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5月15日，崔健在沈阳举行了一场个人演唱会，舆论认为，这是崔健展开全国巡回个人演唱会的一个讯号和一个开始。而众多北京乐迷引颈期盼的崔健北京个唱，虽然目前尚未有准确的消息，但从崔健今年已经作为他人演出的嘉宾，三次出现在北京的舞台上来看，他的北京个唱也许在今年就能实现。
从取得巨大成功的沈阳个唱结束后回到北京，日前，记者采访了目前正忙于新专辑
后期制作工作的崔健。面对记者关于他对于热爱现场演出的提问，老崔直言不讳：“我能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要比我死了以后让别人才知道我要来得更有快感。只有流行音乐才是时代的标签，我要努力地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沈阳个唱感觉很好
记者：谈谈你这次沈阳个人演唱会的情况吧，你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开个人演唱会了。
崔健：这次演唱会感觉很好，我唱了三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很有激情。现场观众跟我的互动也很好。
记者：据说沈阳这次演唱会设备价值超过了2000万元，这样的制作算得上是豪华了，这次演唱会在票房上取得成功了吗？
崔健：是的，这次沈阳演唱会的设备，价值超过了2000万元，有很多设备是从香港运过来的。主办方在票价上坚持不挑水，他们可能有一些损失，因为据我所知，有大概几千张票是当地公安局不让卖了，他们不希望体育馆的人坐满。现场座位坐了95%，你要是单从一些当天拍的照片上看，可能会有一些空场，那也是因为那些票不让卖才空着的。
记者：舆论认为这次沈阳个唱，是标志着你“解禁”的一场演出，这是不是也是你要展开全国巡演的一个讯号？
崔健：我想没有人给我明文规定过什么“解禁”、“开禁”的问题，而我一直不太去想这个。至于全国巡演，我当然有巡演的愿望，我一直希望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在中国开演唱会。但是因为审批的原因，我一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在一些地方演，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商业和审批制度之间，还没有建立良好的机制。也许我是幸运的，我即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演，但我还是在做大型演出。但如果商业运作能够比较好地运作起来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乐队浮出水面。
随时准备在北京开唱
记者：北京的个唱能知道什么时候开吗？
崔健：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现在个人的专场还在申请批文，可能7月份会在一个北京演出活动中登台。
记者：你自己期待在北京开个唱吗？
崔健：当然！我什么都答应，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让我在北京公开露面。演出对于我来说是多多益善，我没有什么太多选择，也不愿意做太多选择，就提出一些大概的要求就够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对所有的演出，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地去做的，哪怕是只唱三五首歌。
记者：你在北京最后一次开大型个唱是1993年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在首体有两场专场演出，你自己想过为什么十年都没有在北京开个唱吗？
崔健：1993年那两场个唱之后，后来在北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其实一直有人在申请，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小型的演出是不断的，宣传也是有限制的。我们做演出也是非常临时的，有时候提前一星期决定，有时候像打游击一样，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因素，可能以前是不够开放，包括有一次我们想要做义演都受到限制，可能摇滚乐比较敏感。后来逐渐造成一种感觉——摇滚乐不能碰。因为大家觉得摇滚乐摸不得，碰了就会有麻烦，赞助商也躲着，他们也怕得罪主流市场。
记者：为了在北京开个唱，你做好了排练的准备吗？
崔健：实际上我和乐队一直没有间断排练。我们不是为了演出才排练，真正的音乐家，排练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乐队每个星期都有演出活动，我们排练的意义就是增加新的东西，把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修改掉，慢慢发展，这个活动就是一个修整的过程。港台的演出的概念就是凑人，人凑齐了，应付一场，跟唱片弄得一模一样就行了。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开个唱，被许多人认为社会意义要大于流行文化的意义，被赋予了某种符号化标签？
崔健：当然，我不否认大家对我的关注，偏重于某些制度对我的开放，因为我已经长期没有在北京公开露面了。我只能说，我也希望大家适可而止。我希望我在北京能有更独立的、更完整的演出。我一直在努力。
我做音乐是一辈子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样？
崔健：生活状态，实际上就是不愁油盐米醋，脱贫吧，但是不富有。因为盗版，我的版税损失如果按照正常的计算，可能都能以千万来计算了。
记者：你强调过“摇滚乐需要商业的支持”，如果说内地唱片业还普遍缺乏商业机制的话，你是否会赞同台湾的流行音乐商业化机制比较健全？
崔健：我觉得台湾的音乐更多是以唱片公司为运作中心，他们的演出相对不太受重视，演员的演艺其实是作为唱片的一个宣传来做的。举个例子说，有个台湾记者问我：“你还要做音乐多久？”我说：“为什么这么问呢？”我发现在他的概念里，做音乐是一种付出、是个劳动，趁着年轻才能做，岁数大了就不做了。我说，我做音乐是一辈子。我觉得可能在大多数台湾人的心目中，这个事情像是一个体力活，是一种交换，就是干活挣钱，投资得到回报。我不知道现在内地的年轻人怎么样，反正我从小看我的父亲和我接触过的音乐家，他们都把音乐当作乐趣，每天练琴像吃饭一样。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但是在唱片公司的引导下，都逐渐走向以唱片的投资回报为主要方向，而并不是把真正的演出当成一种生活，我听说在台湾以前都没有大型的演出场所，是近年来才有的。我觉得内地的音乐市场如果照着台湾的路子走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这是很糟糕的方向。应该坚持自己的方向，现在内地的市场已经有很多被港台式包装炒作给冲挤掉了。
记者：你怎么看待现在几乎全亚洲都流行R&B的现象？
崔健：我听说台湾有很好的摇滚乐，有一个乐队叫做“打不死”，他们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也有一些乐队非常好，有些说唱的乐队，他们的批判性非常强。这种东西在亚洲的主流文化中永远不会时尚，我听说韩国有的乐队反对电视台，对着电视吐吐沫，后来就被封杀了……整个亚洲的文化好像都不喜欢人坚持个性、反对主流，这也是商人运作的特点。我觉得两种商人，一种以推销为主，一种以经营为主。经营为主的公平一点，但是亚洲大部分都以推销为主。他们就管卖，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卖东西，卖得好才行。等于变成了用高质量的销售去卖一些低质量的创作，比如现在流行的R&B，就是一个复制品，没有什么亚洲特点，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时尚。
记者：作为中国摇滚的“教父”、“旗手”，你觉得你的努力得到满意的回报了吗？
崔健：我没有得到满意的回报，差得很远。在中国艺术家几乎处于无粮无水状态，无粮就是几乎拿不到版税，无水就是没有演出机会。电视台对于现场演出的能力不够，有水平的导演和制作人不多。艺术家没有演出机会，就像鱼不能游泳一样。长此以往，内地的音乐就会像港台一样成为销售音乐，歌迷见面会式的音乐会越来越多，如果这样，是一种灾难。
记者：你是不是对中国乐坛的现状感到悲观？
崔健：我要是悲观我就不说话了，至少现在还有人拿着笔在问我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希望。实际上努力不是蓄意的刻意的去做什么，要是这样的话有点让人恐惧，好像要颠覆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有话直说，艺术家不要隐藏自己的锋芒，有想法就表现出来，有人需要你拿出真实想法的时候就不要在那儿假谦虚、假客气，不要怕得罪人，就行了。 文/王磊[原载于《北京电视周刊》/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