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影盛事中，若要比热闹和富丽堂皇，奥斯卡的确当仁不让。在我看来，个中原因有三：一是要的就是这份得意。因为参赛影片都是票房“大鳄”，无论是制片人还是演员，都是一派踌躇满志的神情。二是看的就是这份人气。商业运作和明星制的成功为的是吸引眼球，许多明星参加奥斯卡的缘由原本就不是为了评奖，而是为了露个脸。三是演的就是这份感激。受基督文化的影响，感恩是必须的，获奖者大都会如此这般地感谢一番。问题是这种感激总给人一种演戏的味道，不是表现大感意外，喜极而泣，就是言辞千篇一律，扭捏做作。如此说来，奥斯卡本就是一个大Party，就是一场戏，仿佛北京的庙会，看的是热闹。

　　对于我国的电影人和观众来说，奥斯卡实在是可望不可及，因为人家注重的是商业评判标准和美式道德标准，最要命的是要求北美的票房数量，因此我们也就只有看热闹的份。无奈之余，只好把目光转向其它电影盛会，比如戛纳。

　　戛纳的确不同，戛纳有点像一个画展。人们一幅幅地看过去，看到的是种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植于影片的背景中，让人们体味到了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不同人生。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一种生存状态，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它都在那里，被一些人实践，被另一些人拍成电影，再被更多的人欣赏。例如中国电影，《霸王别姬》中展现的中国历史的厚重和中国人在那个年代人性的禁锢。《花样年华》所描述的则是另一类中国人，他们“发乎情，止乎礼”，让戛纳的评委们差点要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小资情调的渊薮。无论如何，人们看到了别样的中国文化，这些文化是人们所期冀和向往的。

　　学电影文学出身的贾樟柯似乎深懂此中三味，因此他将《任逍遥》送去戛纳，他希望自己拍的这部电影告诉了人们他周围人的生存状态。同样因为深懂此中三味，贾樟柯在《任逍遥》铩羽而归后却无不平静地面对一切。面对娱记们的质询，他总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不，干脆直言“能走到戛纳也不错”。

　　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有些电影人实在是过于浮躁了，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象他们的生活一样地浮躁，因此他们弄了一大堆DV，幻想着以中国的名义来杀开国际名声。《寻枪》的导演陆川在柏林电影节上就曾听到过外国观众的质疑：“为什么中国电影都是如此这般，像快餐一样？”他的心情立刻不好了起来。看着人家王家卫、李安等人在国际上频频拿奖，有些电影人觉得有责任是时候了，引得国内的观众也有人开始膨胀。只要登陆各大网站，翻开大小报纸，总可以看到一大堆对于中国影片今年在戛纳不获而归的诧异和不平的文字，很是浮躁。说到浮躁，应该还是人家欧美经历得多，着急谁不会呀？人家商品经济的历史要长多了。

　　其实，人家着急的是自己的事：种族主义的危害，极右势力的抬头，所有这一切使得波兰斯基和《钢琴家》恰逢其时。今年的戛纳有点特殊，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戛纳的评委们不为世界人民想想，也得为自己想想吧。戛纳不会把眼睛死盯在一种文化上，这可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温良恭俭让可以让评委们怦然心动，但也不会从此“反认他乡是故乡”。戛纳今年没有高高挂起大红灯笼，但也不能从此一蹶不振。因为戛纳不是奥斯卡，我们的电影人也大可不必痛心疾首，不就是在戛纳少露了一回脸少了一些踌躇满志么？至于人气，只要作品好，总会有的。有时间还是多看看别国的优秀影片，既是学习，也可以说是温良恭俭让。(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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