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诗人生涯(下)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我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我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我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我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我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我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我。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我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踵而至。然而，那些天我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我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我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我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我。

　　两年多来，我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我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我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我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我去农场以前要穿扮得性感多了，可是，我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我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我跳一种很过分的舞，我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我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我的性知觉。

　　我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我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我们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象在预见之中。我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原来，这是“革命”了！

　　这场“革命”，据说只有大学生才可以参加，还要“非暴力不合作”，也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进入人民广场必须出示学生证，在这方面，学生与警察合作得很默契，一个阶段里相互维持了没有“歹徒”介入的“和平”局面，“民主、自由”的气象空前的好。

　　我经过一个地方，看见我们学院也设了一个“革命”摊位，而摊主却是曾经竭力主张送我去改造的某个共产党员。我当然是不可以入摊的。我觉得遭遇了一种很熟悉的情景，想到了假洋鬼子对阿Q的讲话。我是阿Q吗？自然不是；那么，那些人也绝对不是假洋鬼子了。

　　我自嘲着走过那个摊位，内心有一种庆幸。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后来越发展越朝着谁都不愿看到的方面走去，结果是谁也脱不了干系。我能逃脱吗？

　　毕竟，上海不比北京。上海的问题，有上海的处理办法。

　　不过，运动最后使我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我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我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我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我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我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我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我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我离开就完了。我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我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我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濡沫相生来形容。所以，我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89年冬，我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偃旗息鼓了。

　　借居墨西哥使馆

　　然后，我就来到北京。

　　89年底，我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力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我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我，意思是我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我的做法到底怎样呢？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我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你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我却在大庭广众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我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由于劳教农场众多干警的全力相助，使我们学院领导想开除我的阴谋难以得逞。他们保留了我的学籍，却并不催促我返校。我也无意回去，只是觉得辜负了那些渴望我获得学位的好心人的心愿。因为，假如我再次回到中医学院，那么，首先必须悔过，而我确实无过可悔。应该低头的是他们——一批官僚学贼，道貌岸然的伪教授！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民会让他们低下耻辱的头。

　　他们对我的迫害在出狱后的日子里一直延续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我。我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

　　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我背道而驰，我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我患了重症肝炎，黄疸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我，企图把我隔离起来。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说什么人道？！说什么救死？！资本的魔力，令人性的面目全非！

　　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我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我，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我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我一些。于是，我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我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直90年的春节，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我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也接触了几位滚爷、滚奶，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喀麦隆、波兰等地的艺人，感觉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我一点乐趣。过完年以后，整日无所事事，我和使馆里的小孩子、服务人员、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几乎所有有闲功夫的人都混过了，彼此挺熟，谁都管我叫“弹吉他的小伙子”。终于，我不能忍受下去，告诉她我要走了。

　　我走了，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段生活我就不说了，至少现在不能说，它是我的魂灵，伴随我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现在，我的一半已经死去，而且万劫不复！

　　借钱度日

　　我得到《中国文化报》的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我和他聊得来，彼此之间有走动。他当时还没被赶走，借给我一些钱，暂度饥荒。那年我24，侯德健说我还很年轻，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音乐界”的生者之间，仅此一个。

　　我到处找活干，替人装订书籍，包装，捆扎，直至运送；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我积了底子，我干起搬运还象模象样；间或在《人民日报》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当枪手，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当游方郎中。

　　结识了人大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和王以培、唐小生过往甚密。以培写诗，写得叫苦连迭；小生弹琴，弹得晕头转向。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给我留一点肉食，或腾出一席暖床。那段时间，我们常在一起探索交流，彼此学到不少东西，共同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段险径。我写《毛泽东》，没有人听，以为我疯了，他们给了我支持。整夜整夜的长谈，整日整日的书写，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我们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梳理着自己的思想。在北方的杨树底下，在夏日明丽的色彩里，在秋虫鸣叫的杂草丛中，我们褪掉了蝉衣，勇敢地成长起来。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为精英的躯体默哀，想到茫茫的中国黑夜，想到我们还年轻，要有所作为。

　　干脆，我们上路吧！我们要在生活的实践中，行走于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洞穿活的历史和现实，应证并提升我们的思考和追求。

　　“一路走，一路想，一路看，一路唱。唱那一路的花儿一路开放，唱那一路的人儿一路解放。”

　　到处卖唱

　　我和以培上了火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再往下，我们就没钱了。在昆明的街上，我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我的身份证，借来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涯子上开始卖唱。这个起点对我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不是站在聚光灯底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

　　我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

　　没有钱，我们就卖唱；没有朋友，我们就以歌会友；没有家，我们就敲开一扇平常人的家门，讨一碗水喝，讨一宿夜睡。

　　通常都是，我唱着唱着，就有邻近商店的服务员为我端来了茶水，就有途经此地的青年承担起维护秩序的工作。

　　我们一天天唱，一分分积攒路费，然后去到别的城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遇到过警察的干涉，遇到过白眼嘲笑，遇到过盗贼无赖，遇到过弃儿，遇到过流浪汉。但是，我们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响应。

　　在安顺，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我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我们的调子尾随在后，我仿佛听见他在喊：“游击队叔叔，快带我一起走吧，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战斗！”

　　在遵义，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妖艳的姑娘招呼我们进去，但是，我们的歌唱感动了其中的一位，她跟我们描述了与我们一般的梦想。

　　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油灯底下，以培帮助农民的孩子读书习字；在西双版纳的稻田里，他收割谷子，劳筋骨以换体肤。

　　……

　　在广大祖国的土地上，有留我们住宿的税务官、虔诚的基督徒，有挎着我们胳膊在贵阳的夜空下和我们齐声高唱“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时期的抗议歌曲的老教师，有传抄歌词、和我们一起盘腿坐在长途汽车站门口的探讨未来出路的青年男女，有江岸铁路罢工的工人住过的工棚，有屈原殉国的汨罗江，有鲜血写就的红军宣言书，有湘西吊角楼旁妈妈为女儿在阳光下梳理秀发的静谧景象……我们一路走，一路想，沉思爱，沉思生活。我真想与我相爱的人一同在祖国的晴空里化作一缕轻烟，进入每一户寻常人家。

　　偶尔，我们也去看名山大川，投入大地的怀抱。

　　我们坐车坐了很久，最后到了黄果树。可是，不见瀑布，却听见隆隆巨响。俯首低头，才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们的脚下，泻落在百丈深渊的崖谷里。走到近处，看到瀑布两边的草坡上尽是塑料袋、包装盒和各种垃圾，然而瀑布飞流直下的落势激扬着彩虹纷飞，喷射出人们内心的合唱。个人的声音在这里沉寂了，私欲泯灭在万物归一的大势中。这时，你实际上什么也听不见了，只能凝视前方，看水色白炽，看水流如注，渐渐读懂“川”字的写法、意义和气魄。这就是中国，你的土地，不管病痛、缺陷、罪错、阴暗，可是伟大。既生毒蕈，亦长药草；既藏饥馑，亦出五谷。

　　然而，并不是走在路上的歌者都会看到这些。有的人总是在躲躲藏藏中苟延残喘：或是被人驱逐，或是遭人厌恶。不过，你可以从他的歌声中听出一切。这样的人，歌中往往充斥着乞怜、模仿、造作和矫情，却从来没有创造的品质。因为他们即使卖唱，也拒斥人民，而只想在“流浪”、“漂泊”的外衣下达成“自我”的“完善”，追求“艺术”的“超然”，更低级的就干脆贩运纽约的西洋街景。实际只不过是游手好闲，捞取资本。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卖唱者、流浪艺人掉以轻心！

　　然而，也并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在伟大祖国的村落、城镇，正有无数有为的青年身体力行，摩顶放踵。我碰到过一个武汉的歌手罗鸿飞。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为那里的村民们唱歌。白天村里的人都去下地，只有老幼围坐在他的身旁。他唱啊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直唱到天黑。等他放下手中的琴，举目四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前后后，漫山遍野，都是擎着松明前来听他唱歌的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从邻村邻乡赶来的。

　　这点点火把难道不是对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吗？谁说老百姓只听殖民地的淫诗艳曲呢？只在你们没有拿出优秀的作品来，还要脱离实际地低估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

　　91年夏天，我和以培在遵义分手。他去西边，我回上海。我用卖唱的钱买了一张票，登上了火车。因为中途上去，没有座位，自己又抵不住阵阵袭来的疲顿，就钻到别人座位底下瞌睡。来了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她和我攀谈起来，发现我很虚弱，就带我去卧铺车厢。在那里，她的一个同学有个铺位。她们把铺位让给我，我就上去睡觉。可是，这一觉，我竟睡了两天。等我张开眼的时候，火车已经驶过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的千山万水，快要到达嘉兴，而从嘉兴到上海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了。我在铺位上虚阖着双眼，看见那两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中的加座凳上闲聊着学校里的事情，我的眼泪止不住就淌了下来。我真不愿意醒来，真不愿意伸出空空的双手，用苍白的言辞和无所作为去面对这两位天真善良的女孩子。

　　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多；这样的人们，也有好多。正是这些，让我从此下定决心去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一位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我除了为他们写作，与他们共生共存，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以别的什么来回报吗？

　　同志们，前进！

　　91年秋，我又重新回到北京，住在城北大都河畔。这一次，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字撰稿。我参加拍摄广告，录制音乐，与客户谈判，还举办广告培训班……这个过程中，又结识了不少朋友。

　　现在想来，在马路涯子上唱歌的经历，是值得记忆和回望的，但却并不值得留恋和执迷。禅宗说话，不立文字，也不离文字。行走于大地四方的游吟算是一种行动，而坐在窗明几净的屋子、忙碌于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也不失为更高的人生实践。

　　我们外出，并不为寻找生活。生活何处不在？如果一个人在生儿育女、扶老携幼的平常日子里看不见生活，那么他的灵魂就会流落街头，连流浪都做不到。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更严峻的考验是平凡，平凡到默默无闻的地步。

　　在90年代的北京，我遇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出自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却不愿与苦难的血脉相连。他们宣称自己是“天才”，“正冒险来到人间”，而当人们无视他们的“天才”资质之时，又形影相吊地嗫嚅：“让贫困和媚俗把我们埋葬吧。”他们再不愿意看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企图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摆脱父兄的命运。为此，他们诅咒工农，诅咒父母乡亲，也诅咒祖国红太阳，认为正是那些“逆来顺受”的正派人教导才使他们愚昧、闭塞。他们往往热衷于攀龙附凤，热衷于拜倒在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悬赏之下。一开始，他们的诗歌还带着些微泥土的气息、生活的气息，而一旦极为廉价的利诱出现，他们便轻易地被收买，心甘情愿地做官僚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人自私自利，一心只梦想自己飞黄腾达，不顾廉耻，不顾血亲至爱，不顾他人死活。

　　有一个流浪诗人游居到清华校园，清华的一位天真女生向他表露了真心。可是，就在他们厮守相亲的热恋阶段，诗人为了自己得以混入京城诗歌圈，却拱手把这位女生作为“见面礼”奉献给“地下文学”的黑老大。

　　所以，纯洁诚挚的大学生们，你们要警惕啊！这些人面的蛇蝎还出原形来，是要吃人的。请千万不要在音乐或者艺术的殿堂周围徘徊，因为那些个地方早已没有什么值得匍匐朝拜的圣贤，有的尽是恶鬼、阎罗和夜叉，臭气熏天的屎尿四下漫溢，小心脏了你的手，小心污了你的脚！

　　一切西学东学的教授，请警惕他们！

　　一切前卫先锋、结构解构，请警惕他们！

　　一切自由民主、性情意趣，请警惕他们！

　　一切流浪出走、密教显学，请警惕他们！

　　……

　　招牌具有欺骗性，字句暗藏着祸患的杀机，动听的旋律也许口蜜腹剑，迷幻的音色令人丧失清醒。在这个思想真空、心灵迷失的年代，千万千万不要饮鸩止渴！

　　热爱生活吧，在平凡中可以寻见真谛！

　　热爱母亲吧，只有她无条件地喂你乳血！

　　热爱工作吧，工作中你创造了财富得以豪迈自信！

　　热爱智慧吧，明澈的心好似镜子洞察美丑真伪、善恶是非！

　　……

　　92年下半年，我遇见了黄金刚，他刚从西藏回来。为了谋生，我们借了别人的执照，经营了一段时间广告公司。生意没怎么做起来，两人天天争辩得面红脖子粗。一天，公司一位职员的孩子在一边嚷嚷：“妈妈，妈妈，今天他们为什么不吵了？我可想听张叔叔和黄叔叔讲辨证唯物主义了。”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说得已经太多。于是，我们决定做些什么，这就有了《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和《吟唱生涯》。

　　接下来的事情，黄金刚在《邈邈工业化，不尽诗与歌……》中间都说了，我在此就不再赘言。

　　后来，又有了丁东杰，又有了洪启、何力。

　　小丁非常朴实，对待创作一丝不苟。他没有多少言语，却一心要求自己上进。在憎恶矫饰的花边音乐的同时，从来不忘对自身的批评；为了走一条新路，居然沉默三年，既不写作，也不弹唱，而是磨肝砺胆，一日三省。现在，他唱给我们听《母亲》。

　　洪启是一个由人抱养长大的孤儿，在失学后的个人经历中，吃尽了苦头。为了成长，为了挺立，他在社会的大课堂里自修人生。我在一家私人唱片作坊里认识他，念他的歌词，觉得很欣慰。他一直把自己的名字读作“红旗”，而且决心为了这个光荣的称号身体力行。

　　何力曾经写诗，被现代派迷魂了一阵以后，决定从头做起。他的词句越来越接近优秀的木卡姆传统，音乐中的哀伤来自对大地苦难的理解。他在作品里表现出一种承受，在此之下实际蕴涵着不屈。他性格有点偏执，却没有伤害人的倾向，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到了看起来自虐的程度。一位从他老家回来的朋友说：“何力神情肃穆，象个传教士。”

　　我现在能和大家在一起，感到很踏实。尽管我们的音乐还很不成熟，却一定是新生事物。我们前不追死人，近不随洋人，想实实在在做一次活人。哪怕活得很难，哪怕浑身病痛，毕竟我们活生生地走在没有脚印的地上。

　　明天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也许我们中间会有人跌倒，也许我们中间又有人走失，但最最可能的是，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走进这个行列，延伸这个行列，并壮大这个行列。

　　我今天写这些，不仅为了告诉大家一些事实，也希望读者和听众检验我们。从今往后，我们要经受的检验不是一次，而是一生。如果我们有人做错，请批评我们，教育我们，并搀扶起我们；如果我们有人叛离，请谴责我们，抨击我们，并揭露我们；如果我们全部倒下，请站出来勇士重整旗鼓，请拾起来利器擦亮锋刃，请抬起来头颅引吭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