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崔健：中国现在就是缺乏活力
崔健(资料图)
专访崔健：中国现在就是缺乏活力
崔健：我总在一个位置想办法发力，但这个时代没给我提供互动的机会
其实崔健从未停留在过去的辉煌里，他乐于与每一个时代互动。但当下，他每次发声，却很难得到时代正向的回声
本刊记者/王臣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期待正常地走路，一天走一步，对我来说就是退步”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开始，摇滚乐的影响力空前兴盛，如何看待那个时代的受众和文化土壤？
崔健：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正常发展的程序，我只是觉得那时候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有影响力不一定是在发展。那时候只是一种现象，不是一种文化。
一个现象可以不存在基础，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但是作为文化的话，需要根深蒂固的基础，包括平行的政治现象，还有跟经济环境发生的关系。那个时代下，社会并不允许被批判，比较脆弱，但其实任何一个经常受到批评的社会，是抵抗力强的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但从市场反应来看，90年代看似是摇滚乐发展最兴盛的时期，1997年开始走向衰落，原因是什么呢？
崔健：分成两个吧，文化现象和市场现象。那时候也没什么市场，也没有一个大环境下的强或弱的区别。
文化方面，流行音乐也刚刚开始，发展也很快，而且中国的环境也允许流行音乐发展，却不太推广批判性音乐发展，甚至审美上也接受不了，到现在仍然接受不了。比如，我在电视台演出的时候到现在还经常受到一些无理由的审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不能通过，这些都是1990年和1995年的歌，被批准合法上市了，但这程序不被演出界承认。
中国新闻周刊：经过20多年，你觉得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了吗？
崔健：对中国摇滚乐生存的环境，曾经也有人说过让摇滚乐自生自灭，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摇滚乐自生，但是没有自灭，但还是被放慢了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我们有一些机会，也应该珍惜这些机会，但期待正常地走路，应该是一天走十步或者一百步，所以一天走一步，对我来说就是退步，因为别的东西发展得太快了，文化发展得太慢。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环境上的影响，这20多年会感觉到受众也发生了变化吗？比如年轻人、中坚力量对呐喊性、批判性的东西不再那么需要了。
崔健：这也是阶段性的问题，一定阶段下，人们对批判性的东西就没那么需求了，我们不可能天天批判，这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但很奇怪的是，我们从全球华人的音乐品位中看不出人们的愿望，他们就想安心地生活，唱些伤感的歌，安慰一种孤独的都市化、被冷漠的心，仅此而已，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愿望。但很多年轻人关注我的态度，说明他们也在困惑，我觉得80、90后，都能听懂我说话。
“我的批判性比过去强一百倍”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20多年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什么？从作品上看，从刚出道时是“出走式的叛逆”，现在似乎变成了一种内敛的叛逆？
崔健：我觉得出走型的叛逆，才是向内的叛逆，比如《假行僧》《花房姑娘》《一无所有》，自己欺负我自己，逃，好像是潇洒，现在我把我自己的东西向外释放，这过程当中，必须有反馈，需要有反力反衬我的反叛力，这个反力就是现实。如果我逃离现实，不在这个秤上，根本没有重量，我说我有一万公斤的力量，谁会相信你，拳头有力，必须打在一个反力上，才能证明你有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表达的抗争和20多年前的抗争是一个东西吗？
崔健：20多年前的抗争和现在的抗争大方向是一样的，实际上具体的和力度表现不一样了，我们在寻求自己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更新自己，这种更新自己的标准就是速度多快，力度多大，限制是什么样的限制，而且你准确地发现，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反的，有些东西是进步的，虽然这一步是慢的，但是不能反。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作品，好像没有以前表达地像给力的直拳了，而是更含蓄了。
崔健：人要平衡，不能全天晒太阳，也不能全天在地下室，这首歌是这样，不能代表所有的都这样，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舞过38线》，也是很强的批判。其他作品，你觉得没有批判，有可能是你没有看到，我认为我的批判性比过去强一百倍，这是观念的不一样，但我并不在意别人不理解我，可能更在意的是别人不重视我，时间长了他会发现，有时候过堂风好，有时候也不好，隐晦的作品就像是设一个屏风，风绕一下把这边空气带活。
“真正的发力是你又做了贡献你又得到了互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近十年的作品不成熟，是因为跟时代的互动灵感没有了，这指的是什么？
崔健：谈到生命就谈到能量，互动就是能量。很简单，做这件事，是因为热情还是为了完成工作，两个能量完全不一样。如果是兴趣加工作，这种能量就大很多，只是为了完成工作，创造性和能量就很低。我发现我跟这个社会的互动，老得让我等，我不是说我今天写这个歌，明天还有能量写这个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也在等(受众成长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
崔健：走在时代的边缘，前面和边缘是两回事，我不是先锋，先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心的、居高临下的、被别人推起来的感觉，我是边缘，边缘有自己的优势。举个例子，照相机的三脚架立起来的时候必须要三个点。别人想拔出来，改变他的位置，不可能三个腿一起拔，必须一个一个的，我是单独发力的，我不是中心。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没有你需要的互动？
崔健：中庸就是三脚架中间的这个点，中庸是靠极端立起来的，没有极端，中庸是不存在的。其实保持平衡，三个点都得发力。极端越好，就越有活力和动力。
中国现在就是缺乏活力，我就是其中那个有活力的人，我愿意做的是这个分子，我总在一个位置想办法发力，等我发得起力的时候就找问题，我没有互动的热情是因为我发不起来了力，这个脚是软的，另一个脚又是软的。
一个发力的东西是你知道你要干吗，就是你要有愿望，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没有愿望，欣赏你的人也没有愿望，就像长期做一个广告，挣钱了但是没有意思，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力，真正的发力是你又做了贡献了，你又得到了互动。这个时代没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就还可以等，我不着急。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也是你的发力工具？
崔健：是的，电影和音乐都是我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发力点、互动什么？
崔健：《蓝色骨头》和《迷失的季节》其实是一首歌，但是《迷失的季节》讲的是我们这代人，或者更老的人，《蓝色骨头》讲的是新的一代。电影里讲的是一个孩子唱这个歌的时候，他妈妈听到了，就觉得只有《蓝色骨头》能够帮助母亲这一代找到迷失的季节。
季节这个词在英文里有时空的意义，抽象地去理解，有的季节可以轮回，有的不能，但是他是一个时空，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在。这个时空就是一个季节，我们能不能把它找回来，有没有信心。
电影里这个孩子之前有担心、自卑感，发现不属于这个时代，与它格格不入，虽然他很聪明，有能力做音乐。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站在一个80后的角度去创作的？
崔健：我是代表80后写的，但是是我的视角，我已经发现80后，我们的演员有改变，发力点多了，自信了。我希望我的观众看了电影之后，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力点。我的希望是这一代人能理解，单纯的孝顺、善待，是一个非常肤浅的基本，真正让有价值的，是修复父母这一代的伤痕，不是简单地抚养到白头到老。如果我们有同样的艺术，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