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钰莹再谈与赖文峰恋情称不后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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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钰莹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忆耕 田亮
□ 《环球人物》杂志实习记者 许莎莎
“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这句话，用在杨钰莹身上正合适。白裙子，长头发，低声说，轻声笑，杨钰莹完全保留着少女的神态。10多年的岁月，惊涛骇浪的往事，在她身上仿佛没留下痕迹。
但交谈久了，还是不一样。你会发现，她从前接受采访时那些活泼的小动作，比如扬扬眉、撇撇嘴、甩甩头发，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的她像一幅动态画，现在变成了一幅静物画。
在离开公众视线长达10年后，这次回归，她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主持人。公众和媒体对她的主持人形象充满好感，那些纠缠不放的负面消息也被人们淡忘了。
很难想象，她是怎么走过低谷和风浪的。她自己的解释是：“生活中不仅有幸福和快乐，更有悲伤和无奈，都要笑纳，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柔软”面对批评
2013年初，杨钰莹正筹备自己的演唱会，突然接到天津卫视新节目《天下无双》邀约：“来给我们做主持人吧。”对她而言，这是机会，也是挑战。考虑了将近一个月，反复看了这档节目的国外原版录像，终于，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杨钰莹答应了。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反响这么好。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全国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没多久，杨钰莹和主持界的老前辈赵忠祥同台，也没露怯。赵忠祥夸她“水平比央视有些女主持人都要好，可以推荐她去主持春晚了”。杨钰莹庆幸接了这个工作，“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环球人物杂志：这3个月的节目，看得出你进步很大。有没有请老师来辅导发声、走台这些技巧？
杨钰莹：没有呀。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不足，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人教我一下呀！”(笑)有时候发现自己在节目中又忘了说“硬口”(指主持人必须要讲的话)，就会特别着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给自己的主持工作打多少分？
杨钰莹：我还是多鼓励自己吧，打80分。不过，我给自己的态度打100分。任何时候，工作态度永远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一些人批评你主持风格“太嗲”，“气质胜过技巧”。
杨钰莹：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嗲”，有时候还挺爷们儿的。至于技巧，我就是没有技巧，不过还算有点气质(笑)。
对于这些批评，我会非常柔软地去面对。我看到那些中肯的意见，会在心底说：“谢谢你，我会努力地改进。”
环球人物杂志：谁也没有想到你做主持人这么成功，以后还会唱歌吗？
杨钰莹：当然会。没有歌唱事业做基础，主持也就不必了。我首先还是歌手，而且说话和唱歌相比，我还是唱歌的水平更好。
“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我也会坚持”
杨钰莹从没放弃唱歌的努力。
2011年底，杨钰莹牵手毛宁亮相深圳卫视，合唱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完成她复出的“首秀”。歌声一下子勾起许多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2012年底，杨钰莹又推出新专辑《遇江南》。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她用10首慢歌讲述了相遇、相恋、感恩的故事。她的多年好友、词作者苏拉说：“她比以前用心多了，会为歌词里的一句话、一个词跟我讨论。”
《遇江南》销售了2万多张，在如今的唱片市场中已算不错。杨钰莹并不指望这张专辑能卖得特别好，“只希望能给一些朋友带来宁静。有人说，这些歌是最好的催眠曲，是一个人在家时最好的背景音乐。这就够了”。
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流行杨钰莹的时代。就在我们采访她的当天，一走进酒店大堂，就发现大堆学生模样的“粉丝”抱着鲜花和玩具，挤满了电梯外的走廊。几名酒店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带到电梯门口。这些“粉丝”，等的显然不是杨钰莹。酒店工作人员笑着说：“她的‘粉丝’大多是中年男士。”
辉煌已经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期，杨钰莹一张专辑卖出480万张的销量。从480万到2万，这样的落差，如何承受？
环球人物杂志：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流行邓丽君，90年代流行你的甜歌，21世纪流行周杰伦。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90年代流行你的歌呢？
杨钰莹：80年代物质贫乏，但大家开始有所追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中国很多很棒的诗人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舒婷、顾城，每次读起那些诗都让人觉得情感在燃烧。邓丽君那种细腻的歌声，恰好唱出了大家心里的柔软和情感。到了9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了，就需要更甜一点的东西。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更多元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需要一些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会再流行甜歌，为什么还选择复出？
杨钰莹：我觉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传统的甜美和优雅是最真实的需要。但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开过去时，这些东西会被灰尘蒙蔽一下。如今，人们离理想太远，离现实太近。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节奏放慢时，人最需要的情感会再次浮现出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怀旧潮、翻唱风，正好说明有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简单的生活和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回到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无奈吗？
杨钰莹：无奈还是有的，但社会由很多部分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巨大的社会洪流之中。不过，无奈的同时也有期待，我相信纯粹的音乐会再次得到喜爱。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不会迎合这个时代，会坚持唱自己的？
杨钰莹：我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当然，可以有很多形式去爱。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唱，后来在乡间、城镇里唱，都很快乐。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么感觉？
杨钰莹：你看，我也不能免俗(笑)。选秀有存在的意义，中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上台唱歌，会很感动。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渠道。但是，这种节目不要一下子太多。
有时候很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娱乐圈。电台、唱片公司、歌手拧成一股绳，一起进步。想起那个时候，心里还会充满阳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一样了，浮躁、功利、没有节制，有人批评这是“娱乐至死”。
杨钰莹：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但有时候势头太猛，需要往回拉一拉。
有个坚强的母亲
值得杨钰莹怀念的始终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开始大发展，老百姓能买到的东西不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流行音乐。杨钰莹正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首首甜蜜的歌，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1991年，20岁的杨钰莹推出的首张非翻唱专辑《为爱祝福》卖出20万张。1992年推出的《风含情，水含笑》和1993年推出的《月亮船》销量猛增到100万张。在那个年代，10块钱还可以买到很多东西，100万人都拿着10块钱去买一盘磁带，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甜美的声音和相貌是杨钰莹迅速走红的法宝，也正是这两点，让她从小就讨人喜欢。
1971年5月，杨钰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石岗村。一家人原本住在市里，父亲是电工，不幸遭遇意外，在杨钰莹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了。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响应党的号召，到石岗村落户劳动，生下了杨钰莹。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得更美丽”的心愿，她给女儿起名杨岗丽，小名岗岗。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下有两个幼女，上有年迈婆婆，再算上自己，这位单身母亲要养活4个女人。她一直没有再婚。为了生计，她买来一台手动毛线编织机，工余时间编织毛衣，赚一点手工钱。编织机的声音成了杨钰莹童年最熟悉的声音：“妈妈的手很灵巧，请她编织羊毛衫的人多得数不清。她很少休息，我入睡时听到编织机的响声，清早醒来时机器声依旧。那时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知道她是在为全家编织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母亲只会没日没夜地做工，杨岗丽就成不了杨钰莹。这位坚毅的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妈妈唱歌很好听，小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我睡在竹床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旋律优美极了。”母亲的歌声成了杨钰莹最早的音乐启蒙。
杨钰莹5岁时，全家回到南昌市区居住。那年的儿童节，街道幼儿园要参加文艺汇演，没有合适的小演员，只好到附近居民家里寻觅。她们看见杨钰莹时不禁惊叹：“好可爱！”就问：“你会唱歌吗？”杨钰莹说：“会啊，我会唱《绣金匾》、《在北京的金山上》……”话还没说完，她就放声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机灵唱得又好，幼儿园老师放心了：“就她了！跟我们走吧。”
这是杨钰莹第一次登台演出，唱得正是《绣金匾》。母亲照着女歌唱家郭兰英演出服装的样式，给她做了一套小演出服。《绣金匾》是一首歌唱周总理的歌，杨钰莹小小年纪，唱着唱着还流了眼泪，“那时懂得不多，就觉得旋律太忧伤了”。台下的人见了都感叹：“这个小孩是天才呀！”最终，杨钰莹获得了一等奖，颁奖时，省长把她抱在怀里合影留念。杨钰莹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威风”。
母亲从此注意到杨钰莹的音乐天赋。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给女儿报了市少年宫的声乐班。老师评价杨钰莹：“这是一块有开发价值的璞玉。”每周日下午，当小伙伴们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时，杨钰莹就到少年宫上声乐课，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很快她就受不了了。
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杨钰莹本该去少年宫，却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还聪明地按照放学时间回到家。母亲自然没起疑心。一周后，声乐老师来家访，母亲才知道逃学的事，气愤之下动手打了她，一边打一边哭。母亲的眼泪让杨钰莹一下子长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逃过课，认认真真地学声乐。
小学二年级时，杨钰莹当上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胳膊上挂三道杠的臂章。四年级时，江西省选派10名优秀少先队员到北京参加由共青团、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中国优秀少年夏令营”，杨钰莹是其中之一。
典型的“外来妹”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杨钰莹的愿望是继续读高中。母亲想了又想，女儿从幼儿园到初中不断参加文艺演出，已经影响到学习，与其考高中，还不如稳扎稳打学音乐。杨钰莹听从母亲的意见，考入南昌师范学校艺师班声乐专业。
学校规定住校，母亲生怕杨钰莹吃得不好，经常弄些她喜欢的菜送到学校，同学们抢着吃，都说她有个好妈妈。杨钰莹也很懂得体贴母亲，每次周末回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向母亲报告好的事情，母亲笑她是“报喜不报忧”，她就自誉为“家庭天使”。“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让她担心什么。”杨钰莹经常唱歌给母亲听，有时母女俩还会来个二重唱。
师范毕业后，杨钰莹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女孩子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时觉得，带着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啊。”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杨钰莹的人生轨迹：“你不能当老师，你要去唱歌。”
1989年，中国流行歌曲的前沿阵地在广州，杨钰莹随南昌籍音乐制作人吴颂今南下。起初并不顺利，他们被多家音像公司拒之门外。和其他的“外来妹”一样，杨钰莹跟很多小歌手合住，靠在歌舞厅唱歌维持生计。后来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里面就有她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1990年，杨钰莹通过一家出版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我多深》，尽管是翻唱台湾歌星韩宝仪的歌，但订货量达到18万张，使杨钰莹在南方音像市场崭露头角。一次晚会，杨钰莹在台上演唱，台下坐着词作者苏拉和音乐制作人朱德荣。两人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了。朱德荣已经包装了李春波、陈少华、火风等知名歌手，很清楚什么样的歌声能红。他直接跑到后台，找到工作人员：“我要签下她，她很完美。”可惜他晚了一步，当时杨钰莹已经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看上了。
1990年10月，杨钰莹正式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音乐制作人陈珞成为她的导师。公司老总吴建邦信“命理”，对着一本《姓名与命运》的书研究了半天：“你改个名字吧，杨岗丽红不了，叫‘杨钰莹’最好。”从此，“杨钰莹”三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写在歌本上，她的照片被贴在窗户上、夹在书本里，直至大红大紫。
杨钰莹签约后不久，沈阳小伙毛宁也来广州发展，同样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比杨钰莹大两岁，杨钰莹把他当哥哥，两人亲密无间。杨钰莹回忆说：“毛宁经常饿了就跑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拉开冰箱就找吃的。我也经常和他吵吵嘴、打打架，一起唱歌时也是你痒我一下，我挠你一下。”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被观众们称为“金童玉女”，很多人以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情侣，其实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