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二手玫瑰”的现场，很容易就被吸引。主唱梁龙说自己出道十余年“造型一直很稳定”，所谓稳定就是浓妆，大红大绿，俗艳夸张，以非男非女的形象对抗这个黑白不明的世界。

　　今晚，二手玫瑰的新专辑《一枝独秀》首唱会将登陆上海。

　　舞台上的梁龙在严肃和滑稽间游走，时而狰狞时而妩媚，时而戴上浮夸的面具时而一把扯下露出深刻的本质，嬉笑怒骂间不经意就完成了中国摇滚舞台上大概是最喜闻乐见的演出。

　　追溯乐队的历史，有一个时间点让梁龙始终难忘，“2000年在豪运酒吧的一场演出，他们给每个乐队分了20个包子，就我们没有，当时觉得很受伤，上场前我借了一个女孩的口红，描了描嘴唇，一上去，舞台就炸了。”从此，二手玫瑰的舞台风格基本奠定，大红脸蛋的媒婆、扭秧歌的东北妇女、穿草绿军装的大军阀，梁龙层出不穷的新鲜造型总是让人瞠目，惟一不变的是那股妖娆劲儿。

　　再来说音乐。崔健说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乐队，很有前途”，窦唯说“你们的东西很好，要多演出”，乐评人王晓峰则干脆说他们“是目前中国众多摇滚乐队中最出色的一支”。二人转的旋律底子，看到啥就唱出来的朴实跟一针见血的幽默，加上摇滚的硬气和自由的表达，成就了这支乐队。

　　二手玫瑰出道的时候，梁龙已经不再年轻，却在中国摇滚的锐气渐灭的年代以不同以往的面目出现，为摇滚艺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2002年，二手玫瑰首张同名专辑出版。这之前梁龙有过两次失败的北漂——这个从未接触过打口带的东北青年欣赏正当壮年的崔健、黑豹乐队[微博]、唐朝乐队，自己玩玩金属试试布鲁斯，却迷失在北京城芜杂的摇滚乐世界里。后来梁龙回到老家齐齐哈尔，绿油油的庄稼像另一片宁静的大海，田头歇息时候农民扭的大秧歌，唱的二人转及其他传统曲艺则如海里的珍珠，“虽然农民有点小心眼，但那种纯粹、天然的东西真正打动了我”。

　　于是他又回到北京，写的第一首歌就是极具东北味又温情的《采花》。接下来他一口气在22天里录完了第一张小样。即使十年之后二手玫瑰已经数张专辑傍身，依然有不少人认为首张专辑《二手玫瑰》是他们最出色的一张。从开篇那句怪声怪气的“大哥你玩儿摇滚，你玩儿它有啥用啊”(《伎俩》)，他们嘲叽叽的态度就已经摆明；“我们的理想也得继续去开，往哪开，往垃圾堆里开吗”(《火车快开》)简洁和怪诞的组合让人拍手叫好；不要忘记还有《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采花》里令人听得想落泪的唢呐和手风琴配乐片段。

　　2006年二手玫瑰的第二张专辑《娱乐江湖》出版。音乐也好，嬉笑怒骂间的横眉冷对也好，都是第一张专辑的延续，却有诸如《夜深了》里面“你的美丽为谁等待，我的秘密被谁打开”这样敏感甚至扭捏的词藻。

　　然而梁龙并不打算一直循老路走下去。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而略微收起了早期尖锐的批判。2011年的专辑《乐经》里一首《渣儿》让人看到了变化——梁龙难得沉静下来唱歌，把一首原本会被他唱得狂狷的歌唱得忧伤，歌词亦是仙风道骨，“劝天劝地劝自己，忘山忘水忘清晨，我落人中人自在”。

　　信仰很无聊也很可贵

　　东方早报：你在老家没有听过打口带，最初的摇滚概念从何而来？

　　梁龙：那时候打口文化只传到了哈尔滨，只有很少人知道。我接触的只有国内的摇滚乐，唐朝、黑豹、崔健三座大山，还有一些摇滚合辑，再加上两个重要的媒介《当代歌坛》和《音乐生活报》。

　　东方早报：去北京，是为了看看世界还是只为了摇滚？

　　梁龙：只为了摇滚，所谓“梦在北京”。当时觉得，没去过北京，要玩摇滚是不可能的。

　　东方早报：去了以后有落差吗？

　　梁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融入不进去。当时我觉得北京特洋气，车窗都那么干净。后来发现梦想没那么简单。我喜欢崔健，都不知道崔健去哪儿了。后来发现，尽管信仰很无聊，但是也很可贵。

　　东方早报：后来见过老崔吗？

　　梁龙：见过，很兴奋，但是不好意思说话。有一次对白特别尴尬，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我说我没什么兴趣跟你说话，因为你已经在我心里，不需要什么对白了。

　　东方早报：你曾说过现在不听别人的音乐？

　　梁龙：我小时候特爱听别人的音乐，最早听“西北风”，中国原创流行文化的代表。早期听太多了，受了点伤害，发现这些人都是抄别人的。港台抄日韩，国内的摇滚抄欧美，就不听了。

　　东方早报：现在真什么都不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龙：从1996、1997年做乐队开始。平时什么都不听，只听评书，现在在听《三国演义》，瞎听。写歌的时候旋律不知道从哪来的，可能是老家的二人转，我不知道。

　　好的艺术才具备商业性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想到去做“乐经计划”？是因为扎根的艺术给你带来的养分已经渐渐用完了吗？

　　梁龙：这个计划其实比“二手玫瑰”这名字还调侃，我们想补齐六经中失传的《乐经》。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一条音乐的丝绸之路。不能靠少数民族的音乐，因为尽管闪光，但是不能代表我们。我们只能创造自己的人文价值，诉说自己的状态，在音乐的领域革命，像一个提问者一样，提出来以后解不解决是你们的事情。

　　东方早报：有没有在你的老家演出过？他们怎么看你的音乐？

　　梁龙：回去不多，但每年都回。他们接受起来会容易一点，但不是因为二人转。二人转在东北还是一种口头文化，说白了是农民生活节奏的产物，不是根植在城市的文化。

　　东方早报：现在写歌还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快？

　　梁龙：现在很慢，在经历瓶颈期。我们写了十二三年，对这个时代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巨变——理念、词语。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就是对过去的结束。现在开始要有新的发现，发现当代的矛盾。我必须得年轻，得找到每个时代的解读方式。比如我们有首新歌叫《正人君子》，道理已经讲空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符合时代地去解读。

　　前面说到写歌越来越慢，还因为现在越来越简单了，所以越来越难表达。比如新歌《你幸福吗》“有没有一种信仰，像泉水一样叮咚响”那种感觉，就这么简单。现在的艺术形式过于多变和简单，门槛低了，让艺术更难变成流派，更难做。但是方向是对的，艺术本来就没有门槛。

　　东方早报：现在还有那么多想说的东西吗？

　　梁龙：怎么说呢，很难像窦唯一样啥都不说，也很难喋喋不休，所以我们这种中间的“三八”乐队很难做。

　　东方早报：你们签摩登天空快一年了，一支一支独立乐队都签摩登天空了。

　　梁龙：活该，挺无奈的。摩登天空只是一个结构，去摩登的都是无奈之旅。我们去摩登是因为需要简单的商业模式，他们需要我们做一个棋子。但有一点，摇滚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是商业。商业大于等于艺术，只有好的艺术才具备商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