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报记者 王轶庶
这几年一有中国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国内媒体总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功利心寄予厚望,结果无非是这样:落败、失望。记得在去年采访张扬时,他就表示过导演能去参赛已是一种荣誉。今年贾樟柯的《任逍遥》去戛纳前似乎就他自己是冷静的:“能来戛纳就已经很幸运了。”而对他充满幻想的是我们这些对中国电影怀着类似于“冲进十六强”这样热切期待的人。故事重复着同样的结局,印证着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道理。6月3日刚从法国归来的贾樟柯在面对记者时仍十分平静,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就像他所说
的,当你看到人到老年的马丁.西科塞斯那样充满活力,62岁的阿巴斯在街上健步如飞,贾樟柯真的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机会等着他。
记者:这次戛纳没获奖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件好事?让你不必过早地背上名誉的包袱。
贾:得不得奖都应是同样心态,都承受得了。我想荣誉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包袱,因为我知道自己要面对的不是作品以外的东西。
记者:对这次国内媒体对你的高度期望和失望怎么看?
贾:特别感谢媒体对我的关心,因为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当时在巴黎接受中文媒体采访,他们问我这次没得奖会不会因为有其它原因,我说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作品不够好,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推卸这种责任。
记者:你如此看重一个奖项对你的肯定吗?
贾:奖是有一个认定的。如果加入了游戏就会这样,要不就像伍迪.艾伦一样永远不参赛,否则你就不要反感这套规则。
记者:当宣布获奖名单时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贾:宣布前我已离开戛纳,因为之前我已感觉到不会获奖。
记者:我看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你更喜欢《俄罗斯方舟》,说它在电影本体上的贡献大过波兰斯基,当结果不符时你怎么想?会觉得评审团不公吗?
贾:不应该这么说,只是艺术取向不同,今年评审团在商业与艺术间谋求一个平衡。拍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没拿奖也没什么。反倒是林泽权,他拍过100部电影,而韩国电影这些年发展得那么好,今年也才是第二次拿奖,如果说不公我认为对韩国电影倒是有点不公。
记者:我看到国内网站上有篇文章说你的新片在法国饱受恶评,当时看到那些评论你个人心里怎么想?是否觉得老外没看懂你的片?
贾:根本没有啊,整个评论都很好,法国的《世界报》、《解放报》、《电影笔记》都对影片有些过誉,我看到有文章说首映礼没几个人,但首映那天我看到的情况是爆满,所以谁说的你都别信。我了解的情况是媒体出乎意料的好,最后影片没得奖,《解放报》有个记者还忿忿不平地写了篇文章说贾樟柯为何没得奖?有一本年轻人杂志对22部参赛片逐一评价,他们把“金棕榈”颁给了《任逍遥》。其实我带着自己的片能与那么多曾经崇拜的导演在一起交流,我已不在乎得不得奖了。记得1989年我去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颁奖时论坛主席对我说,作为电影没有可能拿来评奖,它是一种文化,不是体育竞技,但电影节作为狂欢娱乐还需要拿它来作为一个噱头,他当时对我说出这么中肯的话,对我今后都有很大帮助。另一次经验是《小武》在南特电影节拿奖,侯孝贤颁奖给我时说:“这个就是一个游戏,你要学会面对你自己,别人帮不了你。”所以有了这两次经验,我这次在戛纳心情特别愉快。
记者:抛开外人的看法,你自己对新片的评价是怎样的?
贾:在新片里我找到了很多新的东西,DV拍摄与传统不同,与演员相处、发挥想象等方面,以及创作压力也不同,这是即兴创作,我非常享受这种乐趣,而且觉得它是一种高速运转,有点像写作,很难被中断,所有的激情灵感都集中迸发出来。
记者:但怎么看到有文章说它拍得苍白沉闷,观看该片的经验“就像是在看一部盘面带有划伤的光盘,观众会以为自始至终是在对着同一段反反复复地播放”?
贾:我猜这个人一定没看电影,这次我们用DV拍,还做了磁转胶,在法国做后期,成为他们的技术推广范本,怎么会有那样的评价呢。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对我的电影技术的挑剔,但都不会像这次说的那样,其实我用的摄影师一直是一流的,这种评价对他来说不公平。我想可能是大家看到我的影片都是通过盗版吧,那不能代表我的影像水准,你们如果在影院看我的片一定会为摄影师的技术吃惊,他用那样的手提摄影机拍成这样非常不错了。《任逍遥》的画面这次出奇的好,我们还特别注意了色彩,当然我不是否定它有粗糙美学方向。
记者:之前赵涛获奖呼声很高,结果是否失落?与获奖女演员比两人是否各有特色?
贾:赵涛比我还放松,因为大家都觉得得奖这事没必要强求。我觉得她与卡蒂.欧提恩是同一类型,属于能打开内心世界来表现的,不保护自我。现在有些演员喜欢将角色与自我之间建立一个分离地带,给观众一种暗示。但她俩不是,如果我是评委也会颁奖给卡蒂。
记者:本届戛纳电影节中亚洲电影的表现怎样?
贾:从80年代到现在,亚洲电影都十分活跃,现在这种活力还在。80年代是中国和日本电影发展时期,后来转到伊朗、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国家,现在是泰国和韩国电影最兴旺,今年“一种注目”单元设立了一个奖就颁给了泰国电影。我觉得今年亚洲电影的表现总体上都挺不错的。
记者:你的影片在法国放映挺受欢迎,如果在中国放会有很多观众吗?
贾:不会。法国观众比较了解我,因为他们接触我的片多,当我入场时大家都起立鼓掌,我就像个受宠的孩子,放完他们又鼓掌,我看到的是他们真心支持我的电影。其实在法国也是一部分观众喜爱我的电影,所有电影都只可能是一部分人群喜欢,像戈达尔、伯格曼,要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简直是幻想。这没什么,艺术电影就是这样,既然选择了这种电影就要接受这种现实。
记者:听说你也准备拍主流电影,从以前的状态转换过来很难吗?
贾:拍主流电影是我的一个计划,也是希望多一些探索方向,但创作不会变,还会是艺术电影,但改成主流电影除了投资要更大,还会找一些明星,制片模式也会有大的改变,美术量以前依赖实景,但现在可能就要增加置景工作,也不容易拍。本报记者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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