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王小帅在电话里说他很忙，真见到他，倒是一副悠哉的样子。见到我们，一时还没了状态，弄得我们也有点紧张。实际上王小帅还是很亲切的，包括这种紧张。果然，还没聊几句大家就全都卸了包袱，就像在酒吧遇到一个朋友的朋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王小帅工作室里，放了一些旧式家俱和风车。还有墙上，按文革时的风范，红底黑字地写了六个大字“人民电影公社”。不知道这是王小帅的后现代，还是王小帅的理想。
我对人的异化感兴趣
新：《17岁的单车》什么时候公映？
王：通过是电影局的事，发行是北影的事，我不太清楚。一个老片了，能抽着空档放放，挺好。
新：最近在拍什么？
王：在弄剧本，年中和上影厂有个合作。反映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东西，讲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事。无所谓背景，还是小孩的印象，大人的世界这些东西。
新：你的影片前两部是反映艺术家的，后面的都是一些底层人的生活状貌。
王：都差不多，我主要对人的异化及对人将去何方比较感兴趣。
新：第六代电影实际上反映的也不完全是边缘，也是工农兵，关键是导演的态度，使这些人物边缘化了。
王：对。一种是拍电影的态度，一种是跟过去电影的定式不太一样。其实世上只有活着和不活，没什么边缘不边缘的，地球都是圆的。
新：到了《17岁的单车》，相对你以往的作品它的故事性好像强了一些。
王：有这个变化。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会有种冲动，想改变中国电影长期给人们带来的那种固有认知，这种冲动占了很大份额。再往下拍，你的情绪和感受已经得到表达，你的电影还要往前滚动，那么人的精神状况和情绪状况就得在事件中体现。
群策群力与坚守个性
新：你之前有部片子得到过公映。
王：对，是尤勇演的，原名叫《房子》。
新：是部主流影片吗？
王：不完全是，讲的是买了房子后一个比较尴尬的喜剧，最早是比较黑色的，后来改了一点。
新：这种改变是你自身还是顾及票房或别的什么？
王：在《梦幻田园》之前是我自己写剧本，个人化一点，拍这片的时候我想把自己躲开一点，所以很多人在一块儿讨论。这里面也有个斗争的过程。这是个尝试，也是个经验。我现在做片子就不会有公开的讨论，毕竟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新：可以说《梦幻田园》跟你的想法还是相差太远。
王：对，不过这个东西出来也说明大家群策群力的东西更保险(笑)。
新：电影的个性，有的个性放得很前，有的个性放得很后。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就放得很后。
王：商业片操作程序上，导演的个性是放得靠后一点。由不得你，导演只是完成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齿轮。话说回来，商业片真要做到一定程度，你看好莱坞这个轮盘已经转得很顺了，它还是要找很有个性的导演，在很规范的操作里面会冒出很智慧的火花，这才是一个好的商业片(新：商业机制)。美国电影平庸的也很多，斯皮尔伯格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他的个性。
新：好的商业片也是那些有个性的商业片。
王：当然。我们进口的电影越来越多，你也会看到烂片越来越多。我们之所以觉得好是因为我们看得太少了，商业片要好的话，也好在它有个性。《无间道》一上来大家觉得好，也是因为它的个性。《枪火》也是。虽然是商业片包装，但还是导演的个性占主导地位。
新：商业片和文艺片同是个性这个词，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王：制作模式上不同。比如文艺片，很多导演从事编剧，一开始导演就占主导地位，而投资和发行就围绕导演的特点在做。这个导演的作品只是40岁的人在看，就稳定这个市场，至于能否拓展那再努力。商业片的观众群不是固定的，而是越多越好，所以它对未来市场的估计反而没谱了。所以商业片在前期操作时，制片和剧本已经把模式固定住了，而导演必须进入这个模式。操作秩序和导演的主动性都有很大差别。这是我个人体会。
新：你会拍一部完全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商业片吗？
王：这个很难说。
话说《英雄》
新：当一个艺术家的受众群比较宽的时候，他的锐气常常会消失。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王：这不光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规律。老崔(崔健)曾经那么辉煌，让那些玩电玩的人、玩朋克的人还有我们当年的那种体会，这也有点强人所难。老崔还可以开演唱会，还可以继续做音乐，我们呢？对他的那种期望也在改变。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本身，你也在改变，你多么希望老崔还能带给你当时的那种激动和刺激。你在回忆和缅怀当年的激情，受众也是这样的，但时代已经改变了。
新：你怎么看待张艺谋慢慢走向主流，他拍《英雄》你怎么看？
王：这是他们的一个责任。我读解他拍这个电影，是他到了一定程度得突变，你让他简单回头是不可能的。这个突变一方面是为他自己，一方面也是种责任。中国电影这半年多一年多的变化得归功于《英雄》，对电影本身，我们暂且不论。中国电影改革和市场的状况正在僵持的时候，他有条件去搅这趟水。2亿5千万票房，这是给所有人的一个震动。
新：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优秀的导演最初的贡献是电影语言，当他有权势和能力的时候，他就得为电影事业做贡献。
王：这个总结很好，这都是中国特色，话说回来也是个悲哀，我们把整个电影的改变和拉动寄托在张艺谋、陈凯歌身上。我们电影的分类、观众的培养都没有做好，使拿票房变成这么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本来是要让他们去拍那些更有文化价值的电影，反过来，是让他们去搅动整个大市场。
艺术片的市场
新：有人说电影很难成为一个个体化艺术。
王：确实很难。在我们这里就更难。官方不认同，老百姓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准备去认识。
新：中国电影，从官方来讲还是很重视的。
王：是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处在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
新：田壮壮拍《盗马贼》的时候，他说他是为下个世纪的人在拍。
王：作为《盗马贼》，当时我们没有渠道，也没有胃口去消化这部电影。它是部好片子，但只能搁着。比如现在改革了，允许一些小影院去放这样的片子。像绘画，有收藏家，一张画2千多万美元都拍回来。将来也会有这样的发烧友，他有钱，他申请到执照去开一家小的影院，他可以把《盗马贼》拿出来，我来放，放半年。赔了，他活该。就像看准一个画家，结果赔了，没办法。也就是说，艺术片它也有市场，它只是另外一种观念下的市场。像《17岁的单车》，我从来没有想过每个人都能看到。没准上来20万的观众，它就存活了。
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样去培养我们的受众。
王：我去卢浮宫的时候，看到很多法国的很多小孩子坐着临摹名画。这样的孩子长大了，直接面对名画，这对他们成长以后会有非常好的影响。而且，整个民族以此为荣。我们现在也开始，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就拉着小孩去上补习班，学钢琴、画画。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心，那就要看我们国家整体去培养它，鼓励它。最近，我听说《17岁的单车》进了中学美术教材，我是心中窃喜。
愿者上钩
新：如何看待第五代电影？
王：他们80年代出来的时候落差太大了，确实颠覆了过去的审美经验。那时候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还有集体意识加在一起，就树立了一个很大的丰碑。整体往前推动，它总会散掉，要看它散掉之后的东西。当一个艺术家以个体去面对社会的时候，新的阶段就来了。现在的新导演天生就以一种个体的状态去表达，去适应这个社会。让我们集体去反思历史可能没有人会做，让每个人以个体存在的状态去表达他所面临的问题，他撞了墙会告诉你，墙是什么。而不是整体退出来，总结这个墙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创作形态。第五代处在文革结束，大家都在反思的这个阶段，大家都在总结。如今人家已经总结过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总结了。而我们又面临一场巨变，我们的主人公都是茫茫然地往前走。
新：第五代导演有哪些给你印象很深。
王：有的确实给我非常大的震动，不是模范，恰恰是一面镜子。像《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我以前学绘画的，当时绘画的思潮正好和这些电影很吻合。但我不会这么去拍，拍电影就不要搞绘画，搞构图了。
新：你说的这些，都是电影语言上的。有没有触动你感情的。
王：有，《秋菊打官司》就是好电影，收敛、扎实，对我很触动，是个很高的丰碑。还有《小城之春》，也是非常大的震动，特高兴。我在上海看的，影院旁有很多海报，都是拼命削尖脑袋吆喝人进来，挣钱的那种。《小城之春》放得很安静，人不多。我很感动，还有人这么清醒、平和、坚定的去拍这么阳春白雪的电影，还有点愿者上钩的意思。
新：现在很少有人具备愿者上钩的心态了。
王：对，就像酒吧文化刚兴的时候，就开个酒吧。你有钱有闲暇的时候，很安静地进去坐坐。当这个能挣钱了，酒水一本万利了。中国人就变味了，把好的东西都整变味了，就拉客。“先生到我这来，有音乐了，酒水打折了”(一口粤式普通话)，这就是急了。我要碰到这事，我就不去了，想去也不去了。你小音乐放着，人家想去就去，你急什么。现在有些电影，就是急了。各种手段都上来了，急吼吼的。所以看《小城之春》的时候，觉得非常清新，不着急。就像围棋似的，大家都在争地夺子，你在棋盘空白的一角“啪”放一个，将来就会起作用了。第六代做的一些事情，也有这个作用。
存在即合理
新：《恋爱中的宝贝》你看了吗？
王：没有。
新：那《花眼》呢？
王：这个看过，这片子可能不是我要的类型，但人家有它存在的理由。我这人比较钝，有的导演比较敏感，变着花样去观察。很多东西源自于社会，大部分的小孩从一出生就玩电玩，裤子也花了。他们接受的视觉就是这样，现在好莱坞把电玩放进来。就是说，他们是在想办法，把现在的一些很炫的东西放进来，去迎合年轻人视觉的需要。这种导演是善于动脑筋，善于抓时尚。
新：你认为纯形式的电影有存在的必要吗？
王：从我个人的遭遇来看，我就特别鼓励任何东西的存在。你不要去管它，既然你进入商品社会，由市场自然去调节，除了大的，像汇率这样的，靠国家去调节。我明天做一个黑玻璃杯行不行，可以。刚开始新鲜，喝着喝着别扭了，我倒在里面的东西看不清了。你不要了，你还是用“白”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没人买黑的，就不做黑的了。不要人为的设定，应该让它去自生自灭。
新：说到这儿，第六代对中国电影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王：如果说，略有贡献的话。就是向大家的证实，每个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权利。我们是石头缝里的一棵草，缝里还有泥土，所以长出来了。事实证明，我们是草，而不是石头。
王小帅，1966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往贵州。1981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3，开始执导影片，多部作品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2001年的《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是第六代导演中的主力人物。(整理/赛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