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新闻《“茉莉花”再度错过“花期”》后，手仍然放在电脑键盘上，似乎有些话还未说完。
说实话，昨天现场的记者都有些激动，矛头指向《茉莉花开》的导演侯咏，抱怨他为何不肯将拷贝送来，我也有类似的抱怨。但写完稿件后，我也扪心自问，若是我，遇到这情况会怎么办———因为一旦影片送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按国际惯例，其就丧失了参加其它
同级国际电影节评选的资格，而那种机会已造就了此前众多导演的“跃龙门”。无论从导演的追求看，还是影片的发行看，送到“外面”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导演在各方游说下，做出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决定，但在最后一刻却仍在思想斗争：毕竟影片就像自己的孩子，是让其出国深造还是在国内读大学？孩子的父亲犹豫了。他这一犹豫不要紧，但害得观众和媒体有了怨气，“不守信用”、“崇洋媚外”之类的议论纷纷浮现。中国人将“信用”看得很重，不管导演有多少理由，起码在观众面前，他失信了。好在，令人宽慰的是，最后组委会表达了自己意见：不会因此处罚导演。
我很欣赏这个意外的答案：要知道，这体现了一种宽容，其宽容度甚至超过了戛纳电影节对王家卫的一再等待。同时，这也意味着电影节对导演个人选择的一种尊重，即使他的选择超乎常规。
在这里，我想对那些赶去看《茉莉花开》的观众说：虽然朋友失约于我们，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拥有组委会那样的大度？当然，我也想对侯咏说：有时候看似现实的答案未必就是最好的答案。
还有三天，我仍然在等待着“茉莉花开”。
作者：李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