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韩红[微博]会思索死亡。年少时,她的梦想是歌唱家,希望“唱死在舞台”;真的成了歌唱家后,梦想是公益人,希望“死在公益的路上”。这个性情豪爽的女人,2012年5月,成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基金会先后举行“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百人援疆”等大型公益行动,与全国顶尖医疗专家合作,深入我国西部贫穷地区,进行义诊会诊、送医送药等。
当下,壹基金、嫣然基金等广受质疑,“明星做公益”再次被推上舆论风暴。面对公众对李连杰[微博]等人的质疑,韩红的态度果断,“我相信他”。5月11日晚,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最美和声”演播大厅,韩红向记者讲述自己十几年来与公益相关的心路历程。
聊基金会
我们也如履薄冰
访谈中,韩红像一个文艺女青年,保持着率性和可爱,当问到自己的基金会出问题怎么办时,“我杀了他”!掷地有声,多了一番江湖女侠的豪爽与痛快。
新京报:为何想成立基金会?
韩红:我之前几年都用特别笨拙的办法献爱心,有的基金会搞公益活动,我就拿着现金给基金会,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
新京报:被基金会骗过?
韩红:骗过。那时候捐钱,傻子似的给人家捐,捐完以后,老百姓反映,根本没收到钱。
新京报:被骗之后呢?
韩红:我不再捐了,我要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我一定要让我的基金会干干净净,合法合理,于是两年前就成立了。去年我开了一个捐赠人透明大会,《新闻联播》还报道了,我们连一包方便面的钱都公布了。
新京报:捐赠中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
韩红:有的捐赠人捐了一块钱,捐钱后我们给对方邮寄捐赠证明,邮寄特快专递得花好几块钱。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一块钱?
韩红:我就是让你信任我,我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基金会的同事把我骗了,他们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那你放心,坐牢的一定是我,因为它叫韩红爱心基金。用名字,第一增加可信度,第二增加监督力量,如果我的同事那么不爱我,他愿意看着我坐牢那你贪就好了。
新京报:做基金会前后有什么不同吗?
韩红:当然,队伍越来越强大,事情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经验。钱也好,物也好,真的送到受助人家里。
新京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名人圈里不多?
韩红:我不怕,韩红只有一个,赌得起就赌,赌不起不赌,我赌得起。我发现现在很多基金会受到了攻击,比如李连杰基金会、嫣然基金会等,其实我们也一样。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也受过攻击?
韩红:目前还没有,但我们也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知道哪一脚走快了,可能就会出麻烦,但好在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这里绝对干净。
聊募捐
为筹善款,参加满月宴
说到筹款,韩红扶了扶眼镜,但是鼻梁的眼镜还是下滑,她干脆摘下,用布巾抹了抹双眼,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新京报:几年来,为公益项目,你发起了多次募捐活动。
韩红:很逗,募捐中我发现,特别有钱的人往往不愿意捐助,想从一些大老板那里拿到赞助款非常难,也许他们想自己做(公益),也许因为别的。
新京报:自己主动开口要?
韩红:几年来我一直在主动开口。不然援藏、援疆等百人项目无法持续。我要感谢全国政协这个平台,当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雅安我们捐了两千多万。这钱一大部分来自经商的政协委员们。但我做百人系列比较吃力,今年8月援青(青海)项目该启动了,现在还没拉到赞助,账面上没一分钱。
新京报:你打算怎么办?
韩红:为这事儿这几天我一直失眠。但是,既然要去做,就要坚持。因为我不出去混圈子,所以我朋友很少。演艺圈的各种聚会,以及各种大老板的宴会,等等,我都没去过。我觉得很累,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如果我去肯定是怀有目的的,我会去游说那些有钱人捐钱给公益,但很多老板似听非听。
新京报:有些商人募捐的同时,希望你给他们带来名人效益。
韩红:是的。因为我是找别人要钱,要看别人愿不愿意。我常会自省,放下自己。比如我一开始跟他们谈时,势必要吃饭喝酒,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你不是艺术家不是音乐家,就是一个公益志愿者,就是一个想做一点不一样事的人,我已经有了这么多次的成功范例,我不能再停下,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像阿甘一样无目的地去向前奔跑,当他头发和胡须一样长的时候,他回头一看已有那么多人在他的身后不能停下。
新京报:常陪吃陪喝?
韩红:是。这是合理的,他们要我参加宴会、年会,比如唱广告歌、参加孩子的满月酒,我都去。他们为慈善事业捐了钱。
新京报:心情复杂吗?
韩红:我不觉得自己身份受辱,反而充满感激。我正在向生活做妥协和让步,我要去跟有钱的人称兄道弟,因为我希望从他们那里拿钱给到山区。
谈公益观
目前的慈善兵荒马乱
“我关?我凭什么关?偏不关!”说起基金会遭遇泼污水时是否考虑关闭,韩红睁大眼睛忿忿说道。她说她愿意为自己的基金会赌一把,她赌得起。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公益?
韩红:到现在,我对公益两个字仍是懵懂的,但我知道一点,在帮助别人时自己很快乐,在我捐出去两三万、十万百万甚至上千万时,我真的看到有的人经过我的捐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命,那一刻的满足,我想比我去了解“公益”两个字更深刻。
新京报:目前慈善的环境如何?
韩红:中国慈善现在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就像春秋战国时期各自为政,有爱心的人有一个基金会,究竟做得好与坏,做与不做,都不知道。
新京报:你理解质疑基金会的人吗?
韩红:完全理解。中国的慈善事业一直很脆弱,甚至举步维艰,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够特别严谨等相关。包括基金会注册的种种条款和基金会本身自己不干净,导致人心对“慈善”两个字不信任,想扭转和改善,一定要通过时间和实事求是,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
新京报:相望于未来?
韩红:我本可以衣食无忧,我为什么要像一只蜗牛一样,背着这么沉重的壳朝前爬?因为我发现社会越来越残酷了,你不能黑白善恶不分美丑不分,你不能完全在做坏事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害怕和忏悔。我们一定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定以此行为来让自己的良心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纯粹。现在的人权、钱、色、交易,交个朋友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咱俩相互一利用,OK,成朋友了,扯淡,那是朋友吗?
新京报:有什么期望?
韩红:真诚希望我们这样的小基金会,在努力的同时,各国字头的大基金会也做出点榜样,是你们把人家心伤了,解铃还需系铃人。
新京报:大基金会做出榜样是公开透明还是?
韩红:是,你让人信你,让人家信赖你,你们有实力有能力呀。但你们能够得到别人质疑,那肯定,郭美美怎么不说跟我们韩红爱心有关系?
新京报:崔永元说了一句话,如果是别人无端对他泼脏水的话,他可能就要把基金会关了。
韩红:我就不关,我就是我,就相信我说的这句话,中国只有一个韩红,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阿甘一样,如果我过多顾及别人怎么看我,过多顾及别人怎么评价我的基金会,没工夫,我只做自己良心过得去的事,我做出来的事可以给所有人看,你可以指责我,谁让我是明星呢,但我也可以说,我经得起光环也扛得住谩骂,中国只有一个韩红。你让我关,我就不关。
聊名人做公益
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阿甘
韩红在一张黑色沙发上坐定,背稍稍后仰,以保持舒服的姿势,听到“李连杰被质疑”这一话题,他身体前倾,不假思索,“他没问题”。
新京报:最近,李连杰、崔永元的基金会再遭质疑。你怎么看?
韩红:我相信他们。
新京报:相信他们?
韩红:对。崔永元是我好朋友,我对他毋庸置疑。李连杰是我敬仰的人,我完全信任他……
新京报:那你理解质疑李连杰等明星的人吗?
韩红:理解。对明星而言,能接受光圈的同时也应接受谩骂。
目前,明星参与慈善的确不够多,也不知道明星是怎么想的,或许各有苦衷吧,因为你看当国家有什么事,遭骂的也是明星,明星其实也挺脆弱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人群了。
新京报:做公益中,有的明星只是走过场?
韩红:我不去判断他是不是走过场,即便是走过场能去就是一份心。要我说的一句话现在成为我们基金会的座右铭了:一念起便是恩情,一缘起便是万水千山,一念起人家走一个过场,动了这个善念,便是万水千山。我现在是脚踏实地做事,我也不去辩解,我们也不替其他基金会辩解基金会的事,我注重“行动”两个字。
新京报:明星生活中,花多少时间做公益?
韩红:60%时间在做公益。大部分忙基金会的事情。
新京报:愿意做歌手还是公益人?
韩红:我觉得更愿意人们把我当成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负责人发起人。
新京报:但别人都叫你明星?
韩红:我不喜欢明星,但我不装,我就是靠明星发迹的,没有这张脸没有办法捐更多钱,我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阿甘,明星俩字我不喜欢,但我受用因为帮到我。
新京报:你曾说做公益,期望千古流芳,这话很多明星不敢说。
韩红:我不光说千古流芳,我还说希望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间时,韩红爱心团队依然存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老韩已经死去三十年,我的团队依然存在。
新京报:有你的影子?
韩红:宋庆龄先生离开了,她的精神魂魄一直都在基金会发扬光大,我就希望有一天,打开一个中国的版图时,那个版图上面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旗子,那代表韩红爱心的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中国很大,我们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插上鲜艳的小旗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坚持。
聊公益生活
我愿意死在公益路上
和青年时候“死在舞台上”的期望不同,经历了公益慈善之后,韩红选择了新死法,她认为死在公益路上最有意义。说这话时,她像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丝毫没有死亡带来的寒意。
新京报:公益生活何时开始?
韩红:1999年10月,在贵州麻岭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悲剧发生刹那,一个父亲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半的儿子。结果,儿子得救了,父母却遇难。我得知后,深深感动,创作了歌曲《天亮了》。我一种直观的感觉是孩子的未来很艰苦,人性本能的善良让我去主动亲近、帮助这个孩子。我助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从这时起,我算是真正认识公益。
新京报:一发不可收拾?
韩红:就我本人而言,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一年就我一个人生活,OK,我能花多少钱?潘子灏是我助养的第一个孤儿。接下来十多年里,我成了第二个,第三个……第229个孤儿的妈妈。
新京报:妈妈?
韩红:他们叫我妈妈。对于那些孤儿,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我只是替他们交了学杂费等。我通常跟学校达成共识,孩子们收到钱后,成绩单寄给我。
新京报:你看吗?
韩红:看。大部分孩子的成绩都非常好。做公益以来,我常留意网络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留言,我都存下来,有孩子说韩老师等我长大了等我有钱了,我要和你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脆弱的人……每每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充满着力量。
新京报:援藏、援疆及接下来的援青会非常艰苦。
韩红:非常苦。今年8月的援青项目,四天都在四千多米海拔高度的贫困地方。做这个行业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我已经死过两次了。
新京报:怎么讲?
韩红:甘肃舟曲泥石流时,我启动我们自己的应急措施展开救援,在前往的路上翻车了,连人带车滚出去六七米。但好人好报,我没事。汶川地震救援时,也是车祸。余震的时候,一个比面包车还大的石头滚下来,差一点砸到车。我做公益不是走马观花,我做公益不是到那儿拍张照回来。我用命做。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某一天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妈妈,有一个家庭?
韩红:作为成年人来讲谁不想呢,但是这个东西第一是要靠缘分的。我常年做公益总面临危险,自己都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觉得我能对一个家庭负责吗?我会像今天这么自由吗?把你所有的爱都给更多的陌生人吗?
新京报:可不可以认为公益“绑架”了你,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但你踏上了公益的快车道停不下来。
韩红:我不欣赏你用“绑架”这两个字,绑架是不情愿的,而我是情愿的。我喜欢你用“我踏上公益列车之后一路前行,停不下是因为速度,因为飞驰而过的风景,抑或是因为我的公益梦想一直在路上,所以我喜欢这种飞驰的感觉”。
新京报:飞驰着一直将公益进行到底?
韩红:我承认我从小心理就有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如果我不是战死在疆场,那么我就应该是死在这样的环境恶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小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有一天我可以唱死在这个舞台上,我唱着唱着突然有一天没有了,倒下了。真的,后来你看我现在长大了。40多岁了,又觉得我应该死在——已经没有机会死在疆场——那好吧,我可以死在公益的路上。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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