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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天自传《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连载之第一章
http://ent.sina.com.cn 2003年07月24日17:50 新浪娱乐

  第一章 阁楼上的疯男人

  从上海到遵义,到大丰,到北京,到广州,中间还有汤溪、温岭、安顺、昆明、武汉、贵阳、成都、长春、抚顺……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很累,有点走不动了。我靠在广州话剧团13号剧院的门口,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白炽灯下,形单影只。心里莫名地涌动着一种悲怆,很想写成一首歌。但吉他被锁在剧院里,它静躺着等待明天的演出。

  我想起北京的夏夜:清冷的月光照在屋瓦上,冰冽的河水绕过房门旁,杨树林立刺天,浑身的眼睛,在幽暗中把你的一生都洞穿。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都在干什么?生命的表象,假做真时真亦假,你可以去爱,可以鼓起勇气闯荡,但遭遇挫败怎么办?会不会由此仇恨?由此怀疑他人?

  人是看别人的脸色活着的。别人说这是羞耻,你便知羞;别人说那叫贫困,你就局促。不过也有人离开喧闹的市井,追逐闲云野鹤,去过与世无争的清净生活。这种日子真的境界高远吗?你能说这其中没有软弱卑怯的成分吗?入世是投降,向社会的力量屈膝;出世也是投降,向内心的厌倦缴械。

  但我何以就是为了自己在做这一切?

  孤苦的旅人在暗夜的一角邂逅,彼此借着体温取暖,待暖意升起之后,又不甘就此分手各赶各的路。他们商量着,不如相约同行。这就开始分工,你擎着松明,他披荆斩棘,或牵马推车,或觅食寻宿。一路走来,不想身轻如燕,迢迢千里,万重山水,白帝江陵,朝发夕至。这就来了神气,要上九天揽月,要下五洋捉鳖,竟渐渐忘了暗夜的黑沉,记不得泥沼陷阱的凶险。要是有人还想领头开路,高歌猛进,会有何等下场?

  你要是跌倒了,怕是连同道都无暇应接,他紧随着集体冒进急突,只好将你马革裹尸;而雕鹫鹰隼,得此良机,正好叼心啄肝,将你分食饱餐。

  “为着共同的目的前进吧!”但这“共同的目的”渐渐离彼此相约的初衷越来越远。还继续前进吗?

  在胜利面前,大家可以共做姿态;在失败面前,还剩得几人与你并肩?要知道,在漫长的征程中,胜利的愉悦高潮是瞬间,磨砺的沉着艰辛才是平常。

  毛主席说,革命五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被出卖不怕,被同志开除党籍不怕。

  我常常想起他的这番话,这不怕,那不怕,归根结底,是牺牲自己不怕。

  “我可以躲在阁楼里写诗,也可以坐在大街上吟唱,但我今天站在剧场里演出。从诗到音乐,再到戏剧,我已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我必须向大家学习。从今天开始,我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向公众的世界学习,向公众的一切个体学习。勤勉而谦虚,这样才好更勇敢地判断和否定。”

  这是我在《红星美女》演出之际写在节目单上的话。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可以继续回去唱歌,继续回家写诗,完成我接二连三的诗文计划,埋头写一部《汉诗学》,著一本《汉藏音乐体系》,为管弦乐队、民间乐器或一切听得到的音色创作几部宏篇巨制,老来还可以拾掇一下我的本行,研究一点医学问题。我何苦要钻到聚光灯底下,说什么招人心烦的革命?

  除了极少数真正从生理上和我过不去的人,我知道即便连郝建、雷颐、谢有顺、张柠恨不得我碎尸万段的一路,其中也不乏血气方刚、真情率性之辈。他们对我的抨击,诋毁了我的个人,却也有从另一面反抗陈规、开人视野的地方。我常常想,若不弄这些革命戏剧,与他们谈诗论画,怎见得就不能坦诚相见?

  这个世界很复杂,革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反革命也做不到天下太平。骂也好,斗也好,谁都在牺牲一点点“自己”。若不是张广天演戏,张柠会一反常态、破口大骂,坏了自己经营良久的文风吗?《南方都市报》上那篇《小剧场里的巫术》被人称做“姚文元”文风,得了骂我的便宜,怎就不失掉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操守”呢?

  很多的指责、漫骂、污蔑,并不是恶意,实在是出自于怀疑。怀疑一个在商品社会中如鱼得水的人怎么会替草民穷鬼呐喊,怀疑一个断文识字、知情达理的文艺小青年怎么会反对精英联盟、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不是作秀是什么?而我偏偏不做辩解,顺势喊出“狠狠作秀”的口号。这张广天真是太可气、太可恨了!

  我承认,我故意气人来着,我也故意夺人视听。但诸位也请想一想,你们平时写文章、做剧评是用这种蛮不讲理的口吻吗?你们也是为了别人在做事,也是为了社会的某一种价值观在鼓呼(当然,我也心存怀疑,你们中间,究竟有几个人是真正不为自己作秀的?)。你一拳,我一脚,一来一去,你我的自性都丢了不少!

  我转念一想,你都做了牺牲来拼杀,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如接着走下去。我这也是向你学的。

  经常听人说,30年代的文人墨客作品层出不穷,个性绚丽斑斓,而解放以后,就各个偃旗息鼓、平庸入俗了。于是感叹,苛政猛于虎。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好久。我想,一方面政策的因素是有的,但另一方面,政策也是这些积极参加革命的艺人文人帮衬着制定的。就说那个延安《讲话》,若没有周扬操刀捉笔,没有江青出谋划策,也不会出落得如此玲珑周到。而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出路,也可以随老蒋漂流台湾,也可以留英居美,象当下精英一般改血换脉。但首先是他们支持了革命政治,才有了革命文艺。要知道,30年代上海地下党全面遭到破坏,所谓上海的地下工作,就只是几部电影、几台戏剧。文艺人、知识人投身革命,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追求理想。当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共和国终于伫立东方,他们会做什么?是他们自己首先抛弃了绚丽斑斓的个性,要融入到民众造反的统一合唱中来。革命的美术家们在人民大会堂绘制大好河山的壁画时,牺牲的是自己的创作,成全的是普通人民的美学。

  如果荷兰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梵高会做什么?他当然深知他一辈子描摹的向日葵如梦似幻,但苦难艺术家的遭遇会激发有普世同情的心灵选择为共同命运的妓女、矿工、贫农的翻身服务。你也许会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巷中看见出手平平的政治宣传画,而你一问作者,居然是梵高!但这是个倒霉的家伙,往往会因为站错队伍,在后来的清洗中被刷掉。

  如果西班牙建立了革命政权,毕加索会做什么?他会审时度势,认为革命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会利用职业画家的全面职能为革命机构的任何一处细节服务。有一天,你会在扒拉完一大堆滋味索然的集体大餐后眼睛一亮,因为你发现了油渍斑斑的小碟子上有毕加索的一只白鸽。而他是一个聪明的能人,即使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魁首,自然,革命结束后,领袖画又会成为他传世杰作的一部分。

  如果法国延长了巴黎公社的寿命,高更会做什么?他会积极投身艺术学院为工农兵办学的热潮中,建立一个民间美术系,挎着大包小包,带着莘莘学子,奔赴布列塔尼体验生活。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逃避革命风暴的算计。但高更自作聪明,恃才傲物,以为在巴黎和党谈好了条件,党定当恪守诺言,网开一面,让他在外省的春天里营筑布尔乔亚暖巢。但是,他想错了,阿姆斯特丹红卫兵联动组织会冲过来揪出这条漏网之鱼,让他当着广大师生的面交代反动学术权威梵高的浪荡淫史。交代完了梵高,就要说自己。但这个自命清高、深藏不露的家伙怎么承受得起亲手培养的得意门生把一桶霉臭的糨糊当头倒在他体面的身上。夜里,他悬梁自尽了。

  而不管在哪条路中,“我”已经很不重要。

  “9.11”事件

  01年9月11日,这天恰巧王以培在我这儿。我正在听他讲长江三峡移民的情况,来了一个电话找他,对话中,他的语音激动起来,我猜想有什么重大新闻,但怎么也想不到纽约的世贸大楼被飞机撞倒了。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前妻怎样了?她住在纽约,在一家珠宝店工作。我开始为她祈福,并通过各种方式与纽约的朋友联系,打听她的下落。第二天,纽约来消息说,她一切平安——9月11日那天,纽约交通瘫痪,她随着惊慌的人群步行回家,穿越大半个市区,深夜才到布鲁克林,但别无他恙。我的心落了下来。

  对于这场灾难,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一片空白。并不因为我前妻呆在纽约,我便不好开口表态,也并不因为死去那么多平民,我生出恻隐之心。而是这个事情太为费解,我们一般百姓毫不知情。肇事者到底是谁?没有答案!整个事情的真实经过到底怎样?迷障重重!这令我想起30年前的另一桩飞机事件——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也是9月份,13号,与“9.11”相差两天。

  可以说,就“9.11”本身而言,就事论事,这么一场灾难,我无心评头论足。

  但我脑子里总是闪现驾机者的形象,不论是三十年前的,还是三十年后的,在确定无疑自己要赴死的时候,他怎么想?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有一个旋律挥之不去。我相信,他一定看见了五彩云霞,看见了此岸世界没有的境象。

  有一天,我把歌词和旋律都记了下来。这歌唱道:

  “飞,飞上天,飞到天上找她。天上多美啊,我看见了朝霞。

  “飞,飞上天,飞到天上云间。云间有彩虹,我流连啊忘返。

  “飞,飞上天,飞到天上安家。天上多美啊,它开满了鲜花。”

  叱咤风云的红军英雄,肩负重任的敢死队员(为谁的使命?),在化为火焰的最后关头,悲苦、理想、勇烈,早已经超越脑后。他最终感到幸福,含笑迎接自己的选择,而我们的世界却遭到了鄙弃。

  我在美国的朋友,很关心我对此事的态度。尽管我撰文批评了幸灾乐祸的论调,他们还是疑虑重重,并不相信那天我没有喝酒,也没有狂欢。

  那些遇难的,心理没有准备,身比心先死;而那些自杀的,心理早有安排,心比身先死。

  绝望啊!人为什么会绝望?

  一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是冰冷的;而一颗对绝望者无动于衷的心,更是油腻的。

  1971年9月13日,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2001年9月11日,是否将改变美国人的命运?

  我想到写《圣人孔子》

  《圣人孔子》

  广州话剧团的团长王履玮,通过制作人王炜找到我,约我写一部新戏。01年12月,我从北京西客站出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还是这条路,一年以前,《切.格瓦拉》剧组往返奔走,而如今我孑然独行,心中感觉一阵空荡。

  在广州,我问王履玮,为什么找我来?王履玮说:“广州市场,需要一剂猛药。”

  我明白了,这里将有一场恶战。

  元旦前夕,我回到北京,开始着手《圣人孔子》的创作。为什么写这个题目?孔子的文章,我早就想做,比演《切.格瓦拉》更早些时候,部分构思就已经开始。但作为戏剧去表达,却是新问题。

  研究孔子很复杂,理解孔子倒并不艰涩。孔子的方向,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孔子的思想,曾子说的很明白,所谓“忠、恕”二字而已。忠,就是中心,尽心;恕,就是如心,己心如人心。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即是老老实实,将心比心。后世孟子进一步阐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给活着的人心留下了反面的空间,将心比心既可以比好,也可以比坏。其实,孔孟之道,并未宣扬善恶是非,并没有说,非要仁义不可,打左脸让出右脸来;也并没有指出彼岸世界在哪里,而是给你看一个八百年人间盛世,立一个榜样界碑,告诉你,善也可以善到这样的地步。这就好比保甲连坐,让你盯着对方的心过活。他不正,你就歪;他若正了,你就歪不得。当然,你若始终正了,他也须思量一番。

  但是,圣贤们到底也没想过,要是你们合着商量好,一起歪下去,怎么办?这就是“性善论”。因为圣贤们并不怀疑人类,认为人间正道,乃是天性。

  这些,中国的老百姓都懂。世世代代,深入骨髓。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论语》,但只要你把文言变作普通话说给他听,他能比《论语》讲得更透彻。这就是圣人“述而不作”的缘故。

  我写《圣人孔子》,这个“圣人”,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孔夫子不过转述了他们的意思,徒弟们又把部《论语》流传到今天。作为圣人孔子的中国人,面对坚船利?,面对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面对毛泽东的批林批孔,面对改革开放,面对希腊罗马,面对自由竞争,面对官能解放,他们做何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于今天的世界还有没有意义?

  这里面有冲突,有变通,有灭亡,有新生。众生百态,世相万千。由此,戏剧性获得了立足点。

  但这个冲突从1840年就开始了,怎就选择今天来做讨论?可以说,“五四”以前,这个冲突初步解决了,那就是扔掉孔孟,拜洋师长求学;然后,姓资姓社,为两个洋师父争了半个多世纪;结果,1971年9月13日以后,第一个洋师父不吃香了,接着,2001年9月11日以来,第二个洋师父露了马脚。所有的争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居然一夜之间失语了。而作为圣人孔子的我们却并没有死,他还有什么可以靠着继续活下去?

  自《切.格瓦拉》以来,反思革命的话题结束了;纽约事件以后,当然还可以反思保守主义,但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们的事情。左的,右的,都已经到了头,都不过是事物的表象。那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终于扔了拐杖,要自己走路了。2002年元旦,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

  那么,作为圣人孔子的我们,究竟要说什么?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圣人,尤其是历经了1971年到2001年这激烈冲突的三十年,圣人早就不是以往的圣人。他深刻反省了“天理杀人”的罪孽,他一步三叩地拜过了所有的洋神,他被红色巨浪掀起来又扔下去,他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又顷刻之间下岗流落,他夸父逐日般地追求自由女神,又惴惴不安地归国寻根,……如今,他稳住了神气,突然张口——从前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我要代今人立言。

  这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不曾白费:

  那作为历史圣人的道路,除却吃人的假仁假义,还剩下以有限的资源寻求无限文明的希望;

  那姓社姓资的两位洋师父,除却无尽攫取资源以换取体面的弊端,还剩下创造开拓的活力;

  那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除却政治斗争的具体伤痛,还剩下民众解放的革命方向。

  于是,我想到“子曰”、“毛说”的对立统一。“一个说信而好古,他怀念过去。一个说前途光明,他相信未来。怀念过去,就是否定当下。相信未来,就是怀疑现在。子曰毛说,在今天的问题上,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摘自《圣人孔子.第二幕.第二场》)孔子的思想,作为从上而下的主流,一直为统治集团用来维护秩序;而毛泽东思想,作为从下而上的另类,可以成为民众解放的理论武器。看起来水火不容,实际上一阴一阳,才好互动发展,给事物的两方面都争取空间。就象太极图的两块,有黑无白,有白无黑,都无以成就太极。中国人在孔子死后两千多年,才等来民本思想的另一面补充。毛泽东集历代造反者的大成,白纸黑字,写就一部“造反有理”的“反经”。如果说《论语》等十三经是《旧约》,那毛泽东的著作就是《新约》。《新约》不是为了抵消《旧约》,而是从新的方面来成全律法。

  光听“子曰”,就难免1840年的外侮;光读“毛说”,也难免1966年的内乱。“子曰”作为强者的戒律,“毛说”作为弱者的护持,一正一反,互为表里,才可上下贯通。

  所以,《圣人孔子》不是春秋战国设帐布道的孔丘回忆录,而是现代圣人的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的理性反思。

  很久以来都在构思,2002年的前三个月做了重要的梳理。摆脱了烦絮的琐事,找到了创作的理路,我便起身再赴羊城。4月1日,在广州话剧团的宿舍开始动笔,4月9日全篇完稿。

  恶劣的戏剧环境

  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广州的实际戏剧环境却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几乎可以称得上“恶劣”。

  首先,绝无市场。市民们没有观赏戏剧的传统。所谓文化活动,主要就是各地歌星的走穴和行政指令性宣传。演一出戏,公安局包一场,聋哑学校包一场,消防大队包一场。国家出钱制作,再由国家出钱买票,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粤剧、话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等,差不多所有舞台剧都没有正常的商业演出。

  其次,人才严重流失,优秀主创和演员纷纷离开剧团,去北京寻找发展天地,而长期缺乏基本的创演活动,又导致留下来的艺术家们得不到必要的业务训练。话剧团的基本状况是:老年演员走官场,中年演员奔商场,青年演员下赌场。

  更可怕的是,文艺团体的功能,简直就等同于官僚主义的庞杂秘书处。我去看过一场省话剧团为纪念共青团成立N周年的大型演出,整个舞台的排场,气势非同小可,但内容、形式和观念,却老旧得要死,让我想起某些家长制的民营企业的广告宣传:始终必须突出一把手的英明、超群,即使他酒足饭饱打了一个嗝,也要记录下来,用以说明这是伟大事业精气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看着舞台上那些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才智卓群、心比天高,对人生满怀激情,顾盼间流光溢彩,抑制不住的青春活力扑面袭人,但拙劣的戏剧构思却让他们堕落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鼠辈。

  已经21世纪了!我真不能相信,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羊城广州”,居然与世隔绝地上演着奴性文化的丑剧!

  很多人对我说,广东的文化虽然落后,但经济却如何如何了不起。说真的,我很怀疑。我也走了下面不少地方,也看了下面不少事实,我承认,机器隆隆,事繁人忙,利润如潮,滚滚而来,可这绝不具备持续性发展的前途。在一种保守压抑的文化氛围下,人的思想被牢牢禁锢,剩下的只有超负荷地进行简单复制性劳动。拼命挣钱,早上吃进去,晚上就变成屎拉出来。这样的人文环境,特别适合加工业和初级制造业的存在,绝不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经济活动。

  我曾经去TCL参观,在某车间门口,看见齐刷刷的排放着许多塑料饭盒;再走进去,就看见齐刷刷的坐着一大群女工,她们手眼不停地对付着流水线上的活计,连抬一下头的间歇都没有;再仔细端详,就发现整个忙碌不息的人群里,一点靓丽的姿色都没有,不仅个人没有,个人的局部也没有。那些有姿色的女性都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任何一点生理的姿色,在这里都巧妙地转化成商品了。而没有姿色的活体,就只好充当无性别的廉价劳动力出卖给工厂。

  我又联想起95年回遵义看见的一幕景象。那时,有门路的职工都离开基地回上海了,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他们一家还留在那里。我去找他,还没有下班,离打放工铃还差五分钟。这时,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工人都扒着铁格子门向外张望,所有的眼神都直愣愣的,没有声音,互不交流,巨大的沉默森严恐怖,逼得人透不过气来。突然,铃声响了,厂门轰隆一声松裂开来,释放的工人如开了闸的潮水奔涌而出,一转眼,就流空了。我顿时产生一种逃离的庆幸。

  这是一种残酷的原始积累,人的关系按照赤裸裸的商品原则被重新排列,文化被用来当做维护这个原则的工具,而压在最下面的人将作为阵痛被忽略不计,阵痛过后,新时代将在忘却他们的晴空下舒卷自如。

  就是这样一个广州,我要在这里上演尖端革命的新戏剧!

  把伪戏剧家张广天赶出沙河顶

  沙漠上也有几点草青。王履玮苦心支撑着一个尚有活气的局面。

  我被点了将前来,他究竟会给我什么样的兵马粮草?我全然没有想到,广州话剧团居然有一支高度协调、业务精良的舞台队,其成员干练敬业,个个是藏龙卧虎;还有一个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剧院;还有几名刚从深圳大学艺术系毕业的青年才子。对于弄戏剧的人来说,上面三样东西,可称得上是宝藏。这是王履玮多年经营,日积月累的成果。现在悉数交给了我,要我打赢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可以说,战役打响之前,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我手里至少有一个骁勇善战的红一军团。

  尤其是深圳大学艺术系的几个小青年,他们让我吃惊不小。

  你不要以为他们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少表演经验,也没有有多少人生阅历,就可以在他们面前当大导演、拿架子摆谱,他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造反精神让我自惭形秽。有两件事给我很大震动。

  4月12日建组的当天晚上,这拨年轻演员夜里密谋商量,要贴我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伪戏剧家张广天赶出沙河顶”。沙河顶是广州话剧团的所在地,赶出沙河顶就意味着卷铺盖回家。但后来终究没有贴。我问原因,他们说:“我们以为你真造反,其实你也容不得别人造你的反。”我又问,“‘伪戏剧家’怎讲?”他们回答:“这是一种担心,担心你和时髦导演一样,以‘家’自居,不思进取。”

  听了这些话,我沉思良久。大字报没有贴到排练厅的墙上,却永远贴在了我的心上。

  还有一次,就是张柠等人微服私访。张柠说:“你们在台上演‘9.11’,全是冲动,情绪使然,你们回忆一下‘9.11’当天是怎样的,你们看见人类文明最高的建筑倒塌了,那么多无辜的人白白死了,心里作何感想?你们是青年,很了不起,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张广天的一派胡言。”谁知我们的青年竟说了死硬恐怖分子张广天都不敢说的话,把个张柠噎得浑身哆嗦。这个张柠回家后,被矛盾的心理纠缠得要死。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我们艺术的胜利,另一方面实在难以理解剧本的思想精神,只好语无伦次地把演出的成功归算到演员的无知,而把无知的罪过归算到张广天的狡诈——你搞巫术、喷毒气,在演员面前谈文学,在文化面前装泼皮,在观众面前扮演大师,你用文学征服了演员,再利用演员的表演征服观众,你迷混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个东西在美国早就有了,bobo和六十年代情节。

  某女青年在读罢张柠等人在《南方都市报》上炮制的三大版文章后,揶揄我说:“张广天,你够可以的,又文学,又算计,又大师,翻手为云覆手雨,这张柠是骂你呢夸你呢?”

  张柠一行明确告诉演员,他们是来搞反面材料的,目的就是整我灭我,没想收集去的言语可利用价值全无,于是,又说演员不反对我,是讳莫如深,是怕我。你想想,这些初生牛犊怎听得了这样看低他们的话?你索性编造一套演员对导演的深揭狠批,没准还长点他们的志气,讨着些许便宜。

  采访闹剧一完,演员们转身就来给大家表演那群人的丑态,弄得我们喜不胜收,就着这点乐子又多喝了几杯。我说:“向你们学习!”

  戏剧革谁的命?

  首先要革材料的命!

  从演员的方面说,这次需要突破的是单一的“演戏”功能。我不希望演员在舞台上只做演员,我希望他们的功能比以前有所扩展。以往的戏剧革新,基本还停留在形式探索的阶段,即研究新的风格或演出样式,并未对戏剧材料进行更新。所谓戏剧材料,传统的有三样,即剧本、演员和舞台。但新的媒体在发展,新的艺术材料也在增加,这些是否可以经过戏剧化的改造转换成新的戏剧材料?这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首先,在对生活中真实人物进行模仿的基础上再创造的体验演员,其功能太原始,太狭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此。先不说经过材料扩展后的理想演员状态,就目前的舞台表演来说,除“演戏”之外、尚有“做戏”和“说戏”另两路。斯坦尼体系的,就是“演戏”;按照程式表现的京剧,就是“做戏”;而说书、弹词、相声和布莱希特的叙述剧,就是“说戏”。我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集“说”、“演”、“做”三大戏路于一体,并依靠各自的长处来节省演出资源。举例来说,当“演戏”需要耗费大量物质的、时间的或空间的资源却达不到逼真生动的效果时,我们就发挥“做”或“说”的优势。千军万马厮杀的惨烈场面,戏剧怎么干得过电影?怎么办,你可以说,可以唱,用时间性的有利手段来替代空间视觉感受,这样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

  剧本第三幕有一段叙述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故事。首先,这段故事不是传统的剧本体例,它沿袭史记笔法,多用间接描述。那么,我们倘要利用人物化的对话模式来再现情景,就很尴尬。场景在哪里?春秋战国的某地?那么,服装呢?道具呢?演奏的琴曲呢?可以断言,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复原历史。好,那么我们改变思路,我们说戏。由一个演员来朗诵这个新材料文本,另一些演员比照文本的内容做写意性图解,涉及具体人物活动的地方也还可以演戏。这样一来,我们的空间一下子大了。这个历史事件获得了历史性,也就是高度概括的深含寓意的历史象征。既是象征,我们就可以接着想孔子演奏的《文王操》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上古礼乐的最大成就,一种高尚的道德风范。这种风范在今天会是什么?在今天哪首曲子会给我们类似的最直接的听觉感受?我想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孔子就弹出了我们熟悉的旋律。突然,这个文本的具体历史面貌在导演工作中发生了质变,它获得了历史的普遍性。我们提供给观众一个思辩的空间——文王和文王操;毛泽东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朝盛世和道德社会主义黄金时期。结论是什么?好了,你已经想到结论,这说明你不仅在看戏,还在思考。你是你的,并不由着我们带领。观众就这样,在艺术民主的剧场中获得了主动,摆脱了旧剧时代的戏迷地位。

  然后,我又在投影上添写了如下两段字幕:

  “《文王操》,由周文王亲制,是古代礼乐的楷模,但年久失传,只见于史籍文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主席在红军草创时期亲自创作整理,曲调和正,催人奋进。但日久声稀,和者愈寡。失之则不可复得!”

  这个创作过程,是整个戏剧创作的突破口。从这里,演员的功能扩大了,他们由再现者或表现者上升为宣讲人、现实批判者、思想启示者和改造环境的行动者。

  由此,我们完全明白了整部戏应该怎么演。

  在本书中,我只简略地讲述了戏剧材料革命的一个事例。而读者们若有机会看到《圣人孔子》的演出或该剧的戏剧艺术影片,就可直观地理解演员和其他戏剧材料全面更新的实际意义了。

  即使中途而废也是一种光荣

  创作上终于有了眉目,但这个作品的推广营销还毫无起色。针对上面说到的广州戏剧环境,王履玮、王炜和我,经常整晚整晚地开会,直到“五.一”前夕,都一筹莫展。《广州日报》的吴聿立和他们部门领导很支持,用不少的篇幅宣传了我们,可是,连一个热线电话都没有打进来;王炜的市场开拓工作很不顺利;大学方面也进展不大。这种情况若在北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台极火爆的戏开演前一天一张票都订不出去也是常有的事。比方《切.格瓦拉》,彩排那天都还没有卖出十张门票。而在广州,就不得不引起重视。王炜说,一般演出,订票会迟一些,接不到咨询电话肯定不正常。听他这话,我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大家商量,调整计划。至少先把一切参与者调动起来,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再由他们广而告之;然后,寻找一些在销售领域中有经验有才干的年轻人,充实王炜的力量——我们把可以找的人都找了,广州几乎没有戏剧运做方面出色的人才,那我们就找推销保险的、普通广告业的;另外,把网络利用起来,建设主页,与名牌门户网站合作,BBS,聊天室,校园网等。

  我每天除了排练工作之外,还要花去大量时间与媒体记者和宣传推销人员谈话,向他们解释营销精神和戏剧产品的特点。因为,如果我们不讲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的戏好在哪里,观众是不会无缘无故上门的。再说,极少的市场份额已经被以往的虚假炒做弄丢了,广州观众对媒体语境的褒扬感到厌倦,他们再不相信本地的或外来的什么戏剧活动会带给他们任何新东西。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普通市民自己买票进剧场。不管前途多么诡谲不测,也绝不向传统势力低头。即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们也不搞包场。否则,这次行动就毫无意义,就等同于原地踏步。

  还有一个极不利的因素,就是地理位置。我曾经问王履玮,沙河顶相当北京、上海的什么地方?王履玮说,在北京,就好比天桥一带;在上海,就是南市打浦桥。这就比较要命了。天桥和打浦桥都不居文化中心,谁会在忙碌一天后,走街串巷、拐弯抹角地去搜寻一个陌生的地方,看一出好歹不明的戏剧演出?

  更为致命的是,我们预定的演出日期,正好与世界杯足球赛撞车!这和找死有什么两样?!

  我来以前,北京的同行们曾经告戒我,说:“你能在那里正常演两场,就是造化了。”我当时不相信,现在深入了解之后,对此才有了感触。我问过自己,后悔吗?全线败退怎么办?有一回,我开玩笑对王炜说:“弄成了,自然不消说;弄不成,我是广州呆不住,北京也没脸回去。”王炜问:“那你去哪里?”我说:“还有什么地方好去?不如偷渡香港吧。”

  一次,从大学做宣传回来,成果不佳,我心里很憋气,在车上沉默不语,情绪消沉。外面,夜幕中,闷雷郁雨逼人而来。这天,车里还坐着全部演员和几位票务人员,他们东拉西扯,似乎在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们转圈绕行,把住在不同角落的人逐个送回家。恍惚间,我好象听到某个演员在说,第一幕结尾的那首诗是很好的朗诵教材,应该下点功夫琢磨一下,拿它去考文艺团体或戏剧学院挺合适。接着,有人就读了一句:

  “不是莽原上的野牛,

  不是山林间的猛虎。

  可是为什么不停奔忙,无休不息?”

  然后,另一个声音跟进来:

  “没有达不到的终点,

  没有不可企及的目标,

  只因你原地踏步,逡巡不前。”

  渐渐地,第三个声音,第四个声音,一直到全体演员齐声合诵:

  “或许你遭到挫折,

  或许你遭遇不幸,

  只要你用尽气力,

  即使中途而废也是一种光荣!

  不要与良心作对,

  那会令你终生不安。

  我们活着是因为正直,

  要是靠着欺罔而不死,

  全是因为侥幸。

  也不要与财富作对,

  富裕绝不是什么罪过,

  只是要经常扪心自问,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饥寒交迫?

  不要爱一个人就想他活,

  也不要恨一个人就要他死。

  既想他活,又要他死,

  这是一种迷惑。

  不要说什么博爱,

  因为人心也有自私;

  也不要说什么仇恨,

  因为谁都有一点点同情。

  仁义的道理就是将心比心,

  原谅了自己的不是,

  就要容许别人犯错。

  我们行走在黑暗之间,

  没有松明,没有星月。

  路途已经陷入绝境,

  但离经叛道就是背叛自己。

  一直走下去,不要停留,

  也许曙光离我们还非常遥远。

  一直走下去,不要怀疑,

  也许曾经相信的,

  已经无法面对今天的问题。

  昏沉沉没有一丝光线,

  但忽然紧握的手,

  却把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一直向前走,

  去到蟠虬的树枝缀满新红的花园,

  去到风骨俊逸的汉字书写的诗篇,

  去到光明的中国洁净的街道,

  去到男欢女爱的美丽人生,

  去到没有主义、没有霸权的解放心灵,

  去到既不迷信宗教、也不迷信科学的自由境界……

  去到窗明几净的家,

  去到苹果、啤酒和食物丰盛的晚筵,

  去到蝴蝶、蜻蜓都逃离标本的自然,

  去到多元而不是单一,

  去到丰富而不是贫乏,

  去到生,

  去到死,

  去到梦,

  去到现实!

  去到面对天地、富有自知之明的人类世界,

  去到容纳异类、深入宇宙、日日更新的快乐时光!”

  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从后座往前推涌。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支起了我的脊梁,托起了我的头颅,指给我看暗夜中的光明。正是他们——姜迪武,王瑶,孙亚军,陈智彬,胡炜,温溶冰,陈彩璇,崔冰,在这个晚上,与我紧握起手,成为传播暖流的第一批人。

  他们故意漫不经心地先说起这首诗,然后很自然地进入朗诵状态,暗暗地给我加油鼓劲。

  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

  有美玉在此

  一天黄昏,排练结束,我说:“有谁愿意和我一起上街?我们去地铁散发传单。”话音未落,全体响应。就这样,《圣人孔子》剧组走上了广州街头。我们下地铁,走街巷,上大学,进餐馆,把彩印单张和铅印宣传品尽可能多地塞进疲于奔命的市民手中,让他们最直接地认识我们,认识即将上演的新作品。

  从天河到东山的地铁线上,闪动着男女青年演员的灵动身影。我们编成几个小分队,此去彼来,你上我下,在不知名的地铁小站上失之交臂,各奔东西。有时候,保安人员没收了我们的宣传品,而某个地铁工人支持我们,又帮着索要回来;也有人刚接到传单,就捏成一团扔进垃圾箱,但更多的人感到新奇,不断追问;《城市画报》的记者尾随而来,把我们当做羊城的一道风景,摄入相机。

  在大学,我们鱼贯而入夜习教室,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蹑手蹑脚地把宣传品放在学生们的案头,然后迅捷离去。

  星辉之下,崔冰、王瑶到宣传栏中贴大海报。

  姜迪武、温溶冰在黄花岗剧场门口堵截中途退场的观众,把传单递给他们,并说:“看我们的戏,你绝不会中途退场!”

  若撞见其他剧团的熟人,也不放过机会进行宣传。演员们向他们介绍我,说导演每天都率领他们上街现身说法,以此触动他们,激发他们的戏剧热情,让他们口口相传地把消息播散出去。

  偶尔也会碰见老观众、老听众。一位中年妇女,是生物科学家,曾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百年人物》节目中听过我唱《飞翔》,她出差到广州,帮助科学院搞培训,有天夜里正到黄花岗剧场看戏,也是中途退场,与我们不期相遇。她拿了我们的传单,连声说好,说一定来看戏。可走后不久,又折了回来,问我是不是演唱《飞翔》的张广天,我说是。她很高兴,提出与我合影。我们就在黄花岗剧场门口拍了合影。分手的时候,她说,其实很多人都想看有意义的新戏,但想看的人找不到,因为实在是很久没有好戏了,人们已经对舞台失望。首演那天,她是入场的第一位观众,还给我带来了礼物,一头铜铸的斗牛。这真是一个精心挑选、用意深刻的礼物,其中寄托着一份长者的勉励。

  王炜起草了一份书信,投寄给公司、机关和学校。信中说道:一边有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另一边有多年难遇的世界杯足球赛,若只为看故事,你还可以花五块钱买张盗版光碟,好莱坞的制作能力和叙事技巧,不论哪一个细节都远胜于我们,你何苦来话剧团看戏剧?沙河顶并不好找,打车过来要费几十块钱,而此时也许你还没来得及吃饭,你又要花钱吃饭,吃完后还要再掏钱买票,为了看一场戏,你差不多投资二百块钱。这个举动很不经济,我们并不建议你自讨苦吃。但是,今天我们写信给你,希望你到13号剧院观看《圣人孔子》的演出,这说明我们有充分的自信让你满意而归,让你感到物有所值。要是我们的戏还是以前的故事会,那你就去看大片好了;要是我们的戏没有实在的过人之处,我们绝不忍心打断你对连续剧悬念的期盼。这就是材料戏剧,它与以往任何一种话剧都不同,它是一个文化事件!不论你以引车卖浆为业,还是以高台说教为职,在《圣人孔子》的演出现场,你都会找到需要的亮点。因为,我们的戏剧服务观众,却并不迎合观众。

  ……

  此后,情势陡转直上。

  南方电视台与我们协作,滚动播出《圣人孔子》的演出广告;

  《羊城晚报》、《南方日报》、《赢周刊》等重要报纸给出大量的篇幅报道我们;

  香港、深圳的媒体也闻风而动,经常有人过来突访排练场,或电话采访;

  我的老朋友们,钟健夫、熊晓杰、杜可都出了很大的力;

  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学生会、团委、戏剧社纷纷出动;

  木棉网为我们做广州地区的独家网络发布;

  吴聿立、方正、曾敏、陈红云、庄园、陈榕等记者写出一大批重头文章竭力声援支持;

  ……。

  而这些绝不是在经济驱动下的虚假炒做,而是各媒体、各民间组织和热心记者从道义上对我们的鼎力相助!

  热线电话开始忙碌起来;

  各个售票点的订购数开始直线上升,在5月20日首演前,已经卖完800张门票。这个成绩,即使在戏剧热销的北京小剧场演出市场上也是罕见的。

  我们成功了!

  这个成功的意义并不在于戏到底演得怎样,门票卖出去多少张,而在于一个僵死不动的市场被我们打开了缺口,各阶层的市民开始重归剧场,戏剧作为文化产业在新时期获得了新生。

  我必须承认,广州的戏剧环境很差;但我也必须承认,广州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有着强烈的精神文化要求。只要有关方面给出政策,文艺工作者创造出好的作品,目前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这次胜利,有一部分也要归功于市文化部门的开明干部,他们至少有一份宽容的胸怀,容许新思想和新艺术进行尝试,而且还借出资金供话剧团先期运做。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说,政府部门的有些具体干部或许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来得民主,比《南方都市报》的“时髦”人士前卫。

  离开排练厅进剧场合成以前,我多看了一眼墙上贴着的标语:

  子贡问:有美玉在此,是放到柜子里藏起来,还是找识货的商人卖掉呢?

  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等着识货的商人来。

  (译自《论语.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贾者也。)

  看见野火

  5月19日彩排,5月20日首演。剧场挤满了观众,工作人员还添加了好几排座椅。演出时,我看见许多前来采集新闻的记者都忘记了手头的工作,与观众一道为我们喝彩。我想,第二天的新闻,一定不会有好剧照。

  两小时的戏有点长,况且前两天剧场的空调还有些问题,但真的没有中途退场的,观演双方的互动非常投缘,中间涌起的掌声经常被急转直下的剧情打断,直到最后谢幕时热情才得以畅快地释放。

  看来,《圣人孔子》剧组并没有辜负广州市民善意的期待。我为这个集体感到自豪。

  其后,媒体的反应强烈。

  《赢周刊》——《与孔子共赴“鸡尾酒”盛宴》,其中评论:

  “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在这个灯光明灭、黑白交错的世界里,千古的善恶在这里交织,阴谋与智慧在这里较量,黑暗与光明在这里替叠,媚俗与理想在这里冲撞,孔子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借代,在出其不意的勾兑下变成了无法言喻的鸡尾酒。

  “我们在鸡尾酒的盛宴里一次次地疑惑和感动,而且,如果再看20遍,我们也不可能找到终极的答案。”

  《南方日报》——《实验戏剧引来笑声满场》,记者说:

  “超乎观众期待的是,这部具有强烈思辨色彩和理性光芒的‘精英’戏剧作品,并没有干巴巴地‘传经布道’,而是充分调动‘多媒体’表现手法,让一部智慧的剧作充满了娱乐元素。

  “该剧的台词或俚俗或文雅,但都同样充满批判意识和思考空间。如‘女人们飞蛾扑火般地卖淫’、‘奶是检验娘的惟一标准’等台词,听起来荒诞不经、惹人发笑,但实则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剧作结尾部分直接引录在全国各地抄录下来的标语,如‘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等,一打出便引起全场不绝的笑声——这些被某些基层领导当作政策宣传标语的内容,换个环境看就显得极为荒诞。这些台词和潜台词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会意的笑声,更是深入的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子曰——广州》,作者舒可文认为:

  “与《切.格瓦拉》相比,《切》更多是从一个理想主义观念出发,拿着格瓦拉这把革命浪漫主义的尺子衡量我们的世俗生活,虽然很有理,但太占理了就失之‘得理不让人’。在《圣人孔子》里,虽说也充满了嬉笑怒骂,但动用的观念元素并不过分,反而是调动了大量生活素材和文化中流行过的时髦。”

  《华南新闻》——《〈圣人孔子〉在穗首演引起反响》,文章写道:

  “当全场观众起立齐唱《圣人孔子》的时候,当演出结束观众还坐在剧场与导演激烈争论的时候,记者发现,广州话剧舞台长期沉闷的气氛终于被打破了。”

  当然,还有《南方都市报》,它用了最大的篇幅来数落我们,其中有一篇文章取了这样一个标题——《阁楼上的疯男人》,文中如是描写:

  “漆黑中,一束光线射向舞台后方半空中的阁楼。阁楼上出现了一位像孔子一样的圣人的身影,他就是张广天。在那个连夜为自己搭造的‘文化小阁楼’上,张广天一会儿向观众轻轻地招手,一会儿拨几下吉他唱几句歌……朝观众席上喷出一些神秘的箴言和文化烟雾。

  “……

  “反复出现这些暗示性的舞台语言之后,演出继续进行。演到第三场的时候,张广天苍白微胖的脸,终于像月亮一样在那个‘文化小阁楼’上冉冉升起。布道开始了。张广天命令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跟他一起高唱他写的主题歌《圣人孔子》。我发现绝大多数观众都乖乖地听命于他。也有少数试图抵抗的,但最终还是站了起来。”

  其实,这篇文章我倒没什么意见,不过是骂我而已。夸是人的自由,骂也是人的自由。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期稿件中,另有一篇题为《不作秀就没机会说话》的采访,在我名义下的发言,有一大半不是我说的,是经过记者或编辑精心篡改的。至于他们如何骗得采访机会,其中有很卑鄙的细节。为了节省笔墨写别的内容,也为了不浪费读者的时间,我在这里就省略不披露了。

  我感到这些人非常寒碜,无理无据,无材料,无市场,最主要的是,他们曾经很放心的“青年”不陪他们玩了。这就落得只好造谣中伤、兜售八十年代的旧货、抱守残缺地苟延残喘的结局,真是可怜!

  一位从香港过来的美国青年看了演出后,说:“你们不应该太关心美国。”我说:“对,但问题是美国太关心我们了。”

  加拿大舞蹈《现金》剧组的几位艺术青年来看了三次,每次都买最贵的门票。我问他们:“看得懂吗?”他们回答:“台词不懂,但看见你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高兴!”其中领头的还身穿一件切.格瓦拉T恤。最后一次观看,他们带了录象机来,我们破例同意他们拍摄。那天,演完后,他们本想与我长谈,但留下的观众太多,交流了很长时间,他们翌日要赶飞机去北京,只好作罢。我相信,以后准还有机会再碰到他们的。

  六月初,利用演出的间歇,我们拍摄了《圣人孔子》的戏剧艺术影片。前前后后,一共用了15天,大家每天上午九点开工,夜里两点结束,中间崔冰还中暑晕倒。趁着火热的劲头,不知不觉,又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完成了。

  装着这部沉甸甸的影片,我终于可以回家了。6月19日,姜迪武、王瑶和王炜送我到广州东站,我乘坐广州至长春的列车,经靠北京而下。一上车,我倒头就睡,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醒来后,我看见车窗外野火四起,非常壮观。农民们已经割完了麦子,正在烧茬子。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我忽然想起,6月7日,是儿子两周岁的生日,现在都过去好几天了。上次去广州,还给他买回一只足球,这次竟空手而还,心里颇感内疚。儿子是伴随《切.格瓦拉》一起孕育的,《国际歌》和戏中主题曲可以算做他的音乐胎教。他刚出生时,朋友们都来庆贺,说给起名叫“张切”吧。我说,不,孩子要靠他自己成长,革命符号不能代表革命精神,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念紧箍咒。

  孩子叫“张元泓”,是他爷爷赐的名号。“元”,是张氏族谱定下的辈字,“泓”表示有很多的水,因他属龙,希望他得水畅游,这是给他的祝福。

  夜里,火车安静地停靠北京站。妻子来接我,帮我分担一些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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