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数千名二战老兵将在这里隆重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日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在此之前，世界上似乎还从来没有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发生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单凭这一点，二战也足以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应当铭记的教材。
60年过去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已经越来越少，年轻一代以及后世的人们
了解二战、认知二战，更多地或者说越来越需要通过间接渠道，影视作品是其中之一。
二战题材的影视可谓数不胜数。以笔者的有限视野，堪称经典的，也涉及了方方面面。
比如，反映欧洲上空战前阴云密布的，有《生命可以重来》、《乱世三人行》等；反映重大战役的，有《攻克柏林》、《解放》、《围困》、《莫斯科保卫战》、《最长的一天》等；反映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屠杀的，有《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等；反映战后德国人心态的，有《德意志零年》等；反映战后行为追究的，有《罪恶交响曲》、《屠杀报告》等等。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也无论从宏大的战役还是生活某个侧面的角度切入，这些影视作品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二战的残酷与恐怖，和平生活的可贵与值得珍惜。
谁要为二战负责？当然是以希特勒为首的人间恶魔们。但是，普通人—— 那些战争期间、在战争策源地生活着的人们，应当怎样看待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呢？60年来，他们也在反思。
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帝国陷落》，是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在柏林遭受苏军的猛烈炮击，人民死伤惨重时，毫无人性的希特勒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德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解这句话，就得稍稍追溯历史。早在1932年，德国总统竞选时，德国共产党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这个“三段论”式的预言已经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德国整整一代人所受到的法西斯主义毒害，早在1948年拍摄的《德意志零年》里就可以见识。12岁的小主人公，在战后千疮百孔的柏林废墟中为了生存而努力。他的父亲因营养失调患了重病；哥哥以前是纳粹士兵，为避免被逮捕而躲在家里；姐姐则慢慢沦为娼妓。凯拉遇到了从前的老师，后者为他提供希特勒的演讲录音到黑市上去卖，并将一篇出色的纳粹宣传品灌输给这个小男孩。于是，困惑的小主人公先谋杀了被视为累赘的父亲，最后从楼上跳下……
这样的反思，也个别存在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日本艺术家岛田美子进行过一个艺术项目，探讨日本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岛田美子认为，对那场战争，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了的日本男性，日本女性也有许多人因为积极主动而起到了帮凶作用。被视为圣洁女性偶像而崇拜的电影女明星原节子(曾出演《东京物语》)，就曾作为日本民间外交代表到纳粹德国进行活动，其与戈培尔的合影昭然在目。然而战败后，不仅她们不愿意，而且几乎没有人愿意认真思索自身以及日本女性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令她深思的是，甚至有的女性还以一种感伤与怀旧的心态来看待日本女性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表现。(顾铮：《战争的影像》)
反观《帝国陷落》，片头是一位在今天真实情境中上了年纪的女性的反思(影片中，她是希特勒秘书)：“我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当初在柏林我可以回答：”不，我不去，我不想去元首的司令部。‘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太好奇了。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把我带到一个不曾想到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原谅我自己。“在片尾，她更给自己当初的那个决定下了这样的结论：”年轻不是借口。“
两个国家的女性，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主流态度决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战的发动者和加害国，战后对于那黑暗一页也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在行动上真诚忏悔，一个却死不认账；一个在教科书中毫不掩饰希特勒时期的恐怖，一个却肆意歪曲；一个对纳粹余孽穷追猛打，一个却对战争罪犯极力美化。显而易见，历史的教训不能客观吸取，新的战争危险就依然存在。潮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