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出生在一个快要没有无产阶级的城市
02年春节的时候，我回过上海。一天，我上街想看看以前经常去的小铺子，而我的妻子却突然说：“别去了，那些店铺都被拆了。上海已经不是一个地方城市了，人家国际化了。”显然，她早几日已经逛过了那几条街道，而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数月以前。
仅仅几个月！
又过了几个月，在“五.一”节前后，我从广州到上海录音乐。这次我完全明白我妻子的话了。
所有上海人都在买或准备买将近一百平米的房子，不管有钱没钱……
所有高楼大厦夜间都不许关灯，为了维护后现代城市灯红酒绿的辉煌……
有人把巴黎的半条街道搬到共产党一大会址的后面。如果你有充裕的闲暇，这是一个与俗艳女子互解风情的绝佳场所……
假如你的钱囊鼓鼓，淮海路也是个好的去处——你可以把一路琳琅满目的商店逛个够，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在“巴黎春天”你可以为你的情人买一枚价格昂贵、构思精巧的发卡，在“红房子”你可以吃到还算地道的殖民主义时期的法式西餐，走累了可以到“星巴克”小憩片刻，当然想怀旧也有1930年代的咖啡屋。露天餐馆也不错，江南的和煦春风温心润肺，撩拨起小布尔乔亚的淡淡哀思，也构成一种准文学的消受……
开一辆车也可以转瞬即至苏、杭天堂，现在天堂也愈来愈变得象是上海人独家享乐的后花园。到苏州可以去“得月楼”吃一盘炒河虾，到杭州可以走一程“九溪十八涧”找点累受……
从02年3月开始，持有上海户口的公民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申领出国护照，只要缴纳200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十天左右就为你服务到家，比办一个暂住证还容易……
国际金融寡头、冒险家和台湾土地主在那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乐园……
下岗工人把临街的房屋以每月3000至5000不等的价格出租给洗头女或外来民工，让他们做色情生意或饮食面点。另外，下岗工人要是自己愿意做点小买卖，也可以全部免税……
为白领阶层和自由职业者服务的连锁店昼夜灯火通明……
仿造古罗马肉林酒池的浴室鳞次栉比……
一切疯狂消费后的污浊水汽随着入海的江涛漂浮在城市远处，而在江的上游，一座座被遗弃的古城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他们的儿女用羸弱的肩膀托载着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繁荣悄悄浮出水面。
这就是上海，曾经生我养我的城市。“中国的明天是上海，而上海的明天是纽约。”
我的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上海已经消灭了无产阶级。”三十年以前，我也听到过一个红卫兵大哥用同样得意的神情说：“上海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
母亲的两个梦
我就出生在那个“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年代，那是1966年的7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月。我出生的医院在虹口区，就在提篮桥监狱边上。后来我的一个医学院的同学在那里实习的时候，我还去查阅过以前的妇产科档案，我居然找到了我的出生记录。我清楚地记得，上面写着，所有的费用是19.50元，而且还是我母亲所在的单位出资，而现在，我母亲已经两年多没有拿到退休工资了，看病的药费也累积有近一万元无处报销了。
听我母亲说，她快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一个穿旧式长衫的老者把一个褡裢交给了她，而我正在这个褡裢中。醒后，她就知道要生儿子。但我母亲一直认为，我将来一定比较清苦，因为那个送子给她的老者看上去不是什么富贵之人。
母亲总是在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有人托梦给她。还有一次，就是我被拘押在收容所等待判决的时候，她梦见有人敲门，提醒她炉子上煮的东西糊了，她这才想起来有个铁盒子放在炉子上，于是赶紧打开，里面是一只小鸭子，庆幸的是只烧焦了羽翼上的一点毛，别的还好，放出来走，也还挺正常。之后，母亲便知道我不会被释放，但所受刑罚也未必伤及根本。
母亲回忆说，我一生下来就很瘦，她躺在产床上听见护士在议论：一个说我是畸形，脑袋上有个坑；而另一个稍有经验的说，不是畸形，是孩子在母体中缺乏营养，发育不良。
其实，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孩子都营养不良，象我这样生出来被怀疑畸形的孩子有很多。
我出生后不久，被送到郊县金山，托给我一个神秘的奶奶抚养。因为她住在金山，所以，孩子们都管她叫“金山奶奶”。金山奶奶的故事很离奇，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专门讲她的经历。我被送走的原因，是母亲没有奶水，也没有抚养我的经验。我后来是吃牛奶长大的，我从没吃过一口人奶。
红色蒙太奇
关于幼年的记忆，总是非常朦胧。我现在细细回忆，有这么几件事情：
我坐在金山奶奶的怀里，捧着一个画有金龙的铁盒子，盒子里装着饼干，我拿着一串钥匙敲打铁盒子。阳光照过来，给人沉沉的倦意……这个铁盒子现在还在我家的柜子里，很漂亮。
在一个风雪黄昏，爷爷穿着黑大衣走进屋子，我看见他领子上的雪花。爷爷冲着我笑，他的笑容很迷人。不久，他就去世了。我隐约有追悼会的印象，很多人穿白衣服，姑妈哭得很伤心，我很害怕。
中午我不肯睡觉，爱听收音机，总想拆开来看看，找找里面的阿姨和叔叔。外公和母亲想方设法哄我入睡，甚至用手掩住我的眼皮。一会儿外婆来了，拿来一篮子煮熟的鸡蛋，都染成红色，说是从乡下带来的。母亲的老家有染鸡蛋的习俗，逢喜就送红鸡蛋，图一个吉利。
好象快接近过年了，父亲带我出去买年货，雪下得很大，但到地上就化了。地上很潮湿，也很脏。我很讨厌这种天气，但欣慰的是父亲买了一大包饼干。我思想着饼干，就忘记了恶劣的天气。我们一起坐有轨电车回家，我的嘴很甜，逢人就叫，车上的人就给我们让座。后来，好象遇见了扒手，父亲的钱被偷了。回家以后，很不愉快，这种情绪传染到在一边吃饼干的我。
关于饼干，还有一个记忆。那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家在我幼年的时候住在江西路金陵路一带，是一套旧式石库门房子，有个小小的庭院，我常在庭院中玩。有一天，来了个阿姨，给了我一块苏打饼干，我满心欢喜，还舍不得吃，拿给父亲看。父亲见了，勃然大怒，让我去取煮奶糕的小锅，然后他往锅里注水，又把我的饼干一把夺过去，放在水上。父亲让我站在一旁看。我看着饼干漂浮在水上慢慢融化，就象自己的心被慢慢化开了。我的眼泪很长时间都止不住地往下流，一直流到我什么也看不见为止。父亲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教训我，给我一点规矩，不让我吃别人家的东西。这次教训似乎来得猛了些，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我现在想起来，也还能体味到当时所受的伤害。
我常常拿着父亲从学校里带回来的粉笔在庭院的水门汀地面上画火车。一个晚上，父亲迟迟不回家，我一直画火车，画到天色昏暗。他终于在我已经困得不行的时候推开了沉郁的大门，我说：“爸爸，看我画的火车。”可是，夜已经太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天夜里，我朦胧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要离开上海到外地去。气氛是极为压抑的。
后来，生下妹妹后，我就有种被冷落的感觉。母亲带着妹妹去了江西，我被寄养到对门阿婆家里。尽管阿婆一家都待我不错，但我总是很任性，第一次开始做自暴自弃的事情。
阿婆家的小舅舅骑着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的脚被卷进了自行车轮子。伤势很重，可是我很长时间都不哭。我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我要让父母们知道我已经伤透了心，他们不要我是错误的，他们的肠子应该悔青了才是。
可是，他们并没有后悔，只是父亲来看看我，偶尔从学校里回家，把我接过去待几个小时。我记得，有一天，他带回来一大包用牛皮纸裹着的巧克力，足足有一个金华火腿那么大，父亲掰下一小块给我吃，然后就把纸包放到大立柜顶上我够不着的地方。这是一种直接从食品厂买来的纯巧克力，味道极精美。我一直难以忘记这种口味，经常跑到上海的街上去寻觅。可是，这块巧克力我只尝到一口，以后就不见踪影。这件事我很大了都耿耿于怀，经常向母亲提起。母亲也觉得蹊跷，可父亲矢口否认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鬼！
一次，父母抱着我回家，路上忽然人群四窜，据说有红卫兵在前面设卡，要剪小脚裤。我们也很惊慌，就随着人群到处逃避，但走了好几个路口都过不去，原来主要的交通要道都被封锁了。好在父亲的一个学生帮忙，我们才躲过了一场尴尬。后来听人说，红卫兵剪小脚裤一直要剪到腿跟，被剪的人会极度难堪。而所谓小脚裤，只不过是脚口稍微紧一些的裤子。
表哥那时还很年轻，经常在街上玩轴承车。他老带我坐他那辆又小又黑的轴承车。有一回，他带我到金陵路福建路附近，忽然远处传来钻心的哭叫声，街上人说是红卫兵打人，在一个旧仓库里。于是，表哥带着我爬上一堆石子，站在上面可以窥见仓库里的景象，很多市民都站在那里趴在窗沿往里看。我们好象也挤到了最前面，但往里看却黑觑觑的，什么也没有，也听不见声音，只是恐怖的气氛笼罩在所有人头上。
我也跟母亲去了一回江西，是在萍乡一带的深山老林里。旅途中有个阿姨给我很和善的印象，因为我吃了她好多葡萄。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葡萄。当时她唱了一支歌谣：“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葡萄四斤壳，吃侬葡萄还侬壳。”在孩子眼里，的确吃剩的葡萄壳看着比原先的葡萄要多得多。
在江西，大家都在谈论蛇，蛇是一大祸患，经常趁人不注意，夜间就钻到你的被窝里。有一天，果然有条蛇钻进了我们的被窝，惊动了宿舍楼里所有的人，大家拿着手电出来打蛇。不知过了多久，蛇被打死了，我看见那是绳子一样的一条东西，有个男人从尾部拎起了它，引起一片惊哗，但他扬言要吃掉它，说这是美味。这样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当时很重要的娱乐活动，大家由此聚一聚，兴奋一夜。
有个小男孩比我大许多，和我在一起玩。母亲要上班，厂里很忙，我一天里很少有时间见到她。好象我还进不了托儿所，只能跟宿舍楼里有休假的大人在一起。那是枯燥的山区，除了抬头不见颠峰的大山，什么也没有。唯一给我快乐的，就是和那个小男孩一起围绕一个养着两条豆芽大小的鱼的瓶子牙牙学语。那阵，我非常依恋母亲，总是独自站在窗前等她。她回来后也没有心思陪我玩，给我冲杯奶粉，吃完了就睡。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母亲带我去厂里，我跟着她走了好长时间，来到野地中的一间小木屋，木屋里的老太太说我不能跟母亲再往前走。于是，我就逗留在木屋外边，母亲一人走进一大片被铁丝严严包围着的地方。我一直在外面等她，我记得过了有好几个钟点，甚至木屋里的老太太都吃了饭，还是不见母亲的身影。我想去问老太太，可是想起她刚才对母亲不友好的态度，就忍着不说话，也尽量不让她看见我在一旁。终于，最后我忍不住了，就自己四处乱跑，去找母亲。我在一个下坡路上碰见了母亲，她正在跟一位领导争执，好象很生气的样子。我没有吱声，一直等他们说完话，然后，我就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一般不会为了真正伤心而掉眼泪，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因为，我不是在铁丝网里面找到母亲的，而是在外面。这说明她出来的时候没有在意我。另有一层原因，可能也是为了母亲受了领导的气。
不久，我们回到上海，好象母亲不再到这家厂子干了。回家那一天，我真正感觉到了温暖。我缩在被窝里，身上麻酥酥的，父亲在一旁给我讲故事，我有点幸福得受不了。以后，每当我读到“幸福”这个词时，就联想到这种过电的震颤，伴随着这种震颤还有些微虚脱。
母亲不去上班，就在家带妹妹和我。上午，我们三人去城隍庙门口的人民路上吃馄饨，中午就逛一逛外滩。妹妹抱在手里，我拽着母亲的衣角。我很不喜欢外滩一带阴森的英式建筑，大自鸣钟播放《东方红》的曲调是我唯一的期待，好象是一种仪式，《东方红》播完了，我们三人就回家。有一次，我问母亲能不能在不抱妹妹的时候抱我一下，她拒绝了，并且告诉我：“你已经四岁了，长大了。”至此，我对重新博得婴儿时期亲昵的情感生活的期望彻底落空。
人间地狱的户主
幼年的生活在我心里只是些片段，很难连贯。现在回过来看，才有一些眉目。
我们家最早住在公平路码头附近，那是爷爷留下的房子。那个地区全是山东人，解放前是山东帮的聚集地。后来，搬到黄浦区的江西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带庭院的石库门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的工作一直没有落实，直到后来支援内地才稳定下来。而支援内地实际上是个遮人眼目的名义，真正的用意是厂方领导躲避文化大革命。父亲的学校也在闹运动，大字报一直贴到公平路家的弄堂里。他因为出身不好，文革时期又去凑热闹，结果成了斗争的对象。听父母说，我生下不久，家里就被红卫兵抄了一次。为了彻底避开是非之地，父亲最后决定与母亲一起随工厂内迁贵州。在内迁前，父亲把石库门房子调换给他的一个同学，换来的房子在重庆路淮海路一带，是个阴暗潮湿的灶壁间，只有十几平米。我父亲估摸着自己再也回不来上海，不如做个人情，谁知他的同学一点不记情，换了房子后，连我们来不及搬走的家具都占为己有。这事成了父亲在我们家的话柄，直到现在，姑妈、外婆、母亲都在数落他，说他“大呆”。好在他还为我们留条后路，内迁时，他把我和妹妹的户口都留在上海，没有随他们迁走。
这样，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成了重庆中路24弄16号的户主。但那个地方，童年时代，我几乎没有去住，一直把它看成是堆放杂物的人间地狱。只是76年春节前我和外婆去住了几天，那是外婆与外公闹矛盾，离家出走。住在灶壁间天寒地冻，感觉糟透了。那年，上海大寒，气温在零下8、9度——窗外播放着哀乐，周总理去世了，人们沉浸在一种凝固的悲恸中。
妹妹就象一只玩具
71年初，父母亲带着妹妹去了贵州，把我留在外婆身边。他们走的时候，我随外婆、外公去送行，在十六铺码头，坐的是去重庆的长江轮。妹妹穿着毛茸茸的大衣，父母亲抱着她站在甲板上向我们挥手，远远望去，她小得可爱，就象一只玩具。
汽笛响了，外婆失声大哭。我这才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这是离别，而离别是悲伤的。
随后的三年，我和外婆、外公生活在一起。这是一段充满阳光的美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