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摇滚30年-热情是如何冷却的

　　独家特别企划：30年的音乐记忆

　　《南方周末》：中国流行音乐30年十大金曲

　　我想唱歌我就敢唱－中国流行音乐30年回首

　　文/金兆钧

　　回首30年，我想到一位美国音乐学者的话：流行音乐就其工业化生产的本质来说注定了它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化垃圾，但如果还有百分之一的精品，就足以证明它生存的价值。

　　1980年代前期：港台歌曲成样板

　　1977年起，随着对外开放的先声，少量港台流行音乐通过广州进入内地。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内地中国唱片总公司独家垄断唱片生产和发行的格局解体。内地开始大规模生产流行音乐。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即生产800万盒带。采录了内地几乎所有有名的歌手。伴随盒式录音机的引进，刘文正(听歌)、邓丽君(听歌)等歌手的盒带开始流入内地，引发了内地听众的强烈追捧。1980年起，台湾校园民谣风靡内地。内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开拓时期。同年，《北京晚报》与东方歌舞团举办“新星音乐会”，同年，《北京晚报》记者刘孟洪发表文章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辩护，引发激烈争论。

　　对流行音乐持批判态度的一方沿袭了传统左翼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更多地强调流行音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非主流化，并直接将其与历史上的“时代曲”、“黄色歌曲”相联系。认定流行音乐在艺术水平上的低俗。争论无法阻止流行音乐带来的巨大利润。

　　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成立的音像出版单位达三百多家。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著作权法，所以，大量的出版社使用内地歌手大量翻唱港台作品。邓丽君、刘文正几乎是所有歌手们学唱的样板。大批内地词曲作家也开始了流行音乐写作的尝试。

　　经过五年的发展，对流行音乐的争论渐渐淡化。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邀请了香港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表明了国家层面上对流行音乐的认同。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和奚秀兰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不胫而走，说明流行音乐受欢迎程度。1985年，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举行“南腔北调大汇唱”音乐会，将流行音乐形式与传统戏曲、民歌相结合取得了成功。广州率先举行了“红棉杯新人新风新歌大奖赛”，开流行音乐大赛先河。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采用流行歌曲为主题曲。1986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设立“通俗唱法”，同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首届全国民歌通俗歌手大赛”。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则是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公司和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共同主办、献给世界和平年的首届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 演唱会上，一批内地原创作品，特别是《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大获成功，宣告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

　　1980年代后期：西北风吹不动

　　1987年起，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为期一年之久的音乐沙龙。在这些活动中，热衷于流行音乐的词曲作家、歌手、编辑们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是内地是否应当追随港台歌曲的创作道路；二是如果不走港台之路，内地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当走哪样的路。

　　历史的合力作出了选择，继崔健(听歌)的《一无所有》获得广泛好评后，《信天游》又大获成功，其创作理念得到了不少音乐人的认可。此后，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相继问世，成功内地歌坛第一次原创歌曲的高潮期——“西北风”时期，。

　　“西北风”歌潮的美学观念是明确的。这就是歌词上有文化批判意识，音调上主要使用北方慷慨悲凉的音乐素材，编曲和演唱上则借鉴摇滚乐的形态和技法，追求一种大感觉和大力度。某种程度上，“西北风”是当时的音乐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摇滚乐文化的自觉吸收。同时，它也适应了那个时期大众心理上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抱有的希冀、期待、渴望和疑虑。

　　然而，“西北风”所承担的文化意识过于凝重，以至于在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陷入了逻辑悖论。在试图批判传统的同时又摆出了传统的权威口吻，而这种态度在大众音乐上是不可能持久的，特别是它不可能适应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生活。所以，不到一年，1988年中期，歌坛就出现以劳改歌曲、知青歌曲、调侃歌曲为主流的“俚俗风”。同时，齐秦( 听歌 blog)的《狼1》和苏芮(听歌)《跟着感觉走》正式引进，齐秦的歌立刻获得青少年的狂热认可。苏芮的歌和“俚俗风”一起则微妙地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内地流行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就随着《跟着感觉走》的流行而骤然而退。而随着港台版的正式引进，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了港台、内地、音乐鼎足而立、碰撞交流乃至融合互动的新的发展阶段。

　　1990年代：卡拉OK全民娱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界最重要的变化是娱乐业的大幅度发展。它典型地表现在卡拉OK产业在内地的飞速发展、明星包装制的全面引进特别是媒体的娱乐化这样几个方面。这一切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三年内完成。

　　由此给中国流行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首先，原先相对隔离的香港、台湾和内地歌坛开始置身于越来越同一的大文化环境中。其次，由此产生的观念冲突和市场化选择越发激烈。第三，随着娱乐业的进一步发展，日、韩流行音乐及欧美流行音乐也大量渗入。

　　20世纪90年代初，港台歌曲和歌手全面进入内地。港台歌曲和歌手很快地吸引了年轻的一代。这就给内地流行音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以广州为基地的音乐人们采取顺应港台的态度，努力学习现代歌手包装技术，同时转向都市题材、更贴近青少年审美需求的创作方向。以北京为基地的音乐人们在对此保留一定抗拒态度的情况下开始出现多方向的分化。

　　1993年后，整个中国特别是内地的流行音乐从此进入一个再次高速发展的时期。香港流行音乐正处于“四大天王”势不可挡的火爆期，台湾则是原创音乐人才辈出的时代。内地歌坛经过几年的再酝酿，全国各地纷纷设立旨在支持推动流行音乐创作的“原创音乐排行榜”，以“包装歌星”为主要手段，迅速打造了一批新歌手和新作品。到了1994年，在南京音乐台举办的台庆活动上，这批歌手和作品集体亮相在名为“光荣与梦想”的大型演唱会上，史称“94新生代”的又一代音乐人和歌手宣告崛起，这也是内地歌坛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流行音乐整体上又进入了一个分化、探索、略显低迷的阶段。无论是作品还是歌手较少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那样集体出场的状态。与此同时，“日流”和“韩流”日益兴盛。更年轻的“80后”开始成为流行音乐主要的消费群。而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期是在日本动画、漫画和游戏的熏陶下长大的。这种情况越接近世纪末就越明显。这使得无论是音乐人自身还是乐评人都越来越难以应付。由年龄决定的“代沟”现象在歌坛上显得格外明显。“三年一代人”已经成为业界和教育界的共识。

　　2000年代：网络、数字和选秀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来说，有三个关键词最为重要。它们是网络音乐、数字音乐(blog)和选秀。网络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同步，1997年，音乐人陈哲即建立了第一家音乐网站。到2000年，全国已有各类音乐网站数百家。同年，北京喜洋洋唱片有限公司与新浪网合作在网站上推广卢庚戌(听歌)的新歌《蝴蝶花》。2001年，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一炮走红，成为歌坛特大新闻。从此，众多的歌手发现了一个新的可能。2004年，《老鼠爱大米》、《丁香花》、《两只蝴蝶》相继走红，网络歌曲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

　　网络歌曲并非新的音乐类型。它的成败基本上要由网民的点击率决定，具有草根化、反精英化的特点，代表了平民的审美观，具有源于民间的生命力。但由于网络歌曲的门槛很低，网友原创、翻唱、改唱的歌曲都可以传到网络上去，也造成了网络歌曲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但是，互联网就这样在传统唱片之外，给歌手开辟了一片希望的田野，也给自己找到了难得的盈利点。

　　在网络歌曲兴起之前，内地的互联网行业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一些网站因为无法明确赢利模式而出现财政危机，有的开始大规模裁员。但是一种新业务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就是彩铃服务。简便的支付方式，个性化的音乐选择使得消费者大为兴奋。网络歌曲的作者、网络运营商和通讯运营商也就挖到了第一桶金，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选秀”被湖南卫视成功地用于“超级女声”之后，就产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轰动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选秀活动虽然已经受到各方面批评和遏制，仍然大有蔓延之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海选歌手也给歌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的流行音乐发展的特点是创作先于理论；意识形态重于艺术本体；批评与实践分立；核心之争是道德与娱乐。如今的中国流行音乐仍然可以说是“徘徊在十字街头”。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它还没有建成运转有效的产业链。与其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至今还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落实。而媒体近年来的全面商业化导致正常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全面失语和失位，使得中国流行音乐依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