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完全是一个自我的东西，谁都别碰，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刁亦男这么评价之前的两稿。而在第三次的修改中，刁亦男说他“把某种东西从内心中拽出来了一点。现实是很残酷的，你年轻的时候花个二三十万拍个东西没问题，但你慢慢长大了，希望做一些更大的、更复杂的东西，那就需要你更包容，更智慧。”在刁亦男看来，8 年之中《白日焰火》修改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妥协”，而是一种成熟。“无论怎么修改，不变的原则是我自己得喜欢，我不能将就拍一个不喜欢的东西，或者说心理上扛不住了咱们就凑合来吧。我得说服自己，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做平衡。”

　　监制沈旸拿着第三稿剧本找投资人时，前景逐渐明朗。很多投资方表示出了兴趣。但问题又来了——虽然剧本很好，但刁亦男不够有名，有人建议只买下剧本，然后再另找导演。“找投资的过程就是相互说服的过程，消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沈旸希望最大程度保护刁亦男的风格，而投资文艺片对民营电影公司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在众多投资方中，沈旸选择了有广电背景的资方进一步洽谈。一方面因为广电背景有更丰富的宣传平台，另一方面他们也相对更乐于扶植优质文艺片项目。

　　当投资方有疑问时，说话一向保守的沈旸说：“这个片子以后拿到柏林、威尼斯、戛纳，所有 A 类电影节上一定会获奖。”沈旸对《外滩画报》说，尽管寻找投资的这几年就像在黑匣子中摸索一样，但她对这部电影的成功从没怀疑过。

　　最终，有江苏省广电背景的“幸福蓝海”大份额参投，刁亦男也保留了执导的权利。8 年后，《白日焰火》终于走到了实质性拍摄阶段。

　　《白日焰火》和柏林策略

　　在开始创作电影前，刁亦男反复观看了《马耳他之鹰》、《第三人》，也在研究《历劫佳人》开场时奥尔森·威尔斯惊人的长镜头。然后他对自己说：“好，电影可以有这么多的表达方法，你只要跟着你的直觉来拍就行了。”

　　《白日焰火》的拍摄用了 57 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哈尔滨，机器经常冻得不能正常工作，但人还得扛着。“可能那么冷大家就容易抱团吧，越冷的时候就越需要温暖，反而形成了一种力量。”现在说起那 57 天的“不是人的日子”，刁亦男说，光记着冷，别的困难反而不那么清晰了，“有一些东西是导演必须坚持的，那也必须要付出代价。如果什么都妥协，最后的成品也在慢慢减分。”

　　在拍摄过程中，有一场重头戏要在监狱里拍，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拍摄。整个剧组就卡在那儿了，时间压力、金钱压力、档期压力全来了。制片主任找了几个看守所，刁亦男都不满意。“那时候我压力巨大，只要我说就凑合在这儿拍吧，电影就能继续进行。可我过不了自己这关。”最后，刁亦男做了决定，不拍了，剧组暂时解散。他回家修改剧本，换了场景，又过了一个月带着修改后的剧本在哈尔滨重新拍完。

　　“老刁的心态一直是平静的，这种平静源于他内心深处想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渴望。”同窗好友盛志民了解刁亦男和《白日焰火》共同经历的所有困难，“很多困难都是难言之隐，无法言说。”盛志民说，老刁要拍电影的心始终没变，他一直扼守着作为艺术家的底线。

　　“特别低调”是沈旸提到刁亦男屡次使用的词语。刁亦男的确不是个“能说”的导演，他内向，大部分时间宅在家。当《外滩画报》提出采访时，很多人建议我们用邮件往来，因为“老刁不太会表达，但能写。”这和性格有关，也和家学有关。蒋涛是刁亦男大学时代的朋友，有一次他见到了刁亦男的父亲。在西影厂做文学工作的刁爸爸对蒋涛说：“少干抛头露面的事，那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是要潜心读书，培养深厚的文学功底。写文章要从社会效益、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考虑，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不要就事论事，只讲皮毛。”

　　至今刁亦男都没有微博，除非万不得已也很少去做“抛头露面”的事。《白日焰火》获奖后，刁亦男推掉了绝大多数采访，因为他要“回西安看看爸妈”。

　　刁亦男不是个懂得策略的人，但对一部电影的宣发来说，必须有人懂得“策略”。

　　2013 年冬至那天，沈旸和家人本想早点休息，电话在午夜 12 点响了——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通知，入围了。

　　从接到消息到官方正式宣布入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沈旸意识到，这次的国际发行和刁亦男此前两部电影会完全不同，必须要在去柏林之前就找好国际发行公司，如果在电影节现场寻找买家的话，就浪费了一个大好的 A 类电影节宣传机会。

　　沈旸开始了一个月的倒计时。“柏林电影节有保密协议，我们不能提前把入围的消息告诉发行公司，只好含糊其辞。现在，整个国际市场消费文艺片的能力大不如前，但我们不仅要卖出片子，我们还要去谈 MG。所以必须提前作出充分准备。”2014 年 1 月 15 日，在官方宣布入围名单那一天，沈旸的邮箱收到了很多国际发行公司的邮件，“那时候就有点要抢的意思了。”

　　到了 2 月 8 日电影节开幕，三支“中国代表队”走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红毯。《白日焰火》的构成最为庞大，是唯一一个由国际发行公司、国际公关公司和国内宣传公司同时保驾护航的华语电影。沈旸说：“《白日焰火》是个文艺片，但我们给它配套的是商业片的宣传资源。我们希望它不仅在国际上成功，最终回归到国内也要有所成绩。”

　　《白日焰火》的英文名字是《Black Coal,Thin Ice》，这里隐藏了电影里最重要的一场杀人戏。而“白日焰火”则暗示了故事的另一面——尽管现实冰冷残酷，但诗意尚存。刁亦男说：“一个人如果在白天放焰火，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宁肯你们看不见，焰火也会努力绽放。白天的焰火也许比夜晚的更美，更富有真正的希望，真正的温暖，真正的复苏。”

　　专访刁亦男：你需要把你的表达隐藏起来

　　B=《外滩画报》 D=刁亦男

　　B:《白日焰火》在 8 年中三次修改，听说这个剧本比之前两稿加强了商业元素。是悬念、情感，还是别的什么？

　　D:你说的这两方面全都加强了。一个是案件侦破的悬疑、案件的凶险度、包括这里边的情感，尤其是桂纶镁饰演的女性角色都加强了。我们是按照一个侦探片去做的，结合我个人的风格。其实很多东西想通了以后按照规律操作就可以了。我很喜欢侦探小说，我认为在小说当中它是站在最前沿的，不仅仅有知性，还有感性，它是更加复杂精妙的文学类型，用在电影里也是一样的。所以《白日焰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商业元素的电影，它还有很多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反映人性复杂性的东西可供体会。

　　B:您说的“想通了”是怎么回事？是豁然开朗，还是在现实挤压下的一种被迫选择？

　　D: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感受，也不停地阅读。其实在这些年，我们国家对西方电影的介绍也更加全面了，从 2002 年到 2012 年这十年，我们对好电影的认知也更加丰富。好电影不仅仅是批判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伊朗电影或者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很 open 的空间，任何一种类型的电影都可以拍得有自己的风格，不那么庸俗，只要你保持一颗创作的心。每一个电影都有它的体系和阐释空间，知道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去拍了，好像心里有了底。

　　B:《白日焰火》发生的城市是哈尔滨，为什么要放在东北这个地方？

　　D:电影里有一场杀人的戏，我不想剧透，那个情节必须要在冬天，夏天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本来想在抚顺拍，2009 年看过一次景，但是 2012 年再去的时候那个城市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前选的一些景已经没有了。摄影师董劲松说那去哈尔滨吧，那边更冷，雪也更多，也许能呈现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雪的影像。哈尔滨是个省会城市，它的空间比抚顺更加丰富，整个格局可以主宰这个电影，所以到哈尔滨选景时我们就更游刃有余了。

　　B:您是有多年阅读习惯和积累的人，侦探小说算是您最偏爱的一种文学类型吗？

　　D:对，从小就喜欢看。但是小时候看的都是《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些，中学的时候就看乔治·西默农了。后来看了劳伦斯·布洛克、雷蒙·钱德勒这些，最近这几年喜欢达希尔·哈米特，他是一个硬汉小说家，《马耳他之鹰》的作者。后来《马耳他之鹰》被约翰·休斯顿拍成了电影。近年我们才把哈米特介绍过来，实际上他是鼻祖哇，很牛，钱德勒也是学他的。人到了四十岁以后特别爱看侦探小说，像玩智力游戏一样，一边看一边品味吧。

　　B:您和您同代的导演有个很大的区别，您从一开始就注重电影文本的故事性。因为您是编剧出身，经历过“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的训练，还是因为您的电影观就是如此？

　　D:我上来就希望先有一个好故事，没有好故事不可能把一些东西强加给观众。除非你的电影非常实验，以形式作为整个电影的动力，比如说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或者《广岛之恋》，它的情节都相对松散。但那得有一个时代背景，在阿伦·雷奈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做这种探索和实验，观众本身也能接受，所以它可以忽视情节。但如果不是这样的电影，讲一个基本上完整的有意思的故事是前提，你需要把你要表达的东西隐藏起来，回避一下，暧昧一点，这是任何艺术的宗旨。我喜欢不直接地告诉观众什么是什么，而是让你自己去体会，这个东西慢慢就会变成一种味道，你可以去闻它，但不一定要抓住它。这是故事可能会带来的好处。

　　B:在您身上能看到一种难得的静气，您有过特别焦虑的时候吗？

　　D:如果急于拍一个电影又不是你想拍的，那还不如不拍呢。人的能量就这么多，你别别扭扭地拍了就消耗掉了，那个能量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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