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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几位韩国电影人成为电影节焦点——韩国导演姜帝圭、釜山电影节主席金东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秘书长金惠俊。受到关注是因为这三个人正好代表了韩国电影兴旺的三个重点——韩国最好看的商业电影、亚洲最活跃的电影节和帮助韩国电影称雄亚洲的电影制度。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这三位电影人时，听到了他们从自己立场出发，对于中国电影的热烈建议。
别人告诉你“不可能”的事，往往比“可能”的事更有价值，我就是照着这条路在做商业电影。——姜帝圭
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会让人觉得，上海电影节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电影节。——金东虎
姜帝圭，韩国商业片票房奇迹制造机
姜帝奎
上海电影节开幕当天的评委见面会上，姜帝圭被记者要求现场说出他去年看的三部中国电影，有点尴尬的姜帝圭只说出了《十面埋伏》和《无间道Ⅲ》。在我们的采访开始前，他特别向我说明，其实还看过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只是当时想不起片名了。虽然姜帝圭对于冯小刚如此看重，但当我要求他点评《天下无贼》的时候，他却婉言谢绝了：“我有自己的观点，和媒体说不合适。”
但说起自己成功的经验，他并不谦虚。他只拍过三部电影，第一部《银杏树床》创韩国1999年票房第一，被称为韩国商业大片的开山鼻祖。第二部《生死谍变》创下了国内的最高票房纪录360亿韩元，使得进入韩国电影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从原来的15%增加到37%。第三部《太极旗飘扬》将最高纪录刷新为781亿韩元，创下了超过1109万人次进场观看的纪录。
像陈凯歌张艺谋那样放开
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近来看到的中国商业片来看，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姜帝圭：中国商业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太少了。很多中国导演都喜欢艺术片，和艺术电影比起来，商业电影的生命力很弱。但我的观点一直都是——商业电影是艺术电影的土壤。先把商业片拍好，然后再拍艺术电影，先有土壤，后有花。
记：除了数量，中国的商业电影还缺些什么？
姜帝圭：所有的商业电影，都会遇到一个所谓“极限”的问题。就像70、80年代的香港动作片，在表现暴力、动作的方面非常厉害，整个亚洲都在看他们的电影。为什么在90年代这种电影就没落了？就是因为我说的“极限”。观众看动作、看暴力的好奇心是有极限的，一旦这个极限达到了，他们就不满足了。要突破这个“极限”，就是要在原有的电影模式里面不断加入新的东西，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真的商业电影。比如说导演对社会的批判，对政治的讽刺，对自由的表达，这些东西可以给商业片持续的生命力。
记：冯小刚在这个方面做得怎么样？
姜帝圭：他是中国一个必不可少的导演，他在中国电影中起的作用非常大，让中国的电影变得很健康。他的电影有这种不断打破自己原有框架的趋势，比如他的《天下无贼》和以前的喜剧是很不一样的。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中国如果有10个，中国商业电影就好了。
记：你觉得冯小刚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姜帝圭：他把观众吸引进了电影院，他的电影，对中国观众来说有一种信任感，我听说中国观众只要听说是他的电影，都会去看。这种信任的关系是非常难建立的，非常宝贵。
记：你认为亚洲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电影来抵抗好莱坞？
姜帝圭：我想首先就是要培养亚洲级的明星、导演，不要只想自己国家的观众，把眼光放开一点，就像你们中国的陈凯歌、张艺谋这样的导演那样。另外是在选择影片的题材的时候，选择能引起整个东方共鸣的影片，我现在就是在试图做一个亚洲化的片子，不仅要考虑韩国观众，还要考虑中国、日本观众。当然，在本土的成功是最重要的，如果连身边的人都感动不了，那你还指望能感动谁？
专门挑战“不可能”的事
记：从你自己拍的三部电影来谈，是怎么不断打破“极限”？
姜帝圭：我的三部电影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三次对自己极限的挑战，挑战无数人警告我“不可能”的事。第一部电影《银杏树床》是魔幻电影，当时的韩国没有魔幻电影，大家都觉得只有好莱坞才能拍出好的魔幻电影。所有人都反对我，他们说电脑技术也不行，太难了，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做了，结果行了。拍第二部电影《生死谍变》的时候，别人听说我的电影里会有朝鲜的人物出现，全都认为不可能成功。他们说如果要看间谍电影的话，当然看美国的FBI、CIA的故事。但是我不这样想，除了武器和科技，南北的亲缘关系、离散家族是更有看头的东西。结果我又成功了，创造了第一个韩国票房神话。第三部我开始想做战争片《太极旗飘扬》，还是有人反对我。这次大家是说制作费用太高了，“你花那么多钱，就是讲一个兄弟情的故事，有必要吗？现在是反战的，战争电影没人看！”这是我听到的最多反对意见的一次。我后来就有一个经验总结——别人告诉你“不可能”的事，往往比“可能”的事更有价值，我就是照着这条路在做商业电影。
记：那你判断“可能”和“不可能”的基础是什么？
姜帝圭：我常常和观众交流，他们喜欢看什么，想看什么是我经常问他们的问题。而且我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在电影院里我非常注意观众的反应。他们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叹气，我都在观察。我把这个看做对自己的训练，直到今天我都在做这个训练，每个月我一般一共看20部电影，其中在电影院里大概看6部，这个训练是让我成功的基础。
记：你的电影都特别注重宣传，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中国电影借鉴的经验？
姜帝圭：比如《太极旗飘扬》，我在韩国用的宣传费是400万美元，在日本用了800万美元，我很舍得花这个钱。一部商业电影刚出炉的时候，就像是日本的“刺身”，非常新鲜，但是不能保鲜。它的价值必须马上体现出来，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吃掉它，抓住时机，做所能做到的最大宣传，这样才能实现一部商业电影的价值。
记：“做不可能的事、做最大的宣传”，建立这些商业片模式的时候，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姜帝圭：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断挑战自己，这个很难。还有一个就是打破其他人固有的思维方式，改变他们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很难。
记：有过失败的经验吗？
姜帝圭：我自己导演的电影没有，但是我制作的电影有过票房非常不好的(姜帝圭监制的《海底深蓝》是2003年韩国票房最差的10部电影之一)。我分析过失败的原因，当我自己做导演的时候，我把每一部电影都看做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电影，我总是告诉自己，这部电影上映的第二天你就要死了。我的目标是，即使死了，有这样一部电影留在世界上我也没什么遗憾了，所以我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有些人喜欢抱着玩的心态拍电影，所以他们会失败，不认真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制片人，还是做导演更好。
最想拍《成吉思汗》
记：中国很多导演为了冲击海外市场，都在使用外国演员，但是你的电影都是用韩国演员，海外市场也很好，你是怎么看的？
姜帝圭：外国演员对海外市场有促进是肯定的，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这样的。我的下一部电影就要使用外国演员了，现在正在写剧本，这个故事里面至少要用一个中国演员。
记：《成吉思汗》听说是你最想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不是你所说的能引起整个东方共鸣的电影？
姜帝圭：这部电影的剧本我已经写出来了，但不是很满意，还在修改。我希望能是的。
金东虎：上海电影节，不是真正自由的电影节
金东虎
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Piff)主席，金东虎办起了亚洲最活跃最有特色的电影节。其中的亚洲电影资助计划(Pusan Promotion Plan，简称PPP)最为著名。入选PPP的导演和制片人，为世界范围内的发行人、制片人和投资者再次搭起了桥梁。这个旨在支持亚洲电影工业的项目，每年在亚洲地区选择20个左右的电影项目作为资助对象，被称为“亚洲电影工业的孵化器”，为韩国独立电影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在你看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金东虎：电影节除了影片的展映和竞赛，还有一个交易的功能。首先我会觉得因为中国电影制度的限制，所以电影的交易不活跃。在韩国，每一个公司都可以购买外国电影，但在中国不行。由于中国没有分级制度，那么中国公司能购买并在中国放映的海外影片有限，海外公司能购买的中国影片也有限，所以电影节在交易上不活跃。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电影节。
其次，上海电影节缺少自己国家的一贯特色。比如釜山电影节的特色是扶持亚洲新人、新作品，这个特色一直坚持到今天，现在所有要寻找投资的亚洲新人都知道把自己的电影送到釜山电影节。而外国的投资人也知道要寻找亚洲的新人导演就来釜山。但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没有这样一个贯彻始终的突出特点，非常遗憾。
记：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提出了扶持亚洲新人的口号，你觉得这个口号够响亮吗？
金东虎：我觉得上海要有自己的特征，不要去模仿别人。全世界有1000多个电影节，把自己办成功，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记：釜山电影节对韩国电影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金东虎：对独立制作电影帮助非常大，不仅是针对韩国，也针对全亚洲。独立制作的电影是整个电影世界里最需要帮助的，因为很多年轻的导演吸引不到投资，如果不帮助他们，可能就会断了韩国电影的后继力量，所以帮助年轻导演是釜山电影节最重要的任务。
记：具体是怎么帮助年轻导演的？
金东虎：我们发现不仅为年轻导演找资金重要，为他们的电影寻找放映渠道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放映了，别人才相信你，给你投钱。所以这三年来我们开始做一个亚洲共同的发行市场。
记：作为政府，韩国政府对于电影的发展做了哪些具体的支持？
金东虎：首先是1998年取消了电影审查制，采用分级制，从此以后韩国电影被分为12岁、15岁、18岁以上观看三个等级，没有电影被枪毙，让电影创作变得很活跃。其次是从90年代中期起，政府为了鼓励投资电影，拿出100亿韩元，在电影中投资30%，企业投资70%，用这种投资组合和公司共同分担风险。即使电影失败，因为有政府的分担，投资公司也不会死，所以很多公司都积极地投资电影。另外，电影振兴委员会有政府提供的1500亿韩元的基金，每年可以产生20亿的利息，按照每部电影5亿的比例，每年可以无偿资助4部电影(金东虎为前任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主席)
金惠俊：每一项电影制度都是斗争的结果
金惠俊 陈弋弋/摄影
电影分级制和配额制是韩国电影兴盛和抵抗好莱坞的两个有力武器，电影配额制指韩国政府为强制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满148天的本土电影，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这两项制度使得全面抵抗好莱坞的入侵已经不再是神话。
记：你前天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导演在表现的自由度上没有很好的保障，请具体解释一下。
金惠俊：中国电影缺少差异性。我说的不是艺术和商业、多和少，而是题材。中国电影没有涉及到暴力、性、批判这样的内容，这些是人性的几个方面，回避的话观众很难有共鸣。在韩国，电影是比电视更大胆的，但是在中国，我听说电视比电影要放得开。如果这样的话，那人们干吗还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呢？在韩国，我们看到的中国电影也是功夫片《十面埋伏》这样的，虽然很好看，但是韩国观众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样化的中国电影。
记：中国正在对分级制进行调研。有两个观点被看做实行分级制的主要障碍。一是中国地方太大，难以真正有效按照分级制来管理所有的影院，尤其是农村。二是取消分级制之后会涌现大量的暴力色情影片。韩国有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金惠俊：政府只要实行合理的奖惩制度，民众完全可以监控影院的行为。韩国也出现了你说的导演一窝蜂去拍适合18岁以上人群观看的影片的情况。但是这样的片子在刚出来的时候让人好奇，时间久了观众也并不盲目观看了。同时，导演自己要考虑票房，渐渐地，拍18岁以上人群观看的电影的导演就少了。
记：韩国在实行配额制的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吗？
金惠俊：当然，韩国的分级制、配额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每一项电影制度都是斗争的结果。1966年就有配额制了，直到1988年，配额制的重要性才显示出来。当时进口片非常多，能吸引韩国观众的韩国片严重不足，韩国观众也都去看进口片。与美国的压力比起来，韩国民众的呼声对配额制的压力更大，甚至有的地方官员请命废除配额制。韩国导演在这样的压力下自发组织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 dog)的团体，去每家电影院“监视”有没有按照配额制在放电影。这个团体直到今天都存在。同时，韩国政府也实行分级制鼓励导演创作，韩国导演在这样的压力和期待下才开始振兴韩国电影。本报特派上海记者 陈弋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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