们告诉这个编剧由制片人了解到整个故事流是怎样的。他们确实要20多集、30多集的跨度，最起码的，每一个季，他们都要考虑一个季如何编制这样的故事，像《绝望主妇》，他们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了。当然，这些人他们也是喝很多的酒的。
主持人：美国人的戏开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结束，创作出来23、24集，但是他的结尾总是没有结局，下面接着走。而我们中国人拍电视剧的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拍之前已经从开头到结局都定了，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差异，是不是也和效率、速度有关？
郑晓龙：还是和电视台的播出有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希望一个片自聘派打得很响，接着一部一部的往下拍，这样的电视剧也和题材什么是有关的。电视台的播出如果是一年52集、52个星期，就这么系列的做下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不用再另起开头了。我们现在就一个题材，这个题材拍完了再起一个开头，我们永远是想新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框架里面，比如《绝望主妇》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如果《绝望主妇》播了一年没有播好，收视率掉下去，他们不换新的也不可能。
主持人：没有完呢？
郑晓龙：比如出门被车撞了，他们也得停了，因为没有观众了。故事没有完，但是钱赚不着了，他们是要看着收视率说的。
张国立：他们是商业模式，我们是双轨制，一个是商业模式，比如我们制作人，确实是在走一种商业模式，因为我们自己要拿出钱投资，要判断这个钱是不是赚钱，这个赌博的包袱压在我的身上。电视台是否买你的戏是电视台说了算。但也有不是商业的，你市场的汇报和市场机制不一样，我们也有这样的戏，像晓龙讲的，还有我自己的经验，像《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我真的是做着做着，市场好，电视台也要求我们拍，我们就再写。
主持人：你拍了四个大集，四季了。
张国立：我五集就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我们是什么《紫砂记》什么的，我们也是记，改得挺快，但有点盲目。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压力，如果电视台给我钱说拍，拍到收视率不好了，你可以不拍了，我可以收工马上拍别的去，但是整个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中国做电视剧的人还是很幸福，我们有这么多忠实的观众。如果现在中国的电视台一个星期只播一集电视剧，那我们很多人都没有饭吃了，就只能这样，因为我们做电视剧的太多了，因为电视台频道太多了，我们的观众太多了，所以每个电视台，你今天播三集，他后面播五集，他后面赶六集，都播不烂，你放心，因为我们的电视台太多了，只是说我们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而已，但我们还是觉得很幸福。
对吧？马儿(马中骏)。你看，他其是很幸福的。他不用种地、耕地、刨图，他可以直接做老板了，又导又演还得当老板，你比我幸福。
主持人：一个电视剧的题材选择是否适合市场的需求？像《绝望主妇》，像中国的《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这些都是很成功、很热的剧。这个题材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会更难。你想选一个可以同样让观众感觉到新鲜、有趣的题材更难了。
(播放短片)
主持人：刚刚这段是《绝望主妇》提供的短片，我想切角一下张国立和郑晓龙老师，看了他们的拍摄现场，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得跟我们的现场感觉有什么不同？
郑晓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在美国拍过《刮痧》，我知道美国人拍电影和拍电视的感觉，而且我剧组基本用的是美国人，还有一些香港人，我们大陆就去了六个人，包括两个主要演员。他们的现场非常井井有条，每一个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他的灯光包括他的线，这个镜头拍完了就应该拍下一个，直接把线拉过去，但是他不，把线全部收起来，说下一个在这里拍，他再拉下来，你看他永远是在忙活的。而且那边有工会，这个工会非常厉害，我在那边拍电影的时候，他们总是和我说工作时间到了，我最讨厌这个。每天八小时工作，一星期休息一天，我们是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没有一天休息。大家都是早早的就拍完了去吃饭了，喝酒，非常舒服。我们回去以后累得像狗一样，在现场都睡觉，我们现场疲劳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他们拍的时候有点像玩，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玩得非常爽。
David Warren：我得说清楚一点，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可不是真实的情况，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有点类似推广片的那种，其实是一个假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在拍这个东西，梅西给了我们很多的赞助，让大家看到梅西的现场多么漂亮。
主持人：实际上你们是在摄影棚，摄影棚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吧？
Deran Sarafian：你认为我们在玩，我们很爽，你可以和我们换一下，你要管这么多人，每个人各司其职也很难的。
郑晓龙：这就可以看出文化差异，美国人在宣传自己片子的时候都说多漂亮、多好玩，我们干的是多漂亮、多高尚的事？我们宣传的时候，都是说你看我们累得像狗一样，多痛苦啊？我们这被痛苦你们还不买我们的片子？求你了？就这观众还不看，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他觉得你干了高尚的事和快乐的事，大家都说太好了，我们都去吧。
主持人：张导也这么认为？
张国立：当然我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也在拍戏。但是他的工艺流程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是用电影胶片在拍电视剧，所以整个的工业生产流程也和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高清拍的。
Deran Sarafian：我们也用摄像机，就像这样的。
郑晓龙：刚才是为了宣传吗？
David Warren：不是的，我们实际上是用35毫米的。
张国立：也就是在这里是拍电影的概念。
Deran Sarafian：我们看一下现场，这是索尼的摄像机，这是东芝200的那种，我也用这种。
主持人：你只用这一种吗？
Deran Sarafian：如果我们(用红的)就是现在的这种，但是通常我们都是用35的。我现在也在做尝试，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是想用实验的方式改颜色，而且这样成本也更低，所以现在我也在用这样的。
主持人：在逐渐的改变，他也曾经用35毫米，同时现在在慢慢的改变。
郑晓龙：他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因为摄像机的高清水平在提高，他在保证原来质量的基础上，他觉得我们可以降低成本用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确实是用不起那个35毫米，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故事，这都是真事。一天剧组蹲在路边吃盒饭，旁边一个中年女同志带着一个孩子从剧组旁边走过，看着这帮蹲着吃盒饭的人说，就和小孩说：“以后好好学习，要不然以后你就跟他们一样。”我们那时候感觉够悲惨的，很可怜的。
张国立：我还遇到两个老大妈争论说“是他”“不是他”，说“是他”的说，一看就是他，演过那么多戏。说“不是他”的，说他不可能蹲在这里吃饭。
主持人：中方的预算相比美方低很多，你看看摄像机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时间。
David Warren：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已经被宠坏了，我们没有盒饭这些东西。
主持人：再返回刚才我们所说的问题，说到《绝望主妇》，我们有五季、六季。
张国立：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发展，每一个国家都是，包括他们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我们也告诉业内和媒体，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因为这样的交谈，实际上是一个互相了解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并不是抱怨，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现在做电视剧的人真的很幸福，如果你不让我做这个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们只是在讲，我们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但是我们一定会前进，以后35毫米我们都不用，我们用36毫米的！没有吧？
郑晓龙：72毫米的。
张国立：72毫米我们也不用，我们用73的。(笑)
我们就是在交流，我们也想问问美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朋友多少？我们中国的媒体非常开放的心态，包括报纸、电视台，播出外国的信息比播出中国明星的信息多多了，比播出中国剧组的信息多多了，但是你美国的电视台你根本看不到你在这里拍戏什么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告诉互相的人们，你们应该更多的了解中国，我对他的了解比他对我了解多的多，《绝望主妇》我看了，《迷失》我看了，《犯罪现场》我也看了，我对你们的了解比你对我的了解多的多，我在中国是这么棒的制作人，拍了这么多的戏你们看过吗？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戏拿回去看一看。
(David Warren给皇帝见礼，张国立说“平身”)
张国立：这是我们业内人聊天的方式，非常轻松。中国在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不如你们的，但是电视剧的生产量上，我保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每年生产多少？马中骏最了解。
马中骏：1.47万小时的电视剧是这些人在生产。
张国立：你们在美国一定是精英人士，不然不能来高峰论坛，但是中国1.4万多小时生产的电视剧是交易的，没有交易的比这还多。有些东西电视台不买，你白拍了。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但希望我们学习你们的同时，你们更多的了解一下中国电视剧业内的人士。
主持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个观点非常棒。在美国，根据我所了解的，像你们这样是把想法、创意卖给制作公司，但是在中国，刚才讲到1.4万多小时，但是中国的制片商，他们卖的是产品，不是卖创意。我们拍了1.4万小时，但是对电视从业人员、对电视台来说我们是卖成品。而美国市场，他们的制片人人他们确定的是创意，我卖给电视台的创意有了，你给钱我再拍。
张国立：这是一种播出机制的形态，你说我这个戏我先告诉你，你甚至拍出一点样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好，我给你钱你继续往下拍，会有这种制作形态，过去也有。但是很多电视台在竞争特别激烈的状况下，这种方式他们不做了，我们现在讲制播分离，制作和播出的平台是分离的，所以刚才我和你讲双轨制，这就是双轨制的具体体现。一个电视台和我说，你的戏好，你应该拍。但是没有一个人和我说，你拍续集的钱我来出，没有。我们是通过一个创意转化成一个产品，我们的压力比他们还大。
主持人：您先投资把创意变成了产品，而他们是有创意还不需要自己投资。
张国立：那我就不了解了。
主持人：你们是如何和你们的电视台处理关系？你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都拍出来，没有必要把成品拿到电视台，是吗？
郑晓龙：他们也有做成成品去卖的，但通常他们是一个片子有一个创意，拍一集样片，在一个社区先播一下，效果好再往下做。当然，也可能电视台投钱就做了，他们就是一个种子钱。
David Warren：Deran Sarafian了解可能更多一些，因为你肯定要把这个给他们看一下，他们看了以后说“是”或者“否”。
Deran Sarafian：我也刚完成了一个样片，在上海的大街上，明年年初可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也有一个关于犯罪的题材，关于警察的，是过去的生活。也可能和中国有些关系，是警匪片，现在也是在试播。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工作，有一个是24集，但是只放了一集，后面就没有了。有一个晚上放了一下就取消了。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影片在全球市场上都进行播放了，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荣幸的。如果像一个画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给别人看，别人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觉得我可以用你的作品，有的人觉得我不可以用你的作品，我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有些人觉得这个不好，马上撕了，接下来也就没有续集了，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对我来说很没有面子，因为我对这个作品感觉很自豪，但是你没有得到认知，所以感觉没有面子。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风险，我们这个行业当中，风险永远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