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话剧《活着》发布会现场，从左到右：孟京辉、余华、黄渤。

　　撰文、编辑/ 杜晋华

　　余华很久不出现在大众面前了，这一次是为孟京辉(微博)导演的话剧《活着》站台。在今天之前到2006年推出最后一部小说《兄弟》的6年里，他更像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地演讲，在微博上评点时事，并在海外出版《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儿子下半年去美国读大学后，他不再需要北京、杭州两地游走，理想的计划是常住自己在杭州西溪湿地的工作室安心写作，继续那个写了数年未完的长篇，故事是关于两个男人的流浪。余华现在的生活已经在趋向做减法，写作之外，他喜欢游泳，一个泰国朋友送他一个在水下可以戴的音乐播放器，余华逢人便推荐。但他很清楚，一切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尽管他已经最大限度地隔离社交事务，不再参加文人骚客的聚会，也绝不参加就职文联的大小会议，但现在的写作真的并不顺利。

　　我和话剧《活着》没有一点关系

　　话剧《活着》远在9月份才上演，导演孟京辉还在4个完全不同、天马行空的舞台设想里畅想与纠结，小说作者余华就表示，自己对话剧的责任到今日已经结束，“我不参与创作，剩下的都是导演、编剧、演员的事情，就是把《活着》排成《许三观卖血记》也和我无关。”

　　余华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和2007年他的《兄弟》被搬上话剧舞台时如出一辙。巧的是，4年前孟京辉与余华的首次合作交谈，正是话剧《兄弟》如火如荼地各地巡演之时。不同的是，这一次彻底放手源于对孟京辉的信任，上一次则是对话剧《兄弟》剧组的不爽。今年，“与《兄弟》剧组的3年合约早已结束，我也是第一次公开表示这个态度。”也正是因为对话剧《兄弟》的不满，这一次他才需要趁早说清楚，“我和这个话剧的关系，仅限于是原著作者的身份，再无任何深入”。

　　记者(以下简称记)：《兄弟》是你的第一部被搬上话剧舞台的小说，你怎么会这么强烈地不合作？

　　余华(以下简称余)：当初他们拍话剧时，这部小说的下部才出版一年，各方争议很大，批评的声音很多，导演和编剧可能受这个影响，一边改编，一边又批评这部小说，所以当时我很难理解。 我给制片人打电话说，合作有一个前提，就是互相尊重。谁都可以批评《兄弟》，我接受批评，但你们可以选择放弃改编它， 既然你们不喜欢这部作品，可以选择其他作品，还可以原创。我告诉他们，你们开发布会我也不去，演出我也不看，但我保证不在媒体上说你们的坏话。3年合约结束，他们还想续约，绝不可能了。我今天是第一次对媒体说这样的话，当年我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记：但你对孟京辉这一次的改编是支持加放权。

　　余：我需要提前声明，我和话剧《活着》的关系止于今天的发布会，以一个原著作者的身份出席。发布会结束，我和孟京辉的合作也就结束了。放权是因为孟京辉已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了，他不需要贬低某一部作品来抬高他自己，起码还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倾向，但当时《兄弟》的导演不是这样。

　　记：《活着》已经是你的改变风格之作，用的是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不再先锋前卫，但这次却又选择了戴着先锋帽子的孟京辉来导演。

　　余：我看过一些他之前导演的话剧，还是蛮欣赏的。

　　记：孟导现在有3个创意，第一个是舞台上有两个福贵；第二个是现实为主，叙述来推动；第三是从头到尾念小说，再加上摇滚乐等元素，你更倾向于哪个？

　　余：这3个设想没什么稀奇的，他之前还跟我探讨过一个版本，现场就一个大沙坑，福贵在舞台中央叙述，沙子越堆越多，最后快要把福贵活埋，只剩一张嘴。我当时一听，担心的是演员的安全问题。所以听过这么挑战的想法之后，孟京辉的任何想法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了。

　　记：《活着》可谓是对你意义最大的一部作品，这是你把《活着》交出去的原因之一吗？

　　余：孟京辉最初找我的时候是想做《许三观卖血记》，但我考虑到卖血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这么多年来各方对《活着》的接受尺度已经放宽很多，所以改编《活着》，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更小，就建议他把《活着》做成功了再做《许》。

　　记：对当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你也一样是放权且满意？

　　余：因为我比张艺谋“便宜”，就屡次被作为电影《活着》的代表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第一次看电影感觉不是自己的小说，到最后看多、看腻了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改编没什么对错，人们常因为对一个东西太熟悉而把陌生的定义为错的，所以孟京辉愿意怎么改编就怎么改编，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哪怕把《活着》改编成《许三观卖血记》，也没什么不可以！

　　记：对黄渤(微博)和袁泉这两位主演，你有参与选角吗？

　　余：我哪管那么多？第一，我没有这个权力；第二，我也不想要这个权力；第三，孟京辉也不会给我这个权力。

　　“生存还是生育的问题更可怕。”

　　1993年，余华在《活着》初版的序言中写道：“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10年之后的2002年，在日文版的《活着》序言里，他不再和命运较劲，而是和时间妥协了，“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

　　这部把读者看得抑郁的《活着》，原因在于彼时余华对“活着”的理解是“忍受”，如今再问他对“活着”的理解，答案很简单，“在这之前我没有认真想过‘活着’这个问题。现在想来，只要能睡个好觉，就觉得活得挺好。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不去想这个问题。”若是要他再写《活着》，“不会这么逆来顺受”。

　　记：《活着》一开始第三人称的写法让你痛苦不已，直到换成第一人称才痛快起来，但20年前，我们的日常叙述里是没有主语“我”的，都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大不同，再写《活着》，还会是每个人都面目模糊的忍受状吗？

　　余：不会。后期的小说《兄弟》里，相对而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舞台了，但《兄弟》出版的2005年左右，爆发出来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写到最后也就是80年代初而已，那个时候中国人也还是没有个人舞台的。若是再写一部类《活着》，绝对不会是忍受的方式，要比《兄弟》还彻底。

　　记：但《活着》之于你所有作品的意义最大，其他图书也是因为《活着》的影响而拉动销售的。

　　余：可以这么说。另外一点，就是运气。不得不承认：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某一个国家的畅销与影响力，都是运气。所以我觉得自己在中国不能说是运气最好的，但也是运气最好的作家之一。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说过，回忆我20多年的人生经历，真的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说了很多错话，做了很多错事。随着人年纪慢慢长大以后，感觉到有些后悔，有些东西回忆起来很后悔。不过关键时刻我都没有犯错误。

　　记：你所说的错事一堆主要是指什么？媒体上能看到的，还是你个人生活中的？

　　余：都有。比如我曾经得罪了许多人。北京文学家的聚会，10年前就看不到我了。

　　记：但是你最近出来给马原的新作《牛鬼蛇神》站台，先锋五虎将再聚首。

　　余：这个不仅对马原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人都很重要。我们总说马原浪子回头了，意义重大。

　　记：20年过去了，你对“活着”的理解有了变化，社会对“活着”的定义也不一样了。最近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对“活着”的认识又有颠覆，尊严和信仰比生命重要，这样的价值观已经非常稀有了。

　　余：一直想去看这个电影，一直错过。昨天看手机新闻，我就在感慨，对今天城市里的80后来说，“活着”的解释就是“生存还是生育的问题”，当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但现在80后面临的这个问题显然更可怕。

　　记：1993年《活着》初版时，你说，自己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品拥有者的话，内心的痛苦就会轻微很多，与此同时，力量也会削弱。那时候你没想到，今天的自己已经达到当初的期待，如你预期的一样吗？力量削弱了？痛苦轻微了？

　　余：一点都没轻微。其一，《活着》那个时候所写的人的生活并不是我的生活，因为他比我大得多，许三观也比我大得多，反而到了《兄弟》，主人公李光头才算是我的同龄人了；其二，我现在才知道，作家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他的经历，而是他的感受，把别人的痛苦转化为自己的痛苦，这是作家的职业习惯，会为一件不相干的事，一个不相干的人焦虑、难受，这种情感模式不会变，多长时间都不会变。

　　记：或者说那时候的痛苦来自内心，个人写书就可以释放出来，现在的痛苦不是你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甚至写出来的。

　　余：现在也可以释放一部分，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写《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为什么我愿意给《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等等写文章，是因为我就知道自己的想法，现在不写的话，以后就更不会写了。

　　“摄像头从人变成了机器人，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

　　其实余华在2006年《兄弟》(下)出版之后，就已经动笔写现在这部未完的长篇了，一个关于两个男人流浪的故事，但对“活着”的理解早已变化的余华，自己的生活与写作状态也不复20年前，“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生活，新的创作并不顺利”。《兄弟》出版后的两年内，欧美主要国家的图书宣传高峰期集中到来，每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余华都得在七八个国家游走配合宣传，新长篇现有的90多万字基本是2007年前写就，后来几无进展。被割裂的生活是写长篇小说写作的大忌，刚刚恢复的情绪又被新的杂事打断，明显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的余华很懊恼，刻意回归平静基本是徒劳无功，本来计划的是儿子去美国上大学后“闭关”，然而，谁都有年迈需要照顾的父母。都说成大事者都是个人生活的牺牲者。亲情，余华牺牲不了。

　　还不能割舍的是对社会的关注。开通微博以来，他发布的内容大都是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关，或者是自己关注到的一些社会信息。这两年他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美国的火爆程度远超过他的小说的影响力，8月即将推出平装本了，早于计划中的12月。

　　由于极少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太多人以为他早已经旅居国外，其实除了频繁地配合海外的图书宣传，这么多年来，他唯一的一次出国还是今年4月带高考结束的儿子和妻子的夏威夷之旅。

　　记：2006年时，你的设想是新书里不会再写凶杀。

　　余：现在又有凶杀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没办法。

　　记：伤疤？怎么讲？

　　余：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了一堆充满暴力的小说，白天写下的这些暴力事件晚上会出现在梦里，总在梦里被人追杀或者被人把刀架在脖子上，太多这样的噩梦了。

　　记：你在微博上就像是一个关心时事的愤青，我以为到了你这个年纪，对很多事已经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

　　余：我们国家本来就缺少这样说话的人。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总是说我们国家不好的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能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呢？他们可能把作家的功能和管理家的功能搞混了，再说，谁会听一个知识分子的批评呢？写微博和写小说不一样，不仅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想法在网上能够存活下去。

　　记：等到《活着》9月份演出的时候，据说，北京的小剧院里都要装上摄像头了。

　　余：曾经，夏威夷犯罪率很高，也是装满了摄像头，但后来因为侵犯隐私都被拆了。摄像头显然是维稳的一个重要工具，没有摄像头的时代，你的邻居也许就是摄像头。摄像头从人变成了机器人，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

　　记：从一个作家的身份变身到现在一个社会时评人，痛感的来源也不一样，以前你想的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现在则是这些入世的社会事件？如此一来，很难再回归独立作家的身份。

　　余：对。但还是可以独立出来，要写的可能只有5%，但必须了解之外的95%。张艺谋拍《活着》时，侯孝贤是监制。张艺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侯孝贤说，“艺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拍电影，我是这样拍：当我拍这个楼宇的某个房间时，我的镜头里可能只有这个房间，但我必须了解到这栋楼里所有的房间和房间里住的人。”我可能只写一个小故事，但不会进入我作品的那几百个故事支撑着我对这个社会和现实的感受，它们会让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有底。

　　记：当年纯文学的这一批作家，现在都是非常关注社会和政治的时评家。

　　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很难做到视而不见，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