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

　　日前，受台湾“新闻局”邀请，陈可辛以制作人身份亮相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为台湾电影人和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做了历时3小时的演讲和现场互动，以其20年从影过程中从香港、好莱坞、亚洲合作到回归内地的独有经历，就“跨界”问题，和台湾同仁分享了经验和得失。这也是陈可辛自今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次以“制作人”身份做电影市场分析的主题演讲后的再度开讲。

　　尽管最新的导演作品《投名状》(blog)在本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斩获8项大奖荣登头名，并于刚刚颁布的金马奖提名名单中以12项提名领跑，陈可辛表示“在心态上离开这部电影已经很久”。如此说的理由，除“未来几年都将在内地致力以制片人角色推动一些剧本的投拍”之外，还在于还其最初的制作人身份来为华语电影市场做一份切实可行的调查报告。

　　陈可辛的“四扇门”：

　　在电影论坛我都是以制作人的身份。以导演的身份就不是讲产业，而是讲艺术；艺术是没得谈的，电影又是一种需要很多资金去拍的艺术，无论是发行、投资、最后的回收和投资老板对项目的认同……很多跟创作无关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些东西更客观地了解和面对，当再度回到导演的时候，就更能把艺术诉求达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度。

　　我们不能不把电影当作是一个商业行为，因为不管拍多便宜、多低成本的文艺片，它毕竟不是画画，也不是作曲，不是你在家里做了算的任一种作品，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只要有资金，就避免不了商业上的考虑。所以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制作人，我常说，做制作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从一个商业行为的立场来说，我要很主动地把作为一个导演的主权放在自己手上。这可能很琐碎很烦，但我选择做。

　　我今天讲的这些都不是电影艺术家喜欢谈的事情，但是不谈的话，我们就会在一种很脆弱无助、受制于整个制度以及掌控这个制度的制片人和片厂的状态中。如果你不去做制作人，等于把权力放弃了，被一个不一定喜欢我们的电影、不一定跟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去掌控命运。但我常常觉得，一定要把命运放在自己的手上。

　　这是我十几年在不同氛围上，一种为了生存，为了掌控自己导演生涯的做法，所以今天我还是站在制作人的角度去讲电影工业。

　　1.我的第一个阶段在一个很幸福、很健康的香港电影世界。

　　这十几二十年在华语电影，不管是香港、台湾或大陆，都面临了很大的变化。

　　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成长，始于80年代。从83年入行至今，电影工业已经变了几趟了，是这一行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香港很独有的状况。从七八十年代起，香港电影一种不太有逻辑的起飞，因为香港本身缺乏拍电影地区和国家最需要的人材，我们的人材理论上是没有资格拍电影的；但可能是因为种种的因素，比如政治――在大陆开放后，很多上海电影人到了香港，成了精英的集散地，香港就成了亚洲甚至是全球娱乐的供应商；再加上李小龙等人的出现，使得香港有了比较健康、稳定的电影回收与发展。

　　台湾市场对香港电影的接受和开放，应该也是从80年代开始的。70年代并没有那么多的香港电影在台湾，而80年代本身也是台湾电影的一个循环交替，香港电影对于80年代台湾的票房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的。

　　在那个年代，只要你没那么笨，基本上就会有工作。一方面是经济稳定，一方面是人才充足，所以香港人拍电影的机会很多，因此无论身处哪个工作岗位，最后都有机会达到变成导演、编剧、制片人等等理想。当时香港还是一个师徒的制度，也没看过有天才，所以那个制度就是“我带你，你慢慢来”，特别是摄影师，可能要带个4、5年到10年。那时候当副导演头五年就是在买咖啡及做一些业务性的东西，但好在我们起码在做业务性东西的时候，接近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可以一边买咖啡，一边看人家怎么摆现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孕育期。

　　我做了大概7、8年的副导演、制片，结果做了制片人，最后做了导演，我是在比较稳定的生活条件里去做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