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凤新(媒体人)
并不是在侯孝贤拿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之后，大家才集体变成“侯学家”。早在8年前，已经预演过一回。那时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在内地面世，侯孝贤现身在北京曾红极一时的第三极书店站台。文艺青年们奔走相告，现场去了近30家媒体，数百影迷闻讯而至，其声势丝毫不比今年戛纳拿奖弱。
那应该是侯孝贤首次大规模直面内地媒体与影迷。大师从影像深处走来，虽非出土文物，只是过往交流大多借助盗版光盘，光走心还不够，还需要当面探问、求证、释疑。没有见光死，眼前的侯导也不像来自他电影里的台北、九份、风柜，黑黑瘦瘦的，倒像自地下矿井出来。气场也强大，用一个媒体朋友的话形容，“一开口，竹联帮的一样”，难怪“黑道情怀”也是他的标签之一。不过，此后他说自己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看的是古典的书，“我和沈从文、张爱玲、《红楼梦》是一块的”，听得众人心头一热，仿佛所有相遇真是久别重逢，所有谜团也能迎刃而解。
侯孝贤的另一面，在那次露面中也让人略有领教。当时朱天文不在场，有人问及二人关系，那样场合那种语气，难说是一本正经还是略带八卦心态。侯导依稀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然后正色回答，倒叫旁人觉得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的是，签售时有两人因磕碰对骂起来，越骂越凶，场面没法收拾，还是侯导出声，“谢谢两位，互相让一步吧。”hold住场面，此处响起掌声。
侯孝贤那时已在北京找阿城谈《聂隐娘》，8年过去，方才磨出一剑。朱天文写侯孝贤看完《太平之甍》之后写过一段话：“他们都不急功，一件事做一辈子，我们二十几岁不出头就郁闷了。”他也是这样的笃定态度。说起文艺电影导演们的窘境，侯孝贤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拍电影不容易，尤其找到那么多钱更难”(戛纳获奖感言)，而他被人比作“苦行僧”、“道家修行者”不是没道理的，如你我所见，文如其人，他显得缓慢、虔诚、坚守、体面。
侯孝贤的这些形象，也有赖于周边的文人朋友及媒体的共同书写与传达。这份朋友名单里包括了阿城、朱天文及谢海盟等人。阿城说朱天文写的《侯孝贤电影记录》是“电影史中罕见的文献”，也是因为别的华语导演恐怕没有这样豪华的智囊团来环伺四周，随时记录。而媒体呢，也尤其喜欢侯导的快人快语。比如这次舒淇在戛纳遭遇乌龙报道，侯孝贤就骂乱写的记者“他X的伤人又不利己”，“为了版面做这种事，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叫人又好笑又解气。
这样的侯孝贤，未尝不是暗合了大众的某种期待，一个威严与慈祥兼具的父亲形象呼之欲出，让人觉得有所倚傍——至少对于台湾电影界不少人而言是这样。在电影《童年往事》中，幼年的阿哈咕陪失忆的老祖母走着回大陆的路，作家唐诺形容那一幕，“我们好像真的看到侯孝贤和台湾，一高一矮，一大一小走一道”；转眼侯导年近古稀，台湾本土电影也迎来新面貌，轮到他来陪年轻人走下一程。出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期间，他就如同一个大家长站在舞台那里，迎来送往；阮经天去拍《聂隐娘》，侯导对他特别慈祥，“就像传统家庭的父权结构，爸爸盯儿子、爷爷疼爱孙子”，钮承泽去年对媒体说他醒悟了，“他就是我父亲”。
台湾电影人要庆幸他们还有一位父亲可以倚靠。海峡彼岸未必有，2013年内地导演刘杰拍电影《青春派》时，所以请来侯孝贤客串。在电影末尾，以数学老师身份出现，一边说“要画这个圆，你心要定”，一边背过身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那个圆歪歪扭扭的并不标准，可他颤巍的背影与动作，叫人顿生温暖。(南都娱乐周刊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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