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个影迷前，我是一个乐迷。凡是和流行音乐，尤其是和摇摆音乐有关的东西我都不会放过。
十五到二十岁时的我，购买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票，都是为了看一些和音乐有关的电影。例如看《最后的华尔兹》(The Last Waltz)，因为电影里纪录了The Band的最后一次演唱会，而且还有Bob Dylan和Neil Young客串，并不是因为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
sese)。到京都戏院看《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的早场，不是因为它是戛纳影展参赛电影，而是因为戏里有CSN&Y(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的歌。
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看了一些在香港不算是主流的电影，但那些观影经验，却不期然地使我看到更多。看过《最后华尔兹》后，知道有一个导演叫马丁.斯科塞斯，便特别留意他的旧作有否重映，于是我在一些电影会或青年刊物办的特别场看了《的士司机》(Taxi Driver)、《横街窄巷》(Mean Street)和《纽约，纽约》(New York， New York)。《狂牛》(Raging Bull)在香港上映的第一天，我放学后便跑到戏院去。
看过《烈火暴潮》后，我以为曾参加影展的电影都很好看，于是便特别留意一些所谓的“参展电影”。如是者，我看了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黑泽明的《七武士》和《没有季节的小墟》等等一大堆电影。说实话，有些“参展电影”并不是适合我胃口的一杯茶，但有些却的的确确是一看难忘的。
如是者，一个乐迷渐渐地迷上电影，然后不知怎地，还拍起电影来。
时不时，我都会想拍一部音乐成分很重的电影，但这个类型的电影不容易开。说到底，都是因为对港产片来说，这类片子成本高，而且没有太多人相信它有卖钱的可能。但这不影响我是一个迷，乐迷，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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