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入选名单了。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面。有人挺高兴，媒体也一窝蜂报道喜讯。也有人挺难过，觉得多日的呕心沥血之作没有被重视和理解。
去过太多的影展，我对这个例行每年几次的世界性大拜会看得比较简单。电影节决非最终目的，拍电影应当有更好的理由和更高的目标吧？
我说这话完全是经验之谈，而且是苦痛的经验。想上世纪80年代，我甫从美国回台湾。由于与美国的联系尚深，常被请回美国参加座谈会或任小型电影节的评委。当时只恨自己的电影不争气，上不了台面，只盼望有新电影、新血液能接近年轻观众一点。
那时对参加世界性的大电影节几乎想也不敢想。因为有这个期望和动力推动，后来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界都出现新浪潮。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台湾电影开始在欧洲中型影展如南特、都灵、卢卡诺中崭露头角。接着大陆的《红高粱》拔得头筹抢下金熊奖。以后华语电影一路长红，享受了整个90黄金年代，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出尽风头，也造成世界电影史重新估量及认识被忽略近70年的中国电影。
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电影人挺愉快的。过去大电影节主席正眼都不瞧我们，到了90年代，我们去哪里都受到重视和欢迎。华语电影到哪里都得奖，那时韩国片还不知在哪呢！
于是后遗症便来了。大伙儿都削尖了脑袋想一夕之间鲤跃龙门，走上光荣灿烂的明星之路。有人忙着揣测电影节喜欢什么(包括荒谬的结论是“长镜头”)；有人以为走关系、拉交情、走后门是通往大奖的捷径(包括荒谬的结论是“买通焦雄屏”)。我曾听说台湾曾有某片商异想天开用土方法带了一箱金币到水城(威尼斯)，打算贿赂诸位评委，后来被一干公关人员奋力劝阻，才算打住了一个可能发生的国际大笑话。
没有得到奖的，拼命想以国际电影节奖杯为目标，却忘记了拍电影的目的。得到奖的，一年仍谦虚，二年觉得自己是块材料，三年，四年几乎就脱了形：不是趾高气扬，在各个电影节公共场合摆架子拉长脸；就是以电影节的掌声为安慰：本土观众不爱看，票房奇坏，他们一点都不以为忤，反而以“欧洲水准高，看得懂我，你们(本国本地)不喜欢是你水准低，与我无关！”对抗整个社会。
看尽了人格的升迭，看够了电影节的政治与势利，我对得奖这事算较超脱。有一年，我制作的两部电影得了柏林影展两个银熊奖，三个最佳男女演员奖，我也挺高兴，但那是为所有工作人员高兴，其实内心并未把它当什么大事。我常劝导演们说：“得奖与否是外在的，也有许多主观(评委)、客观(局势)因素不能掌握。我真正的喜乐永远是在拍摄过程中产生：加点什么，减点什么，能使电影更好，那种创作的快乐是永恒的。当然，什么部分做不好，也会有永远的遗憾。但是最终的评委永远是我自己。我不会以电影节作为我的好坏指标。”
我也想劝一些太看重电影节的导演：说大人，则藐之。你越不在乎，也许他越尊重你。拍电影宛如播种，撒出去什么，不一定就知道会长出什么样的姿态。我们一生中也许就曾因为一本书，谁的一句话，一张画，一部电影，获得若干启发。在这方面尽点力，把做电影当撒种，收获的应比得了金什么奖长远而开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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