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如果我现在是个年轻导演而没有那最初的10年，以我的才华、级数，到现在肯定生存不了。我渐渐明白的是，其实最重要不是在一个阶段做什么，而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对待外在环境变化时候的心态和态度，我相信有态度永远比坐在那里等运气要好――这也许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香港精神”。

　　我常常会拿一个很香港的例子来讲：我碰到一个到现在还很疯很崇拜的偶像，因为他启发了我很多事情，包括我做的很多事情、拍的很多电影。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平常载我去机场的司机。他本来是一个律师，虽然没有律师的学历，但在律师楼里当学徒，做到比很多律师都懂法律，英文也非常好――这种人在香港很多，中产阶级，家里状况很好。

　　金融风暴他就什么都没了，然后他就去当司机。在尖沙咀看到满街的出租车都没生意，觉得这样不行，就去郊外，有一天接了一个从沙田到中环的行政人员，一趟车就做到一天都做不来的生意，200块，于是他就跟她说以后我都去接你，你打电话我就马上来，结果他就每天载那个人，每天有200多块。接着，就慢慢开始去找长途的客人，找到很多，愈来愈多，他每天就赚很多钱了。但是他又得罪了很多客人，因为有客人打来而他不能去接，开始有投诉，他最后回到尖沙咀跟其它等客人的司机说，你要不要帮我载客人，我不收你钱。结果就慢慢整合成一百多人的车队，现在一个月6万多块收入。他说，我现在再也不会回去做生意，这辈子到老都做出租车司机。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典型的生存主义，不管他以前是律师，还是什么。

　　我觉得他非常成功，也引发了我的灵感去拍《金鸡》――别管过程，最后我能拍到我喜欢、我有热情的电影，能够继续使到我能拍电影，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不是讲这样情形还可能会重复在年轻导演身上，但起码那个态度是很关键的。也许每个年代有不同的应对方法，但是那个态度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永远把资金、投资方看成对立面，不把它包容过来变我们的人，不管是用骗也好用编也好，最后倒霉的一定是我们，最后就没有人要拍电影。好莱坞是老板要拍电影，是股票市场要拍电影，因为电影是赚钱的事，在亚洲是没有人要拍电影，除了导演跟演员之外，做任何生意都比电影好赚，拍电影要干嘛呢？那么我们能把这些人看成对立吗？其实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必要那么需要拍电影，只有我们自己是有必要有需要拍电影，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态度去面对环境和压力。

　　到现在为止，我开了四扇门，其实每一扇门回来之后，都是给我这个导演更多的自由度。对年轻导演来说，这个题材你在这里不行，到大陆去拍，大陆不行再到别的地方拍，最后真的都不行，还可以用独立电影的形式拍。真的不卖也没关系，搞不好老外很喜欢，可以在美国用英文拍……真正的艺术家是可以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真正的艺术能够跨越文化表达心里的诉求，不可能只用一个语言、一个城市、一个种族才能表达你的艺术诉求――有些电影比较地域性是没错，但不是每一部电影都需要地域性；当你有四扇门的时候，你的本钱就大很多，我觉得这些都是导演本身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海角七号》为例：本土市场很重要，但本土化电影未必保证本土市场。

　　之所以做合拍片，是因为香港再不能拍本土电影了。当时我拍的其实就是本土电影，包括《风尘三侠》、《甜蜜蜜》、《金枝玉叶》等等，来到台湾都被看成是精致电影。它是有市场，但是市场并不怎么好，当时喜欢是武侠片的。

　　本土电影为什么以前在香港能生存？因为香港这种背景，已经在亚洲用了20年去认可。香港背景不是给香港人看的题材，就像美国片。美国片尽管也是本土电影，但因为有庞大的本土市场，能拿最多的资金做最好的东西，而又因其购买力是二战后全世界的冠军，也因此使得美国电影弘大了世界，他的口味主宰了全世界人的口味，这个就是在说本土市场有多重要。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市场够大，当然指的是整个华语电影市场，要是我们有足够的购买力，30、50年后，也许有一天是美国人看华语片学中文了，所以本土市场有多重要。如果我们有本土市场，就应该要争取保留。

　　但如果本土人不够，本土市场就更无从谈起，台湾比香港好一点。韩国电影前年有40%的市占率，只要有3部电影一垮，宣传费回不来，市占率从40%掉到不到20%，一年掉30%，是比金融风暴更恐怖的。如只以本土市场为依归，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会失败，因为没有合拍的经验、技巧与能力。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每扇门都打开，不要有歧视，电影只有好电影跟坏电影，好电影是没有限制、怎样都能拍的，要是有限制拍不了好电影是自己能力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开放。

　　《海角七号》在外埠还没上，有多大回响很难说，也不一定有在台湾这么乐观，因为它还是一个很本土的电影。做合拍电影，工业的氛围就更重要了，因为工业是讲计算、讲前科的，在一年有3到5部《海角七号》之前，生意人的计算还不完全可以说是计算。

　　一部《海角七号》可能使到10个行外人来投资电影，但是这10部电影不一定都能够成为《海角七号》――《海角七号》愈成功，就会有愈多人利用它的名声来宣传自己的商品，但那些电影若都不成功，反之则将把《海角七号》的品牌及梦想打碎。这个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很快，热潮被后续不成功的案例给冲淡后，工业就被打回原形――在不可能不利用《海角七号》知名度的状况下，也许产业环境会落入比《海角》之前更悲观的状态。

　　因此，外销与国际化，恰恰就是工业的最佳保证，尽管也没有那么绝对。

　　乐观地去看，有了《海角七号》这部作品，也许能激发更多不同的创意及想象力，但请负责任地去拍，需对观众及投资方负责任，才有机会能有与《海角七号》相比的案子出现。

　　拍片资金

　　我个人在找资金的时候，永远希望找电影圈里面的钱，我相信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价值。政府的钱也好，基金的钱也好，都是有专业判断的钱，但因为这些钱不是电影审查人的钱，所以他们无法用工业的角度去判断。以工业的氛围来讲，政府的钱也好，基金的钱也好，他们可来可不来，但我不能把我的生计、未来，赌在一个随时会改变的政策或突然想投资电影的外行老板上，因为他们随时会离开。

　　如果作品的商业性与观众有关，其实应该找圈内的钱，比如发行的钱、电影院的钱、录像带的钱……站在商业的角度，这是公平的交易，因为我们提供产品让他们赚钱，而产品与投资方的业务有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是最有议价能力的合作方式。台湾有辅导金，关于辅导金的部份对训练新导演来说是好的，但是很重要的是在于拿辅导金的心态――别把它看成这个钱是不需回收、不拿白不拿的，就算不需回收且不影响个人发展，对整个工业发展还是有影响的，这是公德心的问题！

　　资金都很透明，可参考片末出品公司名单。估算依据主要还是在于发行各地评估影片规格及明星阵容。当工业健康运作时，资金多来自于之后会收到的钱，不足的费用可再找一个投资方，最好是产品对对方收益相关的合作方。

　　合拍的困难度在于，合约及项目评估的讨价还价是比较麻烦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科学，虽然可能在某些时候有些片能有不错的机会，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土市场，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