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梅兰芳与其他角儿的区别，就是他作为文化现象，在后期发展中，为人处世超越了审美。梨园行流行“踩乎”，但很少有人听说梅兰芳与纷争有关，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几乎没有人说梅兰芳不好，在他死去这么多年，还是极力维护他的形象。

　　梅兰芳把儒家的中庸之道运用在京剧里，他深谙过犹不及的道理，做人做事永远留着体面。赵珩形容他是“没有一点乖戾气”。

　　成名之后，梅兰芳只要在家，日程几乎是不变的。“每天梅先生起得晚，大概10点起来，如果要去京剧院开会，就早一些，8点钟，起床后，看看报纸，几个秘书就来汇报工作，因为梅先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然后从上午到下午，陆续就要接待来访、求题字、办事的人，下午会看看剧本。”儿媳屠珍向我回忆。早年天天演戏的时候，通常23点后散戏，消夜是梅兰芳一天中最重要的正餐，他要和智囊团、朋友商量第二天的戏码，2点左右，来叨扰的朋友们才散去。他的回忆录多是在半夜1点后向许姬传口述，在他家中借住的义女卢燕只有在深夜24点之后才能看到梅兰芳。

　　解放前，梅家聚集着各色人等。轰动一时的李志刚(一说王维琛)枪击案就能说明问题，案犯假借打秋风的名义，在梅家门房要了一点剩饭吃，梅兰芳的帮闲朋友“夜壶张三”被罪犯绑架枪杀。梅家常年有三个厨子、四个秘书，吃饭是流水席，同时开两桌，休息十几分钟后再开席。吃过梅兰芳饭的人他自己都不认识，这些人以进梅府为荣，出去也会为他扬美名。

　　繁重的社会角色使他与家人相处时间很短，无暇收徒，他的儿子梅葆玖主要是由梅剧团的另一位演员和琴师负责说戏，他大概是北京京剧界交游最广阔的人。他被动地待在家，自然会有人上门结交。

　　梅兰芳的班底是二流配角，他用了旧人后就不再辞退，一直到养老送终。一度须生泰斗余叔岩在他那里搭班，一个班里某种类型的名角只能有一个，梅兰芳的老生搭档是王凤卿，在王包银是3200元时，梅兰芳才1800元，但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成为剧团的大轴。为了让孤傲的余叔岩心里舒坦，梅兰芳为余叔岩搭过一次小配角。解放后他又遇到这种情况，名小生俞振飞比他的发小姜妙香名气大，但姜妙香是多年兄弟，梅兰芳安排剧目时一场俞振飞是男一号，另一场姜妙香必是男一号。定制戏装时，他也一模一样要定制两件，为人极其周全。

　　黄宗江说，梅兰芳是个最会夸人的人，上馆子吃饭，他要请上大师傅说：“老师傅做得太好，再包两包带回家。”黄宗江第一次见到梅兰芳用京白开玩笑：“我今个儿闯宴。”梅兰芳立刻回以京白：“您话儿说的，要请还请不来呢！”

　　他的性格影响到表演，梅兰芳说：“我的性格，不适宜表演玩笑、泼辣一派的戏。”因为他生活中总是端庄，不愠不火。他身边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除了吴祖光，那也是因为排《断桥》时梅葆玖迟到，梅兰芳发了火。梅剧团的演员孟俊泉举了一个例子：“梅先生有四句定场诗总记不住，他就让检场师傅用墨笔写在道具书上。那天师傅忘记了，幸好梅先生一下子想起了台词。师傅吓得戏没完就跑了，梅先生下戏什么也没说走了。”这种事情还挺多，有时是场工拿的鞋子不是一双，《断桥》的白娘子头上顶的白绒球，工作人员拿错了红绒球，梅兰芳还说红球也不错，以后就用红球吧！

　　孟俊泉提前两小时进入化妆间，以为自己够敬业了，一看已经60多岁的梅兰芳化好妆，勒好头，默默地等待开场，那一刻给他相当的震撼。孟俊泉是孟小冬的侄子，没说一句梅兰芳的不是。

　　梅兰芳的性格谨慎小心，姜凤山说：“梅先生从不发火，因为没人招他生气，他没有不如意的事，人人都尊重他，叫他梅大爷。”他所见的只是功成名就的梅兰芳，梅兰芳不受委屈也是因为他不给别人委屈。他家里的架子上摆着一只绍兴酒坛子，梅兰芳吊嗓子时对着坛子口，怕影响其他人休息，可实际上那院里的人全是仰仗他生活。屠珍回忆起她公公的一件琐事：他出访带回来一只地球仪，有打开的窗口，探出一只和平鸽，家里所有的孩子抢着要，梅兰芳略作沉思，决定给梅葆?的儿子，因为他是唯一的外孙。

　　梅兰芳的态度影响到周遭的人，李玉芙说，梅剧团的人关系很平等，老师也从不藏玩意儿(技巧)。过去跟师傅学戏是很难的，后台常听到：“让他糊涂一辈子！凭什么教给他，咱们花钱学来的！”他的管事姚玉芙原本是很不错的男旦，为了梅兰芳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有一次为他挨了小流氓的镪水。梅兰芳抗战时期在上海没有收入，梅葆玖的义父孙耀东为了给梅家钱又不让梅兰芳失面子煞费苦心，捏造出买家收梅兰芳的画，实则由孙耀东付款。

　　角

　　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并称堂会三大件，如果三者其一不到，有权势的主人面子就要大伤。这种处境使得三个人都必须周旋(听歌)在权力的漩涡，梅兰芳很少硬扛，他总是婉拒。他在政治上不能算不敏感，但尽力不参与政治，也不担任梨园工会的职务。但是他很积极地为“窝窝头会”(给穷苦艺人帮助的协会)捐钱，即使在没有收入的抗战八年中，也不曾停止，姜凤山就是他出钱从买主手里赎回来的。年轻时的梅兰芳并不很怕事，过去剧团的主动权在班主手里，主角拿戏份儿，他从日本开阔眼界后，回国建立明星负责制，姚玉芙遭遇镪水就是由于改革伤害了班主的利益。

　　到上海演出是梅兰芳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大跳，北京的班底到上海必须拜码头，送红票(免费戏票)。通常必备的礼物是“老四样”：30银元一斤的西口蘑菇，通州蜜枣，上等茉莉花茶，青酱肉。梅兰芳自己不用四处拜客，自然有人替他跑腿。有时他自己也会做礼节上的事，在香港期间和久田幸助利用日本人的身份帮助过他。1942年，和久田去上海，梅兰芳听说后立即赶来瞧他，请他吃饭。和久田离开前，他又上门道别，送上自己手书的扇面。

　　赴美演出也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保尔·芮恩施的提议，一起撺掇的有晚清老交通系的叶恭绰、北大校长司徒雷登，梅兰芳访美的大题目就是“加深中美人民的友谊”。当经费吃紧时，梅兰芳把赴美看作整个中国艺术界的脸面问题，而不仅仅关系他个人事业。屠珍说：“其实梅先生美国之行，表面风光，内里有些亏损，欠了中国银行许多钱。因为在外开销太大，要撑一个中国艺术大师的门面。旅费，五星宾馆住宿。比如在纽约住Plaza Hotel，靠近中央公园，梅先生的套间一天是30多美元。从洛杉矶到檀香山的轮船，梅兰芳先生的特等舱是美元500多块，其他人也坐头等与二等舱，也要美元290与190多美元。结果回国后，福夫人把节余的大部安家费和自己的体己首饰都拿出来，赠还梅先生，让他还债。”

　　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说：“日本人迫近北平，梅兰芳胆小，他在想唱不唱，去问杨小楼。杨说不唱，等死就完了。梅兰芳说，不唱大约是不行的。”于是梅兰芳避难离开北平。在香港期间，有人诱惑他说，不唱营业戏不算卖国，也有恶势力把定金放下就走。和久田幸助替军方与梅兰芳交涉，梅兰芳说：“我来到香港，是因为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先生的中国和汪先生的中国。我和蒋先生、汪先生都是好朋友，我以一个朋友来说，对两人任何一方却不应接近……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

　　同时，梅兰芳和中共也有联系，1946年，周恩来曾会见梅兰芳，要求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明确表示：“我哪儿也不会去的。”

　　1949年11月，梅兰芳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观念受到了触动。他在天津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谈到京剧改革“移步不换形”，无论怎么改京剧的根本不能变。这种言论使一些左派文化人非常生气，准备集中写文章批判他。消息先一步传到天津，梅兰芳几天没睡好觉，他想：这是我心里话，何况那些人都认识我多年。他胡子拉碴，人也瘦了。陆定一把此事汇报给上级。毛泽东批复说，梅兰芳的影响比我都大，要温和处理。周恩来找天津市委的黄敬，提议召开欢迎梅兰芳的座谈会，让他在会上做一下自我批评。梅兰芳如释重负，徐城北评论说：“从此后他几乎换了一个人。”他很积极地参与各种慰问演出，去朝鲜前线唱《贵妃醉酒》，听战士们讲罗盛教的故事掉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成为第一个积极入党的戏曲演员，由周恩来、贺龙担任入党介绍人。徐城北说：“这对身为伶界大王的梅兰芳很有压力。”后来周恩来询问梅兰芳：“要不要我和陈老总当介绍人？”梅兰芳说：“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还有许多方面不够条件，还需要努力。我不敢再给总理增添负担，我就请我单位的两个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吧，请他们平时对我多加帮助和监督。”

　　解放后剧团的形式有两种：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这样的国家院团，其中有李万春、谭富英等名家，上座率比较高，但新演员上台机会少；另一种以名角命名，四大名旦都有各自的剧团，弊端是当主角不上场时上座率很低，像荀慧生剧团，即使荀慧生出场，也只有五六成的座。孟俊泉记得那时的票价定在4角～8角钱，如果梅先生演最高票价是2.4元，他演一场顶学员们演10场，常常是剧团维持不下去了，梅兰芳来演几场。有一次连演员们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了，还要由梅兰芳自掏腰包。

　　梅剧团作为彻底改造戏曲角儿制的试点，被收归国有，把中国京剧三团的人补充进去。孟俊泉刚到梅剧团两个月，有一天梅兰芳请他们吃饭，“梅先生很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件喜事：我们国营了！”剧团名称不变，体制发生了变化，由国家拨款。在梅兰芳、程砚秋去世后，尚小云于1959年去了西安，荀慧生年纪已老。1963年，北京市文化部门决定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四大名旦的名字于是才从剧团门口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