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前几部戏风评不佳的缘故，孟导这次选择了余华的原著来进行他的先锋话剧创作，大抵是因原著是个苍凉厚重的好故事的缘故。然而，这似乎不见得是个明智之举，因为孟导显然还会继续沿用他“五花八门”的创作手法，而原著最摄人心魄的特点便是仅仅用平静朴实的语言就把世间的悲苦写得通透写得详尽，直写进读者的心里。

　　较之孟导以前的作品，他的剧中人物在拧巴纠结时，就会没完没了地折腾自身的体力，还会和各种道具较劲儿，仿佛一切都流于外在的“身体力行”，而余华原著的精髓在于——“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孟京辉想要执导《活着》，这听上去像是两种表现手法非要结成一体，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模糊不明的灰色地带，带来晦涩难言的观感。所幸，这次孟导在主演选择上的大胆，成就这部耐人寻味的话剧版《活着》。

　　孟导和余作就像是两个原本并不关联的山峰，而让这两者关联的，恰恰是演员的表演。选用黄渤来饰演男主人公福贵，是孟导下的最好的棋，黄渤的福贵似乎比影版中的葛优大爷更符合原著的精气神，从以前的少爷二流子到普通的田间地头的农民，从败家子逆子到后来逐渐胜任的丈夫、父亲、岳父、姥爷，黄渤的福贵像是从民间活生生走出来的，有着泥土的气息，还有着岁月的苍凉。虽然在剧中，他也因导演的需要而在大悲大哭之时“身体力行”地表现了愤怒，但更多的，他于必要的节点上都拿捏出了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的隐忍，他的隐忍不同于老婆家珍，他的隐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他幽默的核心是疼痛。

　　“做狗看家，做牛耕田”，在经历过无数劫难后，最后和同叫福贵的老牛一同耕作时的福贵，有了一种融于生活融于土地的安然感，他知天安命，不抱怨命运给他的一切不公，却还能自嘲的唱着：“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正是黄渤踏实又诚恳的表演，将这个人物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对人物的诠释，似乎也符合余华先生创作福贵这个人物的初衷——一个人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却能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可以说，在表演上，袁泉的好是不出意外的，而黄渤给了我们惊喜。戏中一些学院派的表演，偶尔会反衬出黄渤那非方法派的表演特点，即所有的表演均来自实践、来自历练、来自感悟。在剧中福贵和儿孙辈的对手戏，让人感慨他对人物不同时期情感的精确把握，而此时他的表演已比在影片《杀生》中更好，这点不能不让人激动。

　　托马斯·卡莱尔说：“苦难只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它通常只对穿越苦难长廊的人，才讲出自己最深层的涵义。凡穿越苦难而又获取其涵义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具有了在苦难中使生命获得升华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可以用恬淡的微笑和平安的心灵，来抵制、甚至嘲笑和讥讽苦难世界对他们的威胁。然而，获取这种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声名显赫的思想家或哲人，他们常常是那种泥土般质朴的人。”

　　黄渤恰恰演出了这样一个泥土般质朴的人，他可以用恬淡的微笑和平安的心灵来面对这世上一切的愁苦，并活下去，他让孟导先锋派的《活着》有了呼吸，有了生命！（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