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维权前途渺茫 先为最基本的权利而斗争

中国编剧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维权抗争

明星拿得最多，编剧明显不服

编剧薪酬低是普遍现象

编剧维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编剧维权 前途渺茫

　　文隽：编剧难如愿 王宛平：现实很残酷 尹鸿(blog)：编剧维权不实际

　　从中国编剧联合发表的维权声明看，主要针对以下三点：一、维护编剧署名权；二、规范不合理合约；三、要求剧作之外分成。但业内80%以上的人都很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维权请求”从一开始就注定它在现阶段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就明确指出，要像美国编剧一样争取利润分成，以目前内地影视业的情况看，如愿的机会渺茫。因为“美国编剧工会的对口单位是代表资方和老板们的制片人协会。内地呢？每家影视公司各自为政，根本就没有一个约束性的机构可以监管发行收入的真实性。编剧们想有剧作之外的分成(即分红)，此例一开，导演、大腕明星们也群起效之，你说老板们会不会答应？”

　　参与维权签名的王宛平也不得不承认现实很残酷：“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实处很难。美国人有制片人协会，我们呢？我们是在跟谁谈判？真要遇到实际情况，还得是一个编剧对一个资方，不可能有一个编剧团体站在后方支持你。不可能一声令下，大家集体罢工。”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以专家和旁观者的姿态发表看法，认为编剧不受尊重的状况必须通过行业工会来改变，但在中国，没有行业工会，也就没有行业标准，没有标准，自身就很难规范化。“美国人的诉求很明确，他们在合同中没有签后产品开发这一项，当后产品开发这笔收入变得很可观时，美国编剧就集体罢工要求这笔多出来的收入，他们的要求很明确，而且合理合法。但在中国，本身的收益面大家就不清楚，又没有统一的行业工会，编剧维权行动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舆论，一种表态，呼吁社会关注，起不到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作用。”

　　先为最基本的权利而斗争

　　汪海林：提出诉求就是进步 史航：编剧并不孤单 全勇先：先引入最基本的理念

　　即使现实很残酷，但也不能否认此次维权行动的积极意义。去年30名编剧维权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当时事件太特殊，全因电影《墨攻》而起，编剧维权主要针对的是不守行业规矩的某些导演。很多编剧认为这些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令人欣喜的是，从2007年开始，编剧群体已经开始被媒体关注。以前大家只知道极少数的编剧，海岩(blog)、王海。现在，一部热播剧出来，即使制片方不去宣传编剧，媒体也会注意到。《士兵突击》(blog)播出后，人们知道了编剧兰晓龙，《奋斗》(blog)一出，编剧石康的名字几乎上了各地娱乐版面最重要的位置。这事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王宛平的《幸福像花儿一样》，彭三源的《半路夫妻》，麦加的《暗算》，剧播得再火，似乎都与编剧没有太大关系。深有感触的王宛平说：“单从这一点看，就是一个进步。所以，编剧维权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可能不是那么实际，不会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但对它的整体形象，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有意义的。”

　　曾任电视剧《真情告别》《神医喜来乐》，电影《大电影2》等剧编剧的汪海林是此次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参加编剧维权大会的中戏老师所占比例最大，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汪海林的一声召唤下，无条件前来声援和助威的。作为去年30名编剧维权的参与者之一，汪海林此次感慨更深：“这次参加的人数更多，队伍更壮大，引起的社会反响更大。美国编剧要求的权利我们还达不到，我们还在为最基本的权利斗争，但是大家注意到有这样一群人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诉求，去年《墨攻》事件针对的只是侵权者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次我们向社会、向主管部门发出我们的呼吁。另外，我们第一次提出了二次版权，向影视作品的衍生产品要求我们的利润分成。

　　高满堂：“我给你10万字的分集分场，你看好以后我才签，你千万不要相信大牌编剧什么都能写，应该经过10万字才能判定一个作家的品质和思想。”

　　因为大多数编剧都在普遍签这样的条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衍生产品和可能产生的新媒体的相关所有版权都属于甲方。现在，我们提倡大家不要签这样的合约。”

　　汪海林说：“编剧维权的落实和真正执行可能是将来很多年的事，但我们现在已经号召大家先不要放弃这个权利，因为你放弃了重新再争取回来要困难得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并不是痴人说梦。”

　　史航则从人性的角度对编剧维权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编剧维权骨子里维的都是人权，这是最朴素的看法；其次，编剧是孤单的行业，通过这件事起码让一部分自觉孤单的人看到希望，让编剧们看到曙光，鼓舞了同道，教育了其他人。”

　　在《母亲》《雪狼》等剧中担任编剧的全勇先也认为：“这次编剧维权的意义在于把诚实、公正、不欺诈、履行合同、尊重创作者这些最基本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入到这个行业中，让这个行业有一个良好的风气，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片酬问题其实是另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