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刽子手》剧作者黄维若先生将剧情发生的时间锁定为：公元1905年。
这一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酷刑也随后废除。
“两个废除”事件就是全剧的背景。它的发生导致了人物命运人物关系的重大变化
，但是不必过多地去渲染它，本剧不是历史剧。
徐秀才是庸庸碌碌万千秀才中的俗子，被存在的阶层所困扰，科举废制使他一下子潦倒无以寄居。他唯一没有的就是生存能力。满以为凭借“之乎者也”可以赖以生存，偏偏碰上个提刀卖肉、剜肠剖心的刽子手。他开始痛苦不堪，因为他无法选择。旧的无法放弃，新的无从适应。没有精神准备更没有精神承受。
在梦中徐秀才大概还没来得及尽抒“日有所思”，醒着的日子里科举的阶梯拆掉了。然，在做梦的佳境中把状元退掉了——徐秀才的灵魂安顿在哪里呢？他只好永远徘徊在“考试”的途中了。“目的是不存在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不仅是一介寒士的无奈，好像也是许多宏大的人类实践的悲剧命运。科举制的古棺已从历史中被抬出去了，科举制无形的灵位还被供奉着。徐秀才是第一代守灵人。
而作为专制王权镇压机器的终端——刽子手，他的手艺规格、操作程序、技术传承及其职业威势，都让刽子手马快刀自我感觉良好。与秀才不同，刽子手没有文化的负重，没有心灵的失衡，有的只是对职业的痴迷。当酷刑废止，生存与“尊严”受到威胁时，他展现出了性格的极致性特征：辞工。动机缘为从此“杀人”没了快感！这一极端的性格表达将小人物的社会性格上升到生物病症的状态，从而可以补充和纳入到“国民劣根性”的总体价值判断之中。
当人的兴趣集中于一点时，会以个体主观兴趣所规定的尺度去衡量此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行为。这种判断强大到不顾正常的生活尺度。马快刀如此，徐秀才亦如此。这个戏写了两个痴人，极其投入自己的事业，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事物。这些一旦成为生活的基本逻辑，内在喜剧的核就存在了。高级喜剧的着眼点在于发自天性、内在的幽默。他们生命的兴趣已经投入到唯美化了的逻辑中去了。
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可笑，他们真诚地相信生活就是这样。他们的喜剧性来自于他们冷峻和认真。
秀才与刽子手，他们的命运与生活是彻底悲剧性的，但本剧却以喜剧的形态将其表现出来。
两个小人物，以“两个废除”为背景，提供了极致性的命运特征，展示出话剧中纯正的中国式黑色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