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 “人人电影”就是“商业电影”
《十月围城》是“人人”的第一枚核弹头，超豪华阵容令海报十分拥挤。
理想年代： “人人电影”就是“商业电影”
采访\撰文：魏君子
我从来不把商业电影看成一个贬义，我把商业电影看成一个理想了。人人电影就是商业电影，就是观众的电影。
——陈可辛
2009年是博纳成立十周年，于冬认为也可以叫做创业十年。博纳以发行起家，第一部就是黄建新的《说出你的秘密》。“我跟黄导也不熟，就托一个朋友约他在昆仑饭店，说这个片子我很喜欢，我愿意比别加多出一倍的价钱，给我一个机会。黄导很感动，说片子是浙江电视台投的钱，他跟厂长说一下，尽量给我牵上线。就这样我赚到了第一桶金，与黄建新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认识陈可辛之前，于冬已经对他推崇备至，“97年看了《甜蜜蜜》，这个片子让我有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绝对是爱情片的经典。”2005年，陈可辛到内地拍《如果o爱》，于冬主动跟陈可辛谈合作，专门去片场看他拍戏。后来的《投名状》，因为是于冬与中影集团联合投的片子，在发行当中，陈可辛与于冬有了更紧密的接触，于冬发现陈可辛无论做戏，还是做生意都非常严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我记得特别清楚，《投名状》获金像奖当晚的派对上，我拉着陈可辛、尔冬升说，咱们一起合作的《门徒》也获奖了，以后还要合作该怎么做，他们觉得我很真诚，也很感动。自此之后，我和陈可辛开始策划‘人人电影’的工作了。”
于冬与陈可辛、黄建新筹划成立“人人电影”之时，正值金融危机爆发，“我记得当时跟陈可辛签了一份一页纸的文件，内容很简单，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承诺，但金融危机]对基金、投行、风险投资这帮人的打击太大了，雷曼兄弟都倒了，当时答应我的这些投资人瞬间没了。但我有一个信念，我跟陈可辛很坦诚地谈，我不是骗你，不会没钱冒充有钱，现在确实是这种情况，‘人人电影’不是说大家今天拍脑门想干就干，毕竟反复谈这么多次了，想法都是对的，只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所以我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我看好你，也看好未来的市场，也看好我们的理念和想法。”
如今，即将公映，“人人电影”也得以正式高调亮相，究竟“人人电影”有何理念，能让于冬砸锅卖铁也要投资呢？在中国电影产业领域，“人人电影”的出现会带来什么新模式呢？陈可辛于冬黄建新对话新浪娱乐，铁三角独家揭秘“人人电影”……
一，架构：梦工厂与环球？
陈可辛(人人电影)：
“人人”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电影会给博纳发行，无论这十几部电影是多少个亿，都有10%是博纳的，等于是博纳的利润。博纳还有我们电影的股权，也是“人人”的股东。作为股东，于冬的义务得帮我出去找钱，这些钱有的不是他的，这部电影就有好多投资方。他也占分成的比例，“人人”无论赚多少钱，他们也是有一半的。博纳拥有“人人”所有电影的发行权，这是他最看得重的一块。站在这个立场上大家是互补的，我们是制作，他们是发行，而且博纳也是跟香港电影合作最多的一个发行公司。其实“人人”跟“博纳”的关系更像斯皮尔伯格与环球
于冬(博纳国际)：
从博纳的理念来讲，我希望有一个“梦工厂”。但“人人”不单纯是一个博纳的制作公司，它是有版权的，将来会成为独立出品方，做一系列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十月围城》是今年年度最大的制作，也是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一部大片。陈可辛之前很抗拒进入内地市场，他的一个理念就是坚守到香港电影最后一刻，但是通过《如果爱》和《投名状》的合作，他发现香港影在内地拍华语片，对于香港电影工业来讲是一个再生。现在陈可辛在北京开始谈各种人，包括内地的导演、新导演、编剧人才，开始很有意识地在建立这样一个构架。
二，分工：铁三角如何各司其职？
于冬：
“人人”是专业电影人的优质组合，我们三人摆一块，肯定是各有分工的。可辛是好导演，好创作人；建新也是好导演，但是更擅长制作和管理，包括对内地所有制作环节的人脉，还有经验，他做过很多好莱坞与内地合拍电影的监制；我是十年拎着拷贝跑市场，对内地市场最熟悉，然后又投资。所以我们三个人既是资金的基本结合，同时也是个人有分工的组合。
陈可辛：
其实也没怎么分工，我想到一个题材就跟黄建新聊。《投名状》他的帮助不只是在剧组的调动、协调上，还有在创作上。黄导磨合性很强，他永远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你，而是是顺着你的方向把最好的给你。很多时候跟他谈剧本，他就会在这个文化里面找到跟你要的对等的东西扔给你。所以在创作上他帮助很大，尤其是很多对白，编剧永远写不出来，他一句对白几个字就把整个情绪写出来。我跟他的创作是特别对的。
黄建新：
我们基本上一件事一块做，常常为一部电影陷进5、6个月在剧本里，都希望开始的基础比较好。其实陈导在监制和更大的亚洲市场控制方面比我强，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搞了。我在制作方面比较擅长。将来会各有倾向，但目前还在一起做。
三，投资：不跟圈外打交道？
陈可辛：
做《投名状》后期的时候，感觉中国电影改变得太快，就想在内地做工作室，后来又想，工作室是不够的，太被动，完全没有独立权。所以就想到做“人人”，当时也没决定是跟博纳合作，只想跟黄导一起做一个公司。也有很多人愿意投资，我们叫做圈外的钱，内地是特别多的。但是我一辈子的原则就是不跟圈外打交道，圈外的钱有三个不好的地方，第一他们不懂，第二目标不明确，第三没有责任。很多时候他觉得是投资方，会给不合理的要求；你说不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行，结果赚钱他可能觉得应该赚更多，亏本可能觉得你骗他，因为他没有标准。还有就是目标不明确，随时可以走，他没有责任，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圈里。我永远觉得用这个圈内流转的钱是最保险的。理论上用戏院的，发行人的，或者是音像的，这些钱投到电影是互利的。
“人人电影”成立这两年学到很多，一些海外的经验，根本没用的，很多投资的模式，包括现在这次的5大广电都没有前科可借的，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原来我不是说别找圈外钱吗？但是我没想到那么不需要圈外钱，每部戏决定要拍的时候，钱多到可以拍两部戏，来的基本上带钱以外，还带资源。资源这个东西，在这两年来讲，做完一部《十月围城》发现，两三个年都用不完。
四，盈利：《十月围城》肯定能在30%以上？
陈可辛：
《十月围城》我是算过这个戏能赚多少钱，我一直在说，商业的模式是什么呢？除了拍戏的题材，除了宣发的方案，更重要是回收的保障。而且回收不只是说你赚多少钱，是真的钱回到口袋里面。很多电影说很赚钱，但老板都亏本，就是中间人赚。所以我们希望很明确给你看整个帐，都能回去30—50%，这个回报对今天的经济来讲不得了。我觉得《十月围城》肯定能在30%以上的。
那么庞大的资金还能有30%利润！其实就是你要算不只是内地需要花多少，还有怎么平衡内地、香港跟台湾，甚至东南亚——我们先不算欧美，日韩。我觉得还是尽量想把大中华市场打开。老外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有些戏在内地两亿三个亿的票房，在香港可能就几百万。《风声》很好看，香港也就200万，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到现在为止《投名状》、《十月围城》三个地方都卖钱。东南亚卖的价钱也很好，新马泰、印尼、菲律宾都卖的很好。我们利用了传统香港的大片，再加上内地的方法，在内地大家不会觉得那么港片，但是在香港还是港片，在东南亚还是港片，这个怎么平衡，很难说得清楚。反正你在选题材和放演员进去的时候要很小心。
五，计划：3年15部电影？
陈可辛：
3年15部电影，绝对做得了。电影3年的意思，其实等于5年——3年制作再发行，前面一年，后面一年，等于是5年。表面来看，现在好像还只有一部戏，但是我们12月份会拍一部戏。然后明年3月会拍，但可能跟之前公布的片单不一样。3月份是片单里面的，12月份最先拍的反而不是。有的时候每一部戏都不能依着你的时间表去完成，不是一张海报和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12月份先拍的戏导演是谷德昭，这个戏讲两个古装大侠退休的故事，其实就是蝙蝠侠跟蜘蛛侠，一男一女，要退休了，怎么做回正常人，这样的喜剧。人家老外都是看了二三十年的漫画才敢拿来拍，你在美国无缘无故拍任何的侠都没有人认，必须要有群众基础。人家的群众历史有30年，我们没有。突然间拍一个什么侠是笑话，所以只能回到古装，才有侠的感觉。
如果我做导演的作品占太大比重，“人人“的电影产量就会很少，导演肯定是两三年才能拍一部戏。我做导演的时候特别慢，碰到王晶他们，常常语重心长跟我说，电影不是这么拍的，你每部电影都太费劲了，这不符合经济的原则。我没办法，我拍戏本来就这么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每一个环节都得自己做的，我做一个导演，三年拍一部戏，活都活不下去。
以前UFO的年代，我有5个志同道合的导演一起，我够量才在这个圈里，业内才有谈判的条件，因为你三年拍一部戏没什么太不了，缺你不缺。王晶最厉害，一年有10部戏，任何一条院线碰到王晶就活了，不管卖怎么样，起码永远有片源。所以在拍片比例上，15部戏我能拍2部就不错了。
六，理想：人人电影就是商业电影？
陈可辛：
我一向都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很理想，一方面又很实事求是去面对这个市场。但是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我永远是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是从来不把商业电影看成一个贬义，我把商业电影看成一个理想了。人人电影就是商业电影，就是观众的电影。
我永远有一个理想，其实观众没有那么烂。很多烂片卖钱，有很多理由，但我觉得不应该把责任推在观众身上，说观众水平不够，观众没有问题。所以我永远希望，在讨好观众为前提下，在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里面发掘一些，比他们自己想象更高的东西。所以人人电影讲到底就是人人，观众的电影。为观众拍的电影。
独家对话黄建新：先解决亚洲再说美国
我们一开始的计划首先是解决华语的问题，解决亚洲共同文化比较相近的地区，然后再说美国的市场。当然一个大的电影是要兼顾一个市场的。
——黄建新
新浪娱乐：您和陈可辛于冬怎么走到一起的？
黄建新：好多年了，我跟陈可辛在1997还是1998在柏林电影节一起认识，以后三地导演会再见面，就熟了。2000年，我要拍一部电影他就出钱合拍，合作当中非常投缘，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在《投名状》的时候他让做监制，就走到一起了。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美国电影的强大渗透和压力，使得华语电影迅速开始要自动进行整合，我跟陈可辛做监制都是制作见长，于冬很早就介入发行，从发行发展到院线、投资，三个人在一起就构成想法。这样能够做一些有计划的生产，希望能在中国电影这个结构里头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新浪娱乐：与陈可辛希望在哪方面能发挥更多的优势？
黄建新：我跟陈可辛做监制都是制作见长，希望一个人才的组合能够把电影拍好，能够保证一定数量的好电影能够加入到中国整体电影里，占一定的份额，使电影能够稳定的生产，是这么一个想法。
新浪娱乐：这几年内地电影市场票房增长很快，会不会拍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影片？
黄建新：大也是相对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回报系统，实际上再大也不是无限大，也不能大到跟美国好莱坞片一样。在计算成本范围里把中国电影做好，逐渐的，稳定的生产，使中国电影能够做到比较好的质量，慢慢地稳定向外输出，这是我们想做的计划。目前对外的输出都是有点撞运气。从目前市场的需求，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喜剧片都是一个投资不大，容易出效果的，所以这方面会做一些尝试和投资。
新浪娱乐：海外市场如何控制？
黄建新：你的电影制作要达到一个国际欣赏的要求。其实国内观众对电影的要求相对比欧洲观众低，因为欧洲观众的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文学教育有比较长的历史，他们看东西的眼光很刁，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在中国都可以赚钱，在国际市场不行。因此我们组建这个公司之初就想到了，要达到国际要求，保证质量。第二个，客观讲中国电影在欧洲市场、美国市场基本不强，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计划首先是解决华语的问题，解决亚洲共同文化比较相近的地区，然后再说美国的市场。当然一个大的电影是要兼顾一个市场的。我比较同意陈可辛导演的计划。
新浪娱乐：会不会培养一些新导演新的人才？
黄建新：会有。去年到今年，我跟陈导演一起光见青年导演就有几十次，见了很多很多人，也在推动一些项目。现在大陆的市场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多的观众喜欢看跟他们有关的，快乐的或者是某种类型的电影。因此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经验和国际的一些经验，能够使这个青年导演能够努力面对主流市场，从职业技巧的角度进入市场。这样能够推动小的电影的良性发展，常常很多人拍的很好，但是就没钱拍。
新浪娱乐：黄导的片子都有很强的艺术性，但在中国艺术电影很难市场，不像欧洲有艺术院线。您怎么看？
黄建新：其实我每次拍片都会计算，我拍艺术片先把市场预卖掉，不亏钱才拍。但有些导演没有，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投进去，结果就输了，就没了。前些年，我最初做基础，还有很多制片公司和投资人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剧本从开始策划，计算投资额的时候，其实已经算过艺术市场了，一般都不赔。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包括我自己现在面对真正市场的要求，如果你还是要做职业导演的话就必须面对挑战，面对观众需求做选择，同时要把电影拍到很好的境界，故事讲得好，演员表演好等等。
新浪娱乐：怎么看年轻导演走艺术片这条路？
黄建新：走电影节路线是一个方式，这是一条路。但是得奖不得奖不是我说了算，你觉得你再伟大，但得不了就是得不了。每一个评委的喜好不一样，可能恰恰今年就是他们选择的主题不是你要拍的，因此都是有偶然性的。所以不能把宝押在这上，还是要拍好的电影。另外如果长久的话还是要计算成本的回收问题。
独家对话于冬：“人人”要把一部电影推到十亿票房
陈可辛跟我有一个观点，我们拍商业电影，要把一个单片推到一亿美金，也就是十亿人民币的票房，到那个时候，我们钟爱的艺术片、文艺片，都可以形成工业，整个工业起来了，市场也起来了。“人人”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为什么叫“人人”？就是老百姓要看的电影。
——于冬
新浪娱乐：陈可辛曾经说过来内地拍戏，有一个原则，我不敢用圈外钱，一定要找最专业的公司发行、合作。怎么看待博纳国际与人人电影的合作？
于冬：“人人”成立之后，突然投电影的钱又都来了，觉得金融危机对电影来讲是一个机会，当时有很多人跑去跟陈可辛说，于冬没钱，我这里有钱，拿3个亿8个亿给你拍电影。你说不动心吧，谁都动心。但可辛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两年大陆市场正好，如果不把这个产业做稳定了，真正托起这个产业，很快这个钱没了，市场还是起不来。
香港人经历过各种好的时代和低谷的时期，韩国电影市场好的时候，跑去跟韩国合拍，弄一些项目。但很快韩国时代过了，日本好的时候，跑去日本；台湾好的时候，跑去台湾；都经历过。香港最辉煌的时候，90年代初都拍300部电影，突然亚洲金融危机，一年产量一下子跌到30、40部。
陈可辛跟我有一个观点，我们拍商业电影，要把一个单片推到一亿美金，也就是十亿人民币的票房，到那个时候，我们钟爱的艺术片、文艺片，都可以形成工业，整个工业起来了，市场也起来了。“人人”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为什么叫“人人”？就是老百姓要看的电影。
陈可辛由原来抗拒来内地，变成把内地当做自己的本土市场，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的一块本土市场，没得退了！如果香港片还是抱着捞一把就跑的心态，很快这个钱就没了。所以陈可辛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不单单是来大陆拍一部戏赚一笔钱，他和刘伟强这样的导演，一部戏的监制费肯定不如当导演的钱多，但是又牺牲了一年的时间，又把自己的工作调整，很多东西往后推。陈可辛还退了一部赚钱的戏的片约，对他们来讲是有经济上的损失，他还能够坚持做这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完，而且负责任一直到宣传上片，把钱收回来，卖片，把海外市场做好，宣传也做好。作为一个导演，只要拿住一个好项目，有的是人给他投钱，陈可辛为什么做“人人”？要这么辛苦地对每一个项目去坚持？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他们有理想，是想把市场做稳定了，踏踏实实当自己的本土市场来做。
新浪娱乐：除了陈可辛，博纳国际跟其他香港电影人也有深度合作，合作模式有什么不同？
于冬：主要是项目合作，像尔冬升、徐克，我们会进行捆绑式合作。我希望未来有一个制作团队，我们跟很多制片方合作过，但是没有相对稳定的合作。所以像尔冬升、徐克，包括后面的一些导演，都会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我跟媒体经常讲尔冬升导演，不仅是好导演，而且对于制作，他有非常精准的安排，《窃听风云》拍得很好，就是他监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其实不一定非要大家坐在一起成立公司，反而是相互的信任，是更可贵的。大家交成朋友，最最重要是信任。于冬今天跟谁谈事做事，是有信用的。陈可辛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导演，就是信任，当时签了一页纸，对我没什么约束力，对他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大家就是信任。
新浪娱乐：博纳国际还有专门负责海内外发行的发行工作室，是由施南生负责，它的重要性是怎么来判断？
于冬：发行工作室跟博纳国内发行公司是并驾齐驱的两条腿，如果是纯粹的内地公司，原来是买片，人家给你片发行，但终究是一个市场格局的改变，过去香港片在海外的比重比在内地的比重要高，早期我买香港片的时候，大陆市场所给的价钱，基本上占他投资的10%，后来到30%，后来到40%，后来到50%，水涨船高，因为大陆市场在增长。当投资收益变成超过倒挂之后，大陆市场占到7成，但我们仅仅是买片的市场，但70%的钱都是我出的，一个电影我都可以拍了，版权还是我的。所以我们实现了港片内地投资，然后在内地拿回主要投资的收益，同时实现港片在香港传统市场的销售。这个概念等于是转过来了，原来是香港片卖我，现在是我卖给你香港片。
《窃听风云》实际上是纯粹的香港电影，是内地投资，然后反销香港，很成功。就就是我们在香港发行工作室的重要性，我不能让博纳同时做香港，我还得去建立团队，还得熟悉人脉，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就去求人，求谁呢，就是大家合作那么多年的，有商誉极好的施南生。她对国际市场又熟，以前她卖给我片，现在是我把片返给他，成立了一个公司，由博纳控股经营，施南生现在是执行总裁总经理，我是完全信任她。我们有了近十年的合作。她这个行业是多年的口碑和信任，不光对我，对所有人都有信誉，而且有专业的，所以我们很快建立了发行工作室。
发行工作室不光把《麦田》这些国产片带出去海外发行，同时做国际影片销售，它可以代理韩国片、日本片，在欧美发行，在东南亚发行，最近有部片是《感染列岛》，是发行工作室在日本买的，在香港上映。还有一部韩国片，也是五千万美金的投资。
新浪娱乐：怎么看待今年的贺岁大战，博纳有什么安排？
于冬：首先我们三部片已经排兵布阵了，我们之间不打架。《花木兰》提前11月27号，《十月围城》开机那天就说12月18号，《灰太狼》挑战春节。这三部片由我们的发行工作在今年的5月份戛纳电影节就谈好了销售，所以海外东南亚市场全部排了，别人再进来的片，要不缺一个新马，要不少一个台湾，要不香港排不进，都不是同时，只有我们三部戏全部是同步上映，这是国际发行跟国内发行的联手来制衡的。
贺岁档总体产值去年大概是16个亿还是17个亿，今年应该在23个亿到25亿，总量上会有大幅增长，在去年的基础上，会超过40%的增长。片子平均水平都比去年高。但是制作成本并没有去年那么高，总体制作费《十月围城》是最大的，其他的都不如《十月围城》，但《十月围城》也没有《赤壁》那么大的投资，《赤壁》很贵的，真得是六亿人民币拍的电影。总体来讲，这批片子至少不应该赔钱，赚不赚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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