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余纪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生 刘帆

　　[论文提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电影生产的格局中，国有资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这样的产业格局已经显现出其与市场体制的严重不适应，其结果 是，一方面国有资本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意志无法实现。有鉴于此，本文明确提出，国有资本应该理直气壮地退出电影业的市场竞争，国家不应该充当市场上的竞争者，而应该当好市场的监管者。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意志，则可以通过市场手段，以购买的方式来实现。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由此，作为文化产业一翼的中国电影，必将迎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作为变革的难点和焦点，国有电影制片企业眼下正举步维艰，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处于破产的边缘。近十来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文化精神的多元裂变，可供选择的文化产品多样化，并直接受电影市场日渐混乱、无序的影响，各大国有电影制片单位的电影产品在市场上亏多盈少，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在此过程中大量流失。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则乘机完成了自身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上述结果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国家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询唤(interpellate)的意志从中得以有效的实现，人们倒也无话可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统计，2002年全年电影票房总收入仅9亿元人民币，以平均每张票价为10元计算，全年全国也只有9000万人次的电影观众，平均每人一年只看了不到0.07场！这其中还包括并不体现我国官方意识形态意志的进口大片，如果除去进口大片所占据的份额，则观众人数更加惨不忍睹。如此一来，国家对公众的意识形态询唤根本无从谈起。

　　于是，国有资本在这场产业化变革中应当充任何种角色，如何保证国有资本不再继续流失，以及如何保证国家意志以最低限度的成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众所周知，国有资本来自税收，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资本，是纳税人交给政府进行统一度支的一笔公积金。政府通过对国有资本的使用，为公众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提供持续发展的条件。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国民教育、国防建设、维持治安、防治灾害、公共卫生、公共交通、救助弱小、实现公平等等。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托管人，纳税人对其经营国有资本的首要要求，就在于保障它的安全，而不是希图它去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国有资本天然地就应该远离风险。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电影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好莱坞，电影业被称作Show Business(表演生意)或Film Industry(电影工业)。投资电影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因素也高悬于出资人头上,时刻威胁着投资人期望的收益。尤其是在娱乐产业高度发达，娱乐样式成放射状分布于个体生活周围的当代，如何去满足可能的最大化观众诉求，引领时尚消费，怎样用电影产品吸引住大众的眼球，抓住瞬间即逝的盈利机遇，是让所有电影投资人和从业者最头疼的事。正如约翰•菲斯特所言，“工业文化的特性在于其支配地位处于最不稳定的地方，他们知道人们要吃，要穿，要娱乐，但他们永远不能确定人们要吃什么，穿什么，娱乐什么。”每一个电影产品的投资都是一次赌博，一次利好和利空因素的博弈。

　　《泰坦尼克号》投资2亿美元，全球票房达18亿美元，前期产出(即未含下游产品收入)是投入的900%。2002年全球票房冠军《蜘蛛侠》耗资1.39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回8亿，前期产出是投入的576%。《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仅投入500万美元，却获得2.1亿美元票房，产出投入比高达4200%。我国影片《红粉》投资仅280万人民币，却达到了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产出投入比高达1071%。以上数据证明，电影的确是一个具有巨大盈利空间的产业。巨额的投资回报强烈地刺激着投资人的神经，吸引着各种资本包括风险投资涉足电影业。然而，同样巨大的亏损风险也时常会让投资人的发财梦想化作一江春水，亏得血本无归。熟悉电影史的人都知道，格里菲斯就是因为其影片《党同伐异》的巨额亏损而破产的。在拍摄中遭遇风暴等诸多不可抗力干扰而使制作费飙升至2亿美金的《未来水世界》仅获得3500万的票房收入，经票房分成后亏损近2亿美元，赫赫有名。有着美国“主旋律”色彩的影片《珍珠港》投资2.4亿美元(其中后期宣传费达到不可思议的1亿美金)获1.6亿票房，亏损近亿，并直接导致该片出品方迪斯尼制片公司主席彼得·施奈德的辞职。进入好莱坞后屡创票房佳绩，曾号称“亿元导演”的吴宇森在2002年惨遭滑铁卢，其影片《风语者》耗资1.2亿却只收回3300万票房，令制作方米高梅公司股票暴跌，并影响到该公司世界市场及发行总裁罗伯特·李文引咎辞职，在平均每部好莱坞商业电影投资超过6000万的今天，意味着要有过亿的票房才能保证不亏，而在总共投拍近400部电影的2002年也只有20部影片票房逾亿。这就是说，美国电影的盈利面也只有5%！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那么，中国电影的盈利面究竟有多大呢？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只好以电影的“可替代产品”的电视剧为例，来模拟推演一下国有资本投资电影的风险模型。据2002年“金鹰”节上公布的《中国电视市场最新发展研究报告》透露：只有大约20%左右的电视剧能够保本，而这其中，又只有大约一半可以盈利。而现在依然处于低迷的电影市场中投资电影的整体风险，应该不会低于投资电视剧，由此，我们假定投资电影的整体盈利可能为10%。必须指出，这10%是所有投资的总和。假定国有资本盈利的可能性占其中的一半，那么，国有资本的基本盈利面就还有5%；而就国有资本的投资而言，由于受自身体制的挚肘，盈利的可能又降低一半，这样一来，国有资本的盈利面就只剩下2.5%；如果再算上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没有灵活高效应对突发性风险的决策管理机制，这样再减去一半，国有资本投资电影恐怕只有不到1.25%的盈利可能。反过来说，国有资本在电影产业中，亏损的可能性应该高达98.75%！面对如此高的风险，相信任何理性的投资人都会迅速地从这个领域撤出。

　　当然，这里说的是理性投资人，而对于非理性的投资人来说，由于其计算收益的公式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无法予以置喙。事实上，国有资本近年来在电影领域的投资有增无减，而给国家，给社会带来了多少经济的、社会的效益，却远远不是有增无减。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愿意，也不屑于公开谈论而已。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党的“十六大”以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二

　　在国营电影生产面对的是效益萎缩之时，民营资本投拍的影片却是一路高歌。由民营电影公司投拍的《英雄》和《寻枪》两部影片，成为2002年中国电影业两个最大的看点，其独特的运作方式从另一个则面说明，这个行业是利于民营资本博弈的战场。

　　《英雄》在经济收益上的成功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后期宣传和防盗版的成功，在中央台黄金时间做影片广告，包机宣传推介影片、数不完的内幕新闻结合传统宣发方式树立起强大立体的电影品牌形象，采取进场安检、首映人盯人、签约保证拷贝安全等强有力的措施使得“只跟盗版抢三天”(张艺谋语)的战略决定取得巨大成效，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充分体现了优秀民营公司的优势，正如影片投资方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平所言：“(对于防盗版)中影作为国有企业，受制于诸多因素，很难做到像我们这样快捷、有效、落到实处”。

　　由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的《寻枪》制造了一次国产电影在艺术上和商业回报上罕见的双赢局面，仅海外版权一项，就令片方有150万美金进帐，而影片的投资不过800万人民币。这部影片的成功，就其根本而言，得益于民营公司灵活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董事长王中军在看了剧本后，立即拍板投拍，并且启用了之前从未导过戏的年轻人陆川。这样的决策方式和用人机制，在国有电影制片企业中是不多见的。

　　民营资本在电影产业中已经显露出优势。除了经营得有声有色的“新画面”、“华谊太合”等纯私营企业外，2001年起以中影集团为首的大型国有电影集团开始与投资界实质性合作，非公有资本开始渗透进国有电影制片企业。2001年8月，有着民营资本背景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组建了大型电影投资企业——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世纪英雄”的股东为“中影集团”和“中信文化”，其中“中影集团”占股10%；“中信文化”占股90%。“世纪英雄”董事长为李博伦(中信文化董事长)，副董事长为杨步亭(中影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为韩三平(中影集团副董事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世纪英雄”背倚“中信文化”，有着强大的资本和先进的运作方式作支撑，两年内投资4个亿制作影视作品，投拍的第一部电影《和你在一起》就创造了近1500万的高额票房，充分体现了此种电影投资模式的合理与高效，代表创新集团的民营资本主体和代表独占集团的国有资本主体均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并且“在创新集团与独占集团‘产权合资’中，一般讲，创新集团以固定收入的让步，取得了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并进而取得与控制权相对应的剩余索取权。”这是典型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先绕开敏感的产权问题，从外围进行增量改革，在做大“产业蛋糕”的过程中，对具有实际意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经济环境的成熟，国有资本应该以国有股减持、套现、转移投资方向等方式从电影投资业中逐步退市。值得关注的还有长影集团的改革，作为中国电影历史上曾经的龙头，长影这几年在电影生产上相当低调，他们意识到了体制固有的弊端会令企业的投资风险大增，转而默默的完成公司化改造及“出资人、准自由职业者和准独立制片人”三大制度的改革；在反复论证、考察的基础上，又做出建设世纪城，加快长影电影产业化进程的举措，做出了将宝贵的国有资本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实行投拍电影的“零风险制”(即保证没有票房回收压力)，有效的保护了国有资本，得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的肯定。

　　三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条件下，国有资本在电影产业中就越不能实现保值增值，更难以实现盈利；同时，在上述条件下，如果国有资本充当市场主体的角色，则国家的意识形态意志也根本不可能有效实现。

　　从本着对国有资本负责，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出发，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国有资本继续在这样高风险的行业中去冒险了，而应该在尽量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让国有资本理直气壮地逐步撤离电影产业，使国家真正扮演市场监管者的角色，不再涉足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投资活动中，腾出手来，转而着力于电影的市场建设。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各级政府今后应该在电影产业的法规与政策、电影市场内部及周边经济环境等诸方面，为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条件，如城市院线的培育、各个层面的电影交易公平环境的营造、农村电影放映网络的建设等，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在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方面进行投入并有所作为。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始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确定为今年四项改革之首，国资委和各地方国资管理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开始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变革浪潮。“(2003年)7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与随同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的韩国总统政策首席秘书权五奎会谈时表示：对于国资委监管的196家中央企业，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行股权多样化，进一步增强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这意味着中国最大一块的国企也进入了改革程序，面对的是重组、资本整合、国有股减持、非国有资本进入等重大变革，目的是切实增强企业生命力，使其做大做强，让国资保值、增值。此外在西安，年初宣布将出售60家国企；重庆，1000亿国资等待买主；深圳，将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江苏，中小国有企业准备全线退出。

　　据有关统计，现在全社会有10万亿的民间资本存量，大量的资本无法进入被行政性屏蔽和保护起来的国有行业，而国有股减持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资本市场以及优化国资投资结构。同时也要求管理者从与时俱进的现实角度出发，完成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理念转换。

　　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电影产业，一种担心难免随之而来，这就是：政府一旦不再投资电影，则国家意志将如何在电影中得以体现？

　　其实，这种担心是由于一个误解造成的。我们所说的国有资本退出电影产业，不是指国家将在电影产业中无所作为，而是指国家不再作为市场主体参加电影产业的竞争性博弈。国有资本退出竞争以后，国家将不再扮演“卖家”，而是扮演“买家”的角色。在今天这个一切都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中，作为“买家”的国家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在市场上持有货币的一方都是上帝。此时，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市场上的所有制片商提出供货要求，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提供自己满意的电影产品，只要国家向他们支付他们认为合理的报酬。换一种表达方式来说，一旦国有资本退出电影投资以后，这一类电影就可以通过政府订单购买或者直接资助生产的模式来继续获得，并且要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出资人提出量化的标准，向发行商，电影院线购买适合的档期后，放映终端不再以盈利为目的去排片和上片，转而低价甚至免费放映此类影片，以保证该类电影发行放映所需达到的社会效益。到时候，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就会驱使制片商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把影片制作成不但“主旋律”而且“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三贴近”作品。当作品真正做到“三贴近”了，全国广大群众都“喜闻乐见”了，还怕不能实现国家的意识形态询唤意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