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人生涯(上)

　　背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他们1971年去贵州遵义工作。父亲在子弟学校教书，母亲在长征电器基地二厂做工。

　　1972年，父母派人来上海，从外婆家把我接走，去到他们身边。贵州遵义的长征电器基地，是一个有规模的工业区，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天天是隆隆的机器声，满目是泥浆四溅的基建工地。但是，偶见的阳光却出奇的宁静，照射在万人空巷的宿舍区。大人们都去上班了，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很欢腾。

　　我的好日子不长，学龄前的嬉戏很快结束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我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我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我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而对于小孩，这是很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现在回忆小王老师，已经想不起他的教学，印象最深的是民兵连发枪的事。小王发到一支德国造左轮手枪，一直拿在手上晃悠，我坐在一边拉曲子，心思全不在乐谱上。他比划着，不知怎么就走了火，枪声大极了，震动了全楼，屋角被击穿一个洞，他的脸色煞白。我第一次听见枪声，第一次看见人的脸可以白成这样。结果，大家都来了，议论纷纷，甚是混乱。自然，我那天的练习就可以逃脱掉了。

　　两年以后，小王的琴艺已不够教我的了。父亲带着我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我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我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我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1974年冬)，父母去汤溪帮助拉比舅舅建房子，顺便回上海过年。途径金华，正值那里武斗的间歇，一床床棉被铺在楼房的窗台上，冷飕飕的枪眼指着行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这个多事之地，转道去了汤溪舅舅家。在舅舅家听广播，得知我们走后的第二天，有两个人被手榴弹炸死。

　　到了上海，我赖着不走，便留了下来，但从此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我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我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我练习。我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我的总谱成了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我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我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我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我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我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我们学校让我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我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我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小兄弟”，总是与我过不去。为此，我也组织了一些“同道”，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给我的“同道”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我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我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我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我们这一边。在我快升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我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我们发出了警告；我们越来越过头，冬天，居然敢把印有朱德委员长头像的报纸用来生火取暖；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中学”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我讲，说我学坏了，我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我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我多，我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段，好象天在下雪，非常宁静，我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我面庞上的温度。她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我的思念之情，我突然非常非常想念我在西南的父母。于是，我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我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我。

　　父亲来接我的时候，毛主席死了。全国都笼罩在悲恸欲绝的气氛里，我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我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多年以后，我有诗文记载当时的感受：

　　“整个的你是一个‘背’字，有时代表一个背影，有时代表背诵课文，有时代表背着手看我，有时代表背道而驰。四月的雨微屈前膝，白皑的布裙一路捕捉花色，欣欣然扑面而来。

　　“宁静的街景融化在阳光里，你指着一幅支援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壁画说起爱情。一切的惊慌、痛楚游离在外，去到不远处的防空洞里，去到寂寥的洒满月光的夜里，去到参天的乔木透明的指尖，去到梦的毛茸茸的边缘……这样的时刻，只需要一口烟，无论是炊烟还是云雾，你就会募然化作大理石神像。

　　“但你究竟是天鹅，给过我拯救的纸船。天晓得哪一天洪水会来呢？我却把那叶纸船揉皱。你戴上花环，束好腰带，还有晃一晃就把记忆抹黑的头发，断然离去。而我已经无法记起，在你的那本写满临别赠言的书上，我留下了什么。”

　　中学恋人

　　我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我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我练琴，我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有一年春天，报纸上说戏曲学校招生，我的条件正在招收范围。我母亲很想让我去，可是就连最近的考试地点都远在杭州。当时，我父亲离开了学校，在一家工厂做采购员，正好出差，没有人可以送我去应考。我记得，那些日子，我每天趴在宿舍区的墙上，远远望着路的尽头，总是希望走过来的一个人就是父亲。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招生截止日期已过，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仿佛知道这和我的命运有关，可是自己却对此无能为力。我开始懂得失望。

　　初中我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很多诗书，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象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我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我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我的音乐同学，我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我搞乐队，我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我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我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象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我渐渐发现，我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我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我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我父母聊。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我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我再次孑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我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我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在卢湾区的一个普通学校就读。我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我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我，我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我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我念高中的学校在市中心，学生都不太爱学习，男女学生都很重穿扮，而我经常拿着一把油布伞，穿着一件塌肩的粗布两用衫，显得很不入流。可是，因为我喜欢写些诗歌，英文也不错，和谁都聊得来，自然也就很受大家欢迎。我记得，一件粗布两用衫，还有一件绿卡其布军装，我一直穿了一年半，直到后来我母亲来了，才给我买了一套时新的衣服，为了我穿上新衣服的事，我们学校还当作新闻传了几天。因为我来去如常，也就成了习惯和风格，大家和我倒也处得极和睦。

　　我们班有个女孩，个子高挑，眉色深邃，骨架支起一些秀气的线条，非常引人注目。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让人传递一本物理书给我，里面藏着一张字条，居然是直白的求爱信。我记不起具体写些什么了，反正有一句是说我的眼睛明亮。我的眼睛明亮吗？我一直不知道。我很害怕她的那些语言，回家躲在厕所里一遍又一遍地看，最后决定拒绝她。我写了一些很虚伪的话，还是藏在物理书里，用同样的方法传还给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问自己：难道真的不喜欢她？

　　接到我的信以后，她很失望，我也开始后悔。于是，我疯狂地写诗，当然，在这以前也写。我想不起那些日子有没有专门为她写的诗，可是，后来有过。我写道：

　　“日历已不需一次次转过脸去，爸爸和兄弟的胡子再也不从她的腰下伸出手来指控那个男孩，黑漆漆的，回答那些想入非非的夜晚。一辈子似乎太长，自行车铃穿过电话铃打了个结儿，拴住从这个窗口伸出的手和拖进那扇门户的脚。”

　　到了高二，又有一次机会，我们同在一个英语课外活动小组。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轻松的谈话要比鸿雁传情令人自然一些，渐渐地，我们入了佳境。我们成天在一起读文学的书，雨果，歌德，莱蒙托夫，普希金……可是，好景不长，残酷的高考剥夺了我们相处的时间。我先去考了上戏编导系，专业课通过了，但父亲阻止了我。因为，他听说我们那届是为西北地区定向培养的，他不愿意让我去外地。我也没有太多坚持，接下来就参加全国统考。高考揭榜，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人考取了本科，大部都落第了。

　　我和她分手，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想来很可笑的原因。她在与我好了不久之后，与一个女生说起了我们之间的事，还说她可能有了身孕。我觉得这是造谣，不可忍受，于是，就有了间隙，和她疏远了。上了大学以后，我反思这件事，觉得荒唐，就主动去找她，还请她来学校玩了一次，可是，后来再约会，她就没有赴约。我想，可能是我伤害了她。

　　其实，我心里很难忘记她。我妹妹开始也反对我和她好，但后来我再交女朋友，我妹妹说，一个不如一个好看，最好看的还是她。

　　她没有考上学，听说后来去做了模特。

　　学习嬉皮士

　　82年秋，我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温病学派的程门雪20年代在南市开学，其后有王文东，石筱山和张聋?等名医加盟，加上解放以后，新医政策对典籍和流派进行去芜存精的整理和提高，使得中医变得规范化、通俗化，并接近现代化。但是，行政管理体系却很糟，大多数搞思想工作的干部都是老三届回城的知青和起死回生的保守派，他们在情感上对群众和普通学生有天然的抵触和惧怕。我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来郊区的一个农村干部做报告，演讲中他点了我们校党委某位领导的名，揭了这位领导四清时期在农村迫害群众的老底，当时，他就下不了台，引起在座的师生起哄。

　　落后的管理方式禁锢了豆蔻年华的大学生的思想，这和社会上西学东渐的活跃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我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我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我也开始在我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我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我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我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默默的诗写得很好，在现代汉语方面有突破性的成绩……

　　孟浪离我们而去了，好象再也不准备回来，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刘漫流是我见过的书读得最多的人，学识渊博，为人耿直……

　　京不特流浪世界，出入红尘，现在奥登塞读哲学……

　　……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我们简单地学习嬉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我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我。后来，我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我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我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我一待就是三年。

　　见到艾伦.金斯堡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我是随我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 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我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我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难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我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我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我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我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瑞，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我们行影相随。我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我又开始捡起我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84年到85年之间，这段日子我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牍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我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我失去了自由。

　　“那天全因为妹妹忘记把水龙头拧紧，我犹豫再三掉进阴沟，在上海的下水道里跋涉漫漫长夜。月光很好，有一对恋人从我头上经过，尾随一名警察，烟头踽踽而行；那天也因为妹妹没有把眼睛闭紧，逃走了一个又一个好梦。”

　　我被剃了光头

　　在市公安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我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我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我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我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那里四面环水，是个绝好的天然放逐地：北面是苏北灌溉总渠，南面是天险长江，西面是大运河，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海，很少有人从那里逃跑成功。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我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她们一般对新去的劳教分子都有同情心。记得有一次，我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惚，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妓女，对我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我的一些关照，使我挺过了危险期。

　　离开殷皋路以前，母亲和妹妹来看我。一见我光秃的头，立时我妹妹的眼圈就红了。我赶紧对她说：“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回监房去了。”这时，周围别人的亲属一片号啕，啼哭之激烈，听着就象在火葬场送葬那么揪心。母亲和妹妹顿时明白了，一切都无济于事，哭泣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更丧气。见面的时间很短，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间交代好一切，正视缺少一个家庭成员的新生活。我是被同监的一位朋友事先抬出来的，我不想让家里人看见我有病。母亲给我带来一些很沉的医书，还有一部分介绍德国历史的书。后者被警察没收了，据说，看这样的书不利我改造。

　　我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我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我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我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我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我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我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我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为了准备早餐，她往往凌晨四点就要起床，五点必须赶到工厂，寒冬腊月，用彻骨冰冷的水洗菜。另外，我们家定时还要来农场探视。因为，如果家里人来得少，在农场就被人看不起，会受欺负。为了不让我受欺负，母亲和妹妹总是尽一切可能往我那儿送东西。去大丰没有火车，惟有在沪西坐长途车，而且发车时间在凌晨，从市中心到长途汽车站只好摸黑步行。有一年春节，妹妹来看我，提了很重的包裹，路太远，走的时间也长，最后，系包裹的绳子拎在手里都嵌进肉里去了。到了大丰，突然降温，因为穿戴不够，我妹妹的双腿都冻得不能行走。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我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只有一个不畏校方的迫害敢于给我们家透露一些学校对我处理的消息；我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象躲瘟疫一样躲避我们家人，甚至我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动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我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我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我依然有信心，认为我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我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我的心。很多问题，我一时想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我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我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希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代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我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我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丝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我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我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我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我笑笑。他的这种笑，我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我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我付出的不少。终于，我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我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我们变得坚强。我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我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我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我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我一台短波收音机。我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加发制器的电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我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我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我的音乐，我的灵魂，从住着我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我的鼓膜，冲击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当天，我写道：

　　“土听起来碾碎了自己，灌成密纹唱片，诗人权当一枚唱针放逐田野，而音乐在几百公里以外。”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我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使他们缺乏，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象孩子一样天真。

　　我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我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我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象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这使我想到沪剧《鸡毛飞上天》的唱词，“墙角外有一棵老梅树，我站在树下望课堂。花开望到梅花落，花落望到又开放。望到出嫁到夫家，望到儿女已成双。望得她眼穿筋骨酸，她还是不能够把学上。”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的确令人发指。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我是否要出人命。自然，我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围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我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我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嗪，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我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我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我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我做了一碗面条。我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我就吃了。吃完后，我郑重叮嘱他把我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我，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我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掸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塌实，又不好当面问我。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我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我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我会在别的书中，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我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即对劳动人民的爱。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劳动教养，不在法的范畴里，是一种“最高”行政处罚手段，但却是强制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一开始，增设这种惩治办法，据说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然而一“加强专政意识”，是否性质有点转变？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我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我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我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我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我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我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我。他上来先过问了我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我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以要这么做。而我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我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阴底下，和我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我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我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我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我会认为邀我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我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我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象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我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他们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人也是人，是可以改造好的人，并且改造好了还可以给社会以很大的贡献。连封建皇帝溥仪都改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还有谁改不好？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然而，也有这种自信被亵渎的事情。

　　一位姓石的警察，有年春节去上海，他带上自制的腌鸡腌鸭满心欢喜地去探访以前手下的一位犯人。结果，犯人的母亲把他送去的东西统统扔到大街上，破口大骂，粗暴地拒之门外。问题是石同志并没有在那个犯人服教期间虐待过他，相反，他们曾经非常投缘，甚至有些情同手足。如今，石同志一番热诚换来了一盆凉水。不过，这么不通情理的人毕竟是少数。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我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喟叹：“你们三年两年，而我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