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一个曾经被中国电影忽视的名字。2005年4月，他的《世界》在全国公映，这是他“解禁”的第一部电影。在《世界》公映之前，他所有的电影都不能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和观众见面，贾樟柯的影迷只能通过刻录盘和DVD去看他的电影，去了解贾樟柯。今天，贾樟柯终于带着他的《世界》浮出水面。
地下电影走进电影院 贾樟柯会否见光死？
八年前的山西汾阳，贾樟柯带着一个几乎全是年轻人的剧组，用38万元的经费和租来的设备及有限的16毫米的胶片，21天的时间，拍摄了电影《小武》。
山西汾阳是贾樟柯的老家，贾樟柯在这里生活了2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考上电影学院，可能现在就是县城的一个混混：“那时候，有一天，我在街上拉煤，突然有一架飞机从天上飞过，飞机飞得很低，感觉就像擦着人的头顶掠过去一样，发出巨大的轰鸣，那几乎是我在汾阳遇到的最大的奇迹，除此以外，那里的生活太平静了。”
《小武》在第4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青年论坛首奖、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那一届的柏林电影节让贾樟柯横空出世，被评审专家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本月12日晚，信报记者在沙坪坝特意“捉”到刚下飞机的贾樟柯，和他展开了一番关于“电影回到电影院”的对话——
时代信报：记得几年前，你曾说过，有一次在某地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了，就只好改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放。走廊上漏光，你要求遮一下光。大家就开始找布，拆了窗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有问题。突然你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如今，你的《世界》终于可以在电影院公映了，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有很多评论家认为我是回归体制了，或者说我从“地下”走到“地上”了，其实，我觉得《世界》的公映，只是意味着我回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了，撤除了隔在我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体制不是人的归宿，它是隔在导演和工业之间的东西。我现在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工业中去，从私人感情而言，是不想被人忽略。以前有不公平存在：因为不能公映，就和电影观众和电影工业隔离开。现在事情变正常了，那么我们就顺应工业的要求。
时代信报：顺应工业化的要求是什么意思？
贾樟柯：以前我们只是制作影片，而把宣传和发行工作交给国外的投资商或者发行商。而现在，围绕《世界》我们要进行很多的商业推广上的工作：制作海报、把主题歌制作成MTV，也就是说在拍摄工作完成后，我们要自己去寻找影片中能够和宣传和大众和商业紧密结合的点，并且加以开发。即使影片本身，我们也要考虑片长，以利于院线方和影院进行排档；还包括“15天跑11个城市”，这些为推销《世界》必须要做的作业。
时代信报：《世界》公映之前，许多评论家认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标志，关系到“第六代导演”和“地下电影”的命运。他们担心《世界》不完美，影响“地下电影”和“第六代导演”的命运，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贾樟柯：我不看这种评论，电影本来就是让人们品头论足的事情。那些评论就是希望有一个人创造一个奇迹，但是一个人一件事不能代替一个群体的工作。
时代信报：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地下导演”走到地上“见光死”的问题，你为这个问题担忧吗？是电影质量还是别的原因导致了你们和观众的距离？
贾樟柯：我觉得这跟电影质量的关系不大。因为，独立电影有10年的历史是不被公众了解的。我们创作的方法，观察中国的角度，对观众来说是陌生的。
我喜欢用“时差”的说法——10年里面，这些年轻导演所探询和寻找的东西，没有与观众同步。要接受和适应这样的电影，对观众来说需要时间。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大部分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有一种真正的民主性。这种民主性表现在没有强加给观众一个观点，让观众被动地接受。我觉得这是现代电影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问题是，这样一种电影的精神，普通观众还没有习惯来接受。他们都会问，你在说什么？你究竟要告诉我什么？
同时，我们的市场经验还不是很多。大部分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是在这一两年才被允许在国内公映。
我们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导演，整个文化、整个国家进取的方向，都在推动他们的事业。今天，我们完全是在一个经济运动里面，去做一个文化事业，这是很吃力的。这种吃力，不单是电影的吃力，所有的文化的部门都非常吃力。
时代信报：《世界》在北美已经得到了400万美元的版权收入，早已收回了你自己核算的1800万人民币的成本。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世界》在中国的票房好坏，是不是对你无所谓？你如何看待市场？
贾樟柯：这两天我非常开心，《世界》公映之前，我对《世界》的票房没有什么期望，可这两天，仅仅才公映两天，我们已经有45万的票房。深圳一天单日票房超过10万，广州8万，上海5、6万，在同类电影中这个成绩是出类拔萃的，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当然真实的情况要两周过后才能知道。沈阳是个例外，一天就下片；这是个非常极端的情形，但这种情形也非常正常。每个地区经济情况、发展水平、消费习惯不平衡。我们更看重几个重要城市的院线票房有基本保障，这令我们很开心。
在票房上，我一直都说“一块钱不少，一千万不多”。北美版权我已经卖出了400万美元，其他海外版权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是这个数字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中国市场，不是惟一的市场，所有的收入都是钱。虽然对我而言，中国市场的文化意义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