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右起：郝建、张献民、程青松(摄/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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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者：黄 斌(上海《新闻晨报》记者)
郝 建(北京电影学院理论信息中心教授)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程青松(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年鉴》编辑)
“进入”是把双刃剑
黄 斌：长久以来，大部分第六代导演都在一条偏离主流电影的航道上默默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已经获得了世界瞩目，但大部分国内观众对他们的电影甚至他们的名字都很陌生。不过从去年开始，他们都已经或准备进入到主流电影市场，这种整体性的变化有什么内在原因吗？
郝 建：我想他们进入体制内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很难说有什么整体性的原因。而且体制内也不见得比体制外高一筹。我只是担心有人进入体制后就感觉自己从此走上了正路，或者用政治话语来打压体制外电影，那就有一种欺压弱势群体的嫌疑。从具体的作品形态上讲，我看到的体制内作品人道主义的内涵要稍少一点，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精神的张扬不如独立电影。另外，我们也不应该把体制看成非理性的黑洞，体制是由人决定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有的时候，进入体制去面对审查、面对观众，可能还是更加艰难的选择。在路学长那部很有力度的《卡拉是条狗》当中，我看到一些创作上的艰难和作品中的残破、硬伤。也许，那不是由于体制的影响？
程青松：这里面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的，比如张元，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地下电影，于是拍了《我爱你》和《江姐》。另外一些导演，像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他们倒不是着急地去拍主流电影，而是想用他们个性的电影、独立的精神进入到主流市场里。永远理想化的模式就是电影多元化的状态，我们很幻想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主旋律电影，有贺岁电影，也有艺术电影，但是我对这种状态持怀疑态度，不管这些导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主流市场里去，它都会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让人们去正视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对他们的表达有损害，这就决定了你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否能一如既往的表达，也就是说你原来的电影理想有没有改变。当然每个人的决定都只能代表他一个人，我不认为某个导演这么去做了，然后就号召了一大批。也就是说面对这个现实，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第六代”难挑重担
黄 斌：目前，大部分“第六代”正当壮年，他们能否承担起让中国电影振兴的重任呢？
程青松：这些导演中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要去拯救中国电影，这跟韩国电影的那种民族情绪非常强烈不一样。他们大多只关注于自己的世界和生活。而且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对电影集体厌倦的问题，观众不单是对国产电影冷漠，好莱坞大片都不灵了。
郝 建：“第六代”的现在已经超过了“第五代”的现在(从1998年的《荆轲刺秦王》、1999年的《雍正王朝》和《英雄》来看)。这可以从作品的国际影响、艺术成绩、以及对人道主义情感的彰显三个层面来衡量。尤其引人注目的有贾樟柯、王小帅、王超、路学长和娄烨等人。他们的作品有的轻巧，有的深刻。而原来第五代那些人几乎是集体奔向古装主旋律。
黄 斌：你们觉得在第六代导演中出得了几个大师吗？
程青松：贾樟柯在艺术上有这个潜质，他的电影可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在任何年代，任何时期，你都不会觉得他的电影跟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曾跟主人公经历一样的亲情失落，爱情消失和友情的不复存在，其他人可能差一口气。第五代更是这样，全部晚节不保，不像黑泽明、安东尼奥尼等人到老了还保持在那个水准线上，而且第五代跌得让你目瞪口呆。
黄 斌：为什么“第六代”中难以产生大师呢？
程青松：跟他们在一个极度缺乏电影空气的环境中成长有关系。为什么说现在的导演拍出的电影越来越像碟，你比如在《寻枪》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电影语言，而是碟语。这其实是很恐怖的。看电影和看碟真的是不一样的。在电视里放一把火和在银幕上放一把火感受完全不同。中国电影还没有加入到世界电影的循环里去，资源交流的不对等造成你无法和更多同行切磋。你光在家里面闭门造车，怎么可能产生世界级的大师呢？我相信更好的导演可能出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中间。
他们还有话可说吗
黄 斌：这种变化会给他们的创作和电影形态带来什么变化？
程青松：我觉得这还需要时间来证明，要过一两年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北影厂在95年就推出过青年电影希望工程，当时有王小帅的《梦幻田园》、路学长的《非常夏日》等一批青年导演作品出来。但只有当中国的电影环境实现多元，创作才会真正达到自由的状态。如果你仅仅是出于进入到主流里去就能得到和主流共享资源的目的，那只可能是一种幻想。《卡拉是条狗》是个奇迹，但结尾仍经过修改；而张元的《我爱你》显然不成功。电影分有话可说和无话可说两种，你看上去是拍部有话可说的电影，但最后它失声了，那么它进入的价值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种集体的进入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消极的态度，是一种折衷主义的选择。
张献民：其实在这种变化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第六代”大部分导演都面临“人到中年”的问题。以路学长为例，至今为止，他有3部作品，第一部《长大成人》讲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转变；第二部《非常夏日》的主角是个大学生，中心是个强奸案；第三部《卡拉是条狗》的男主人公叫老二，是个中年人。这就是典型的“人到中年”。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都面临着中年的困惑，你像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主角是个再也写不出诗的诗人，章明的《秘语十七小时》本应讲的是私房话，可在他的影片中我们一句也没听到。也就是说他们面临无话可说的局面，而他们曾经有话可说。
业余电影时代已经到来
黄 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业余影像一代的手中？
程青松：对，有的人觉得带着镣铐跳舞也能跳得特别美，但我认为在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下拍出的电影和在严苛的环境下拍出的好电影，它们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第六代来说，自己经历的不愉快还没吐露完，怎么来得及去吐露人类共同的东西呢？
张献民：客观上说，影像经历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这与个人创作没有关系。就像平面媒体的爆炸一样，影像经历的是同样的进程，但相比平面媒体，它的这种变化可能更不容易被察觉。这个爆炸谁也挡不住。用贾樟柯的话说就是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变化中，第六代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把电影从电影制片厂里拉出来，在它之前，电影主要是公众事业，而它之后的电影变成了个人事业。而它又注定是模棱两可的，你跟他们讲电影的业余性，第六代的主体会认为电影是非常精致、非常专业的东西，这与他们的学院背景等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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