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引起岛内轰动，编导赖声川于1988年获“国家文艺奖”；1991年，该剧在美国、香港巡回演出；次年由赖声川亲自执导改编为电影，影片获1992年第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银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剧片和最佳录音入围，及台湾影评人协会评选的1992年度十大华语片第3名。
《暗恋桃花源》及其表演工作坊作品。
该剧故事很简单：“暗恋”剧组和“桃花源”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在此彩排的合约，遂发生了对舞台的争夺。
“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亦因战乱离散；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一见，时已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濒临病终。
“桃花源”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夫老陶，其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缘溪行，发现桃花源；入桃花源后，遇见的人还是春花和袁老板，但又似是而非，三人度过愉悦的时光；老陶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但家境破败。
《暗恋桃花源》就成了古今悲喜交错差互的舞台奇观。
赖声川说：“《暗恋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让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调了。”
《暗恋桃花源》被拍成电影以后，影片事实上就成了三种语言的奇妙织体：台词(文字)语言，舞台(剧场)语言和电影(镜头)语言。三种语言的织体丰富了影片的语言层次感，这一点本身就颇有意味。电影不是什么综合艺术，不过，如果我们要对电影《暗恋桃花源》进行台词语言、舞台语言的分析的话，毫无疑问是在承认二者同属电影语言“讲述”范围内的前提下的。我们可以说，从电影语言到舞台语言到台词语言，对于《暗恋桃花源》而言，是向下兼容的。
一、台词语言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的含义更多地偏向于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的台词常常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的。往往是通过语言造就不朽的人物。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但我们追求的语言艺术已不同昔日。
1、词语意指之确定性的丧失。
词语在话语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上下文关系来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字典的定义或字面的意思。今天尤为突出的是，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确定性对应关系发生了松动甚至丧失。于是，以往被某种定义保护起来的概念遭到了迎面质疑。
“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说完去拿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开酒不成，“不喝可以了吧！”把酒与刀拍在桌上。“我吃饼！”拿饼坐下，“武陵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嘿，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什么地方！”吃饼，可这饼像橡皮一样根本吃不动。起身，用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砍不动。“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这根本就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 在此，渔夫老陶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没酒没饼的问题，而是有酒喝不到、有饼吃不动的问题。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事物，家，酒，刀，饼，地方，按老陶的说法，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甚至包括老婆在内。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那个东西，可对老陶来说，确实已经不再具备那个东西的属性，从而老陶开始怀疑人们对它们的命名。
如果说上面所说还只是对具体的东西--“物”--而言，那么下述例子则直接就是对美学概念和范畴的质疑：
“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不禁大为不解。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导演的语气表明，他对这些概念根本抱有一种拒斥同时甚至有些恐惧的味道。“留白”、“意境”本来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可导演只通过对两个概念进行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一种态度。最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难道是为了“留白”和“意境”吗？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老陶离家出走之行为缘由的询问。导演在戏中安排了老陶因老婆春花与袁老板有奸情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因此到上游去了；但导演在这里关于布景的一句呐喊似乎是说：我也不知道老陶出走的真正原因。这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情节”即“因果关系链”进行了一次破除。
2、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人被语言所困，人通过语言得到解放。
自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以来，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的焦点课题。“桃花源”一剧中人物的说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些思考。老陶来到桃花源，发现春花也在这儿。后经解释，原来不是春花，是桃花源中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