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和我在香港做导演时期很不同的心态上的冲突。这冲突不只是因为导演不再是产业链里的主宰或作品的中心，很多时候连监制都不是作品的中心了。作品的中心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要向华尔街负责的上市公司。

　　很多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面对某一种势力，也习惯把投资方看成一种敌对势力――我不喜欢用负面的词，无论我们说他是势力也好强权也好，只要他是一个可以掌控你技术创作的人，都会被当作一种势利来对待。如果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甚至是一个独裁的老板，只要他能说了算，都还算好，都可以用一千一百个方法把他搞定，使他喜欢你的东西，包括骗他；可是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没人说了算，没有一个人能决定一部电影是什么，因为它有整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每个人都很担心他的高薪后面的那个人。他们要面对的是股东会，是一群不用理解、不想理解也不想明白电影创作的人，所以电影创作往往就会卡在这种产业链上。

　　这其实有点像拍广告，当然拍广告我觉得还好，因为没几天，而且广告本身就是一个商品的东西；但即使如此，你看一个导演有艺术诉求地去拍广告其实也挺苦的。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看过人家拍广告，本身能赚很多钱，但基本上导演绝对不是说了算的。拍好莱坞电影就跟拍广告很像，都有客户和代理机构，客户跟代理机构本身也有他们的矛盾……很多复杂的关系在台面上。

　　我在好莱坞经历了一部电影之后，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不能留，但肯定不是做导演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就回到亚洲。

　　3.回到亚洲，我如果再继续拍惊悚片，肯定会死得很惨。

　　回到亚洲――应该说我回到香港，而当时香港的工业已经萎缩到一个很恐怖的地步。其实我们比台湾迟了10年，但是跟台湾的步伐很像：投资拍一部电影，拍完了都不敢发行，因为票房不够回收宣传费。一方面在那个状态里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香港曾经在亚洲有很辉煌的成绩，但就像宽脚裤突然间不时髦了一样，香港电影变成刚刚过了潮流的明星。作为一个香港的电影人、明星，去到亚洲不同的地方包括台湾、韩国这些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地方，可能比来自非洲或是任何一个他们之前没看过电影的国度来的电影人更没有了优势。因为大家都看过香港电影，都觉得香港电影过时了。

　　我记得去韩国宣传《三更》的时候，他们要求只带导演来，不要明星来，因为带了明星，港味就出来了，而港味一出来就很难叫观众来电影院。我们都明白电影宣传最重要的就是明星，突然来到这个地方说不想要香港明星，因为香港明星会使“香港电影”这个符号很重，不管电影好不好，总之就会可能要多费一倍或两倍的劲说服观众来看电影――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状态，于是，我就开始做了很多亚洲的合拍电影。

　　那个时候也刚好是科技、网络比较起飞的时候，在1999年，台湾电影也利用过这股热钱在市场上，很多基金都有钱，我也拿了一个资金，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台湾的分公司叫甲上，是发行公司。那时候我们就明确，由这个资金决定要做什么样的电影。

　　当时对我来讲首要任务是把香港电影的品牌做好。既然我是一个香港导演，那么若香港品牌做不好，我永远都会倒，因为无论到哪里拍戏，我最后还是一个香港导演，这是不会变的。我们开始跟几个新兴发展的电影市场去合作，找方法跟他们谈跨界合作，例如LG与PRADA。“跨界”意味着我跟你是同等的，虽然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无法跟韩国电影或泰国电影同等了。我利用香港电影一些最好的资源，不管是明星、导演或题材，在韩国找到还喜欢我们东西的制作人，或以前曾经是香港电影的粉丝，在这个氛围上去跟他谈跨界合作，尽量把中间磨合的困难去克服，然后成功地做了一系列泛亚洲合作的电影。这是一种为了生存去想的方法，因为人家可能不想跟你合作，可能有钱先不投香港戏去投其他导演的戏。

　　《春逝》、《晚娘》都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几个导演，我们去找他们合作，并且多加了些发行上的优势。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融合一些香港以前的优势，比方说加了香港明星而不是泰国明星，毕竟泰国电影还是比较难越界的――亚洲人其实很奇怪，愈北的好像愈好，如日本、韩国、港台地区……这样一路下去到东南亚，愈南的、皮肤愈黑的，愈歧视――就电影上的歧视而言，泰国电影无论多好，都比较难破一些观众买票歧视的界限，以《晚娘》为例，我们用了钟丽缇(
blog)，使它达到了某种合拍基础上的概念，就是：其实完全是个泰国电影，但全资是香港投的，又放了一个香港演员。

　　这种模式的合作首先引发的问题是不信任――跨国合作最大的障碍都是语言、工作方法上的不一样，而这些不一样往往令到很多地方产生误会和不信任，都觉得对方是不专业的――好在这个东西在我早年跟成龙(
听歌 blog)、吴宇森等导演合作拍戏的时候就经历过。当年香港很多钱的时候，都到欧洲去拍戏，我们渐渐就习惯了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国家的方式去合作。我们比较能够包容双方在工作内容、节奏、方式上的不一样。所以到自己做的时候，就有了经验，尽量解决了很多因误解产生的障碍，并最终确认了香港、韩国、泰国三个地方的团队对合拍都比较乐意。

　　基本上谈合拍，本地制作困难很多，做合约、拍摄时的磨合、发行时拷贝怎么送、怎么印、怎么去挑剔这些东西等等，都有很大的障碍，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很大的力气。站在香港电影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多用力去负责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市场是最小的，而我们得回来的是人家很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