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导演的时候我尝试回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主流市场里辟一条路，走“文”电影，这比较接近我喜欢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阶段在一个很幸福、很健康的香港电影世界。这十几年来我就是从小位置做到制片人和导演。在香港那个环境下，基本上只要能够想到一个电影题材就可以拍，就能够把它变成现实，只是拍的钱多一点少一点、明星大一点明星小一点等等的技术性问题。

　　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工业就开始崩溃。崩溃来自很多原因，包括97心态，香港的东西愈来愈快……大家都觉得97是个大限，看不清楚往后的日子――当然现在回头去看，不知道该说是天真还是无知。当时我们以为97之后就不能拍电影了，所以能移民的就移民，能赚多少的就赚多少，导致香港电影的质量就往下掉；最后在90年代的中期及后期，连台湾的市场都开始失去了。

　　到90年代末期，约是97、98年之后，我觉得如果要把电影这个行业或是电影人这个身份继续做下去成为我终老的职业，就必须找出路。当时我选择去了美国――很多人都喜欢把去美国写成“勇闯好莱坞”，其实，我个人感觉，这只是一个比较有危机意识的年轻导演，希望下半辈子还想做导演，但时局变化了，怎么办？那么就去一个有机会的地方。当时好莱坞在找香港导演，因为香港导演对好莱坞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就去了，但不是毫无困难。香港导演给他们的印象都是动作导演，尤其是外销电影。去到日本、韩国或欧美，他们看到的一半以上都是动作片，所以基本上很惊讶香港除了动作片之外还有别的电影；而当时我是以非动作片导演的身份去美国拍戏的。

　　2.我在好莱坞经历了一部电影之后，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不能留，但肯定不是做导演最快乐的地方。

　　美国对我来说等于是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了解到美国电影的工业运作，开始知道美国的制片厂体系，包括大片厂的制度、一部电影能不能开拍、资金链上种种的阻力和障碍，比如很多专家对电影市场有专业的认识和调查，然后决定拍什么戏。从香港电影的导演中心制，变成工业、产业链中心制，导演只是产业链的一部份，一个能执行大生意的人――在这个产业里，有钱的就是老大，但不一定是导演、编剧或制片、演员。如果你拿很多钱去请一个演员，就代表这个项目里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演员；如果他不是这个电影的主打，就代表他为人比较好，比较厚道，他没有行使他的权力，因为一定是拿了最多钱的人最有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